2011年高华在世时，“国内有出版社主动表达出版”其文集的愿望（据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高华“为此着手整理文章，并决定将这部自选集命名为《历史笔记》。”但不知为何（其实是众所周知却又无法言说的原因）一直没有出版。2014年，高华离世两年多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几经周折，其文集在“自选集的基础上，再增添文章”，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于对往生者意愿的尊重”，文集“仍以《历史笔记》命名。”
　　 《历史笔记》两卷，四编，繁体，橫排。第一卷含一二编。第一编《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分论国民党共产党两党1949年前各自的历史。”第二编《断裂与延续》“主要论及毛泽东时代，内容涵盖了多个历史事件。”第二卷含三四编。第三编《从“大破”走向“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为一篇末刊稿。”是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撰写的“写作纲要”。第四编《读书有感》“多篇书评，论及对象既有风云人物，也有平头百姓，既有追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作家，也有大陆人所皆知的左翼文人。”第一卷的几乎全部篇目都可在高华在世时出版的《革命年代》和《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所选篇目大多相同）找到；第二卷除个别篇目在上述两书出现过外，其余均为初次结集印行。
　　 高华的《历史笔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冷峻，二是深刻。
　　 冷峻的基础是客观，是公正，是站在旁观立场的不偏不倚。高华叙述历史，无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意识倾向（这是现在很多所谓历史学家普通存在的问题），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预设褒贬，都不用现成固定的“条条框框”去简单地“套”，更不“一边倒”，是为是，非为非，不为“圣”溢功诿过，不为“恶”添丑加罪（其实，“圣”“恶”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圣”，也没有绝对的“恶”。高华笔下的“圣”或“恶”，不只是个人，而是群体，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群体，也包含底层真正支撑“大厦”的“基石”），不用春秋笔法，不搞太史公曰。叙事娓娓，拂去遮掩史实的尘埃，爬梳众说纷纭中的历史真相；评判铿铿，一针见血指涉是非功过，揭示历史和人性的深邃复杂。正因其对现当代史既不同于“文革”（“文革”中，根据政治的需要，对历史进行过广泛的篡改）也不同于当下（当下的表述重视事功，忽视对隐于事功背后的人性分析）亦不同于外岛（站在大陆的角度，台湾是否可称为“外岛”？台湾的历史研究近年虽无禁忌，却太过“百花”，许多流于庸俗）更不同于西方（西方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虽有置身事外立场客观优势，但终因文化差异而雾里看花，有所偏颇）的表述，读之才有不同于常的震撼。
　　 高华的表述虽不可避免地有主观因素，有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立场观点和其个人因素的渗入，但他的主观却可以接受并能引起广泛的赞同。行走在高华表述历史的文字里，体会他有时显得无情的冷峻（对刘少奇的评价最能体现他的这种冷峻），面对现当代史中的疼痛（在现当代，中华民族有太多太多的疼痛，“文革”是这些疼痛中的最痛），在一起疼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疼痛之后之外的情绪漾起。虽说不清楚漾起的究竟是什么，指向何方，但内心深处的涟漪却有提纯的功效，你会觉得自己对历史中的那些人那些事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曾经囿于标准言说或被情绪左右的观点渐渐脱轨，驶向一个叫做“自我认知”的站台。在这个站台上，你或许能见到逝去的时光里的转承起合，甚至能捕捉到这转承起合后面的思绪悸动：高尚的，世俗的，卑劣的……
　　 深刻是历史研究必然的走向，没有深刻，无以成就历史的功用，历史研究不仅仅要爬梳史迹，厘清史实，更重要的是要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在人类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势”中去考量，并能从这些考量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做到“鉴古知今”。高华在历史研究中既下足了“考据”的功夫（不推测推理，每一事件都有资料支撑，资料不全，不妄下结论），弄清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清晰脉略，又从史实出发，上升到了理论甚至哲学的高度（这个高度既不是新颖词汇的聚集，也不是奇异观点的罗列，而是令读者在受教益的基础上，自觉地去思考一些“大而无当”问题）。宏大事功背后的思想与性格冲突（可怕亦或可悲的是这种冲突往往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个人经历里命运的必然与偶然（偶然里有必然，必然里有偶然，丁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革命”与“反动”的洪流里合奏出历史“大浪淘沙”的“洪波曲”（郭沫若并不是个有独立意志的文学家亦或革命者，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天才”，虽然这些“天才”有些时候被用于“附势”），在他笔下，许多个人的生命经历成为历史的注释，这些注释是历史发展轨迹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影响甚至改造。深刻的不仅仅是他寻觅揭示了近现当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们（这是比传统观念宽泛得多的概念，不仅有革命的，也有被曾经称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甚至反革命的）探索建立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宏观历程，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在这个历程中人性的复杂和一些“个人”对这个历程的深远影响以及另一些“个人”在这个历程里的或自觉或跟随或无奈或完全丧失自我。这些深刻的提升，既有正剧效果，亦有喜剧色彩，更有悲剧的震撼。
　　 历史研究中最见历史学家功力的或许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细微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华无疑深具此等功力，在《历史笔记》的许多篇目里，都能见到他此等功力的展现。许多史实，很多人都知道，都曾述及，给人见惯不惊之感，但当这些史实到了高华笔下，突然便具备了不同于常的功用，一下子便成为历史规律的组成细胞（比如，高华在探讨“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问题时，给出的所以如此的结论）。这些细胞裂变，扩展，漫漶成一串美妙的宏旨，见之则喜，喜然后思，思而颔首，会心无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笔记》既是给人以启迪的历史著作，也是可以照亮暗夜指引航向的灯塔，能把平庸的思绪提升到高于平庸的层次，让世俗的红尘凡心生出一些脱俗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