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是我至今难予忘却的日子。那一天，我16岁。
　　 清晨，我起得很早，大约刚五点吧。竟管时间还早，但火红的太阳已从东房窗户的玻璃棂框中，照射了进来。简单的洗漱后，检查了一遍前一天晚上已收拾好的行李，来到前堂，母亲已熬好了小粥。母亲说：快吃吧，一百多里的路，够你走一天呢。我看见母亲说这话时，眼角已悄悄地盈溢着泪珠。
　　 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们中断了学业，由学校分配支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藏（西藏）、上山下乡。支边、支藏的同学先期离开了生育养育了我们十六、七个春夏秋冬的故乡。剩下的我们被分别分散安置在边远山区的农业生产队。从县城去山区没有公路，只能靠双腿步行。在生命成长的十六个年头中，从没离开过县城、离开过父母、离开过家。现在要独自徒步一百多里，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心中说不出是高兴或是惆怅，也难怪母亲的眼角会含满泪花。
　　 顶着三伏酷热的日子，一路汗流浃背，背上的铺盖卷及简单的行李更加剧了灼热的烫伤、脚下的青石板小道，遗留下一串串失落的汗珠，瞬间便被骄阳炙烤挥散，空余般般印痕，仿佛预示着前程的艰辛。正午的阳光，散发出强烈的紫外线，增添了饥肠的咕噜之声。亏了母亲强塞进垮包里的冷面馒头，就着渠河清澈的江水，慰足了肚囊，甩开“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大步，昂首挺胸在山峦起伏，凹凸坎坷的乡间小道。随着太阳西沉的余辉，终于来到了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华莹山下的一片丘陵沟壑。
　　 在公社的大院里，找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陈书记，递上户口迁移证及学校（加盖有县知青办的大红印章）下乡派遣证明。陈书记面对我等类似的“小鬼”早已见怪不惊。随手写了张便条，说：“去二大队八队吧。出公社大院往南直到河边就是了。赶快去吧，天黑前，还能赶到。”
　　 从公社大院出来，太阳已滑落进了山脊的背后，西边天际被如火的红晕笼罩着生涩的疲惫，象似在催促孤旅的人儿匆忙的步履。我情不止禁地加快了脚步，向着那望不到头的小径急赶。
　　 天刚挨黑，进了村子。问到队长家，从木屋瓦房里出来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因为身材矮小，硕大的头颅象是趸放在双肩之上，一张近似木雕的面孔分不出生活的纹理。知道他便是队长，忙说明了情况。队长眯起与那张宽大的脸庞极不协调的细眼，对我审视了半天，才问道：“十几岁了？”“今天刚好十六。”队长便自言自语般喃喃道：“造什么孽哟，这么小的娃娃，弄来咱个办哦！”我忙说：“学校统一下户口，不想来也不行呢。”沉思一片刻后，队长说：“知青房已住满了。先在我这里吃夜饭吧，今晚就住这里。明天再说。”
　　 队长家的晚饭很简单，包谷面粥裹青菜，加上一碟酸咸菜。也许走了一天确实饿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喝了一大海碗。
　　 晚饭后，队长扯过一张竹凉椅，递我说：“屋里太热，就在院里躺着吧。”我接过竹凉椅，到木屋外的院坝，此时天色已黑尽，隐隐约约地看见院坝里布满了竹凉椅和竹凉床板，村民们都在院坝歇息。
　　 这一夜，因酷热根本不能入睡，只好孑然座在凉椅上，周围成群的蚊子“嗡嗡”作响，一如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鬼子狂轰烂炸的飞机，残酷无情地向手无寸铁的我猛然攻击，无伦我蹦起来跳向何处，“鬼子的攻击”总是弹无虚发。一夜的傻坐乱蹦，搅得六神去掉了五魂。仰望着启明星闪闪烁烁，但前一天徒步百余里路程的疲倦，加之一宿的熬煎，终于忍不住眼框的泛意，昏沉沉般进入了梦境。
　　 （二）
　　 知青房建在渠河边上的一处高坡顶上。背山面江，一排四间。早已住满了四位知哥知姐。“知龄”最长的刘玉萍，是68年下去的老知姐;接着便是70年住入知青房的陈刚和杜梅，杨小兵72年落户，“知龄”最短便是我了：刚两天。
　　 队长去与陈刚和杨小兵商量，希望我能与他们其中一人同住。杨小兵说：“我最近身体不适，打算过两天回城去调养段时间。既然小兄弟来了，就暂时住我房里吧，我今天就回城去。
　　 我便暂住在了杨小兵房里。。这一住就是几年。因为杨小兵在家“养病”期间，利用其父母关系，很快便被招工回城了。就再也没有回过队里。
　　 日子久了才知道，我们生产队每十分工分值（每天全劳动力全勤为十分）价值人民币四分钱。因我初干农活，加之人小（瘦骨伶叮的完全还是个“小鬼”），被评每个劳动日值八个工分值，其中还渗加了照顾“知青娃”的感情成份;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劳动价值是三分二厘人民币。为了这三分二厘，早上七点出早工，刨除包谷（玉米）地里的草，九点收工回家做早饭，饭还没煮好，十点又开始出上午工了，只好饿着肚子挑大粪，一担50公斤从山脚挑上山腰的积粪池，每人两担;还好山不算太高，远约二公里，如是全劳力青壮年人一上午挑两个来回轻松有余，就苦了我这“小鬼”，大粪臭气薰天的异味，不用说了;挑一趟已累死累活，到了山腰，农民兄弟早已收工回家了。下午四点继续开工，去稻田扯杂草，这个活比挑粪轻松多了;就是脚下被田里的杂石烂瓦割得四分五裂、皮绽肉开，真可谓人见尤怜。
　　 下午收工后，我便忙着生火煮饭。刚从坡上砍下的柴火是湿的，弄得满屋茫烟，灶堂里却不见着火。
　　 杜梅在隔壁也被我弄的烟雾薰得直呛，赶忙跑过来问我：会不会生火呢？不会就别弄了，过来大家一起吃吧。
　　 至此，我才知道，陈刚也不会煮饭，平常都是由刘玉萍和杜梅做饭，大家都在一起吃的。老实说，以前在家里因有母亲和姐姐罩着，就没做过饭。正愁这自己开伙的日子，不知怎样对付。大家一起吃，就减省了不少的麻烦。慢慢地感觉到知青屋就象一个临时大家庭，刘玉萍、杜梅除了做饭，还常常“顺带”给我和陈刚洗些衣服、被盖之类。当然，打柴、挑水之类的体力活也理所当然地由我和陈刚承担。
　　 那时，国家对每个知青们下乡的第一年每月补贴六元人民币，十五公斤的定量口粮票，三两肉食供应票。那时他们三人都没有了供应粮，只能靠队里的分配过日子。自加入大家庭后，我的供应粮也就成了“集体”口粮。
　　 一天天刚麻麻亮，队长忽然光临寒舍，诚惶诚恐地讨要我那三两肉食供应票;因为队长老母亲七十九大寿了，疾病缠身卧床多年，眼见过不了几天了，老人半夜睡不着突然想吃点肉食，以满足人生最后宿愿。而村民们是没有肉食供应票的，除春节期间大胆者偷偷地私宰生猪，一饱口福外，平时基本上看不见肉食。出于同情还夹有点怜悯，我慷慨地捐出了肉食供应票，还附带捐赠了两元人民币。对于我的慷慨，在我始料未及之下，队长“卟嗵”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老眼泪溢、连声谢谢;我急忙连抓带拽拉起队长，目送他跚跚而去，不由双眼逐渐模糊……
　　
　　 （三）
　　 知青房里，刘玉萍年纪最大，下乡的日子也长，自然便成了“家长”。
　　 刘玉萍也很有“大姐”风范。将陈刚、杜梅和我当成小弟小妹，默默地尽着无微不致的关照。
　　 当时，每个知青和当地村民一样队里划给了三分自留地。陈刚、杜梅和我的自留地都送给村民们耕耘，刘玉萍的自留地却是她自己种了不少蔬菜，她用自留地里收获的蔬菜，做了几坛的咸菜，便成了我们无菜时的下饭料理。
　　 队里对知青们的劳动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一般情况下，除刘玉萍外，我和陈刚、杜梅几乎没参加过出早工。只有上、下午工跟着村民们后面，摸摸噌噌地瞎混，干多干少，村民们也不理会我们。队长常说：知青娃们，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只要别出事，让你们在城里的爹妈担心。就行了。
　　 陈刚和杜梅是重庆下放来的。全公社三百多号知青中，重庆下放来的占了一大半。重庆知青喜欢结伴串门，陈刚和杜梅也时常不在家。从刘玉萍那里知道，陈刚和杜梅不但同是重庆大型军工企业的职工子弟，还是同学，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刘玉萍大我七岁。六八年小学没毕业，就被“动员”下乡来了。一天做晚饭时，刘玉萍边做边哼唱着当时知青中流传甚广的“知青之歌”。那伤感的旋律，融和着她六年知青生涯的凄苦惆怅与渴望，回旋在空寂的山壑，撞击着心灵隐隐作痛。吃饭时，我问她：“刘姐，你下来都快七年了，怎么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出去呢？”
　　 刘玉萍无奈地叹息说：“谁不想早日回去呢！我出身不好，父亲家是地主，又没有背景。我与公社干部也套不上关系，所以，眼看着别人走了一批又一茬，想到自己不知还要等待多久，心里早就不是滋味了。”
　　 看着刘玉萍泪眼婆娑，我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了凄婉的惆怅。
　　
　　 一天，陈刚和杜梅串门回来，两人紧张地对刘玉萍说：杜梅怀孕了。那时，知青怀孕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旦事情败露，带来的将是很多麻烦。第一，“表现败坏”的名誉是肯定的;第二，一旦“表现败坏”定下来，就将永远失去任何回城的机会。
　　 刘玉萍问陈刚、杜梅：你们打算怎么办？
　　 陈刚哭丧着脸说：我们原打算去外公社卫生院做人流，但卫生院要公社证明才能做。我们那敢去开证明呢？这不，就回来请刘姐想办法。刘姐你可无论如何要帮帮我们！
　　 刘玉萍思考片刻，说：得尽快做流产，时间长了更麻烦。明天，我带你们回城里去，找熟人做。现在只能这样了。
　　 陈刚和杜梅对着刘玉萍不断感激地说：我们听姐的。
　　
　　 （四）
　　 刘玉萍、陈刚、杜梅走了，知青房剩下我一人。
　　 夜晚，河风呼啸着刮过房顶，“呜、呜”的声响就象《聊斋》演义的鬼哭狼嚎。桌上的煤油灯似乎被室外的风啸声吓掉了一半的魂魄，熠熠闪闪、忽明忽暗，徒添着凄恻的浓烈。
　　 我仰躺在床头，读着从刘玉萍那里拿来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主人公苏冠兰与丁洁琼、叶玉涵的感情纠葛，让我第一次懵懵懂懂领悟到了人生的爱情意义。在那个时代，我们虽然顶着“知识青年”的“掩耳盗铃”之名，实质上却与“知识”很难搭上边缘;充其量也就是能认识几个汉字而已。更不用说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了。对于爱情的认识，到那时为止，几乎是一片空白盲区。读到小说中的热烈场面，在夜深人静的环境下，也止不住耳热面红，心潮澎湃。尽其自己的想象，去试图分析理解爱情的真实含义与肉眼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例如，陈刚与杜梅之间是不是爱情？如果是爱情，几乎少了书中的热烈与细腻;如果不是爱情，杜梅怎么会怀孕？
　　 几个不眠的夜晚，思绪便在试图弄清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陈刚、杜梅的情感脉络里荡漾。或许，那时的年纪真的太小;从未开启的心智在长期的精神涸禁中，对忽然跃进眼框，闯进内心的那片感情误区，充满了懵懂的好奇与莫名的渴望。
　　 接着，阅读的另一个手抄本《少女之心》更让刚入青春期门槛的我，热血愤张。说实话，活了十多年，压根就不知异性的生理结构及心理成熟随现的变化。刚下乡时的大热天里，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村民大娘赤裸着上身，硕大疏松的乳房，垂落在胸前，目若无人般劳作在山坡田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冲击力，而且几乎所有村民都有一种熟视无睹的免疫能力。
　　 所以，当后来有知哥知姐们聊起《少女之心》的神秘时，我压根就不当回事。
　　
　　 （五）
　　 一天，队长找我说，公社要求生产队办扫盲夜校，让知青们帮助不识字的村民们扫盲学政治。
　　 刘玉萍、陈刚、杜梅都还没回来，知青房里就只我一人。没有推迟的余地，便走马上任当起了村民的扫盲教师。
　　 教室设在生产队保管室的前堂里，队长不知从哪弄了块黑板来，我便从村民中姓氏最多的“杨”字开始，一笔一划地教村民们。第一天晚上，来的人不多，也就七、八人，而且多是晚饭后闲着无事的大嫂大婶。第二天，队长说，给参加夜校的人记二个工分值，以后，陆续来的村民便多了，最多时达到六、七十人，保管室都坐不下了，便将黑板立在保管室外的坝子里。几天下来，没想到村民的识字热情空前高涨，还有村民主动提问ＸＸ字怎么写，什么意思之类的话题。一般的字，我还能凑合讲清个一笔一划一竖一撇的规则，但对字的意义解释，可范了难;因为我们读书时，小学四年纪就遇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以至后来都没有认真读过几天书。
　　 恰巧刘玉萍他们回来了，我象找到救命星一样，赶快求他们帮忙。但刘玉萍也只读了小学五年级，陈刚与杜梅也差不多。刘玉萍便提议去找本《辞海》来，大家都觉得办法不错。可到哪里去找《辞海》就成了问题，村民肯定是没有的，唯有公社小学或区镇中学，有《辞海》的可能性很大，但路途都远，特别是区镇中学，去一趟就有三、四十里地，一个来回就七、八十里。
　　 陈刚有个同学在区镇中学代课，便自告奋勇去跑了一趟，果然借回了本《辞海》。此后，除杜梅需要休息外，刘玉萍、陈刚和我三人，便共同为村民们上扫盲识字课。那时，村民中识字的的确不多，全生产队也只有会计、保管员等少数几人读过一、二年小学。村民们学习的热情，传到了公社，公社认为仅学识字还不够，必须加强夜校的政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