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之后，88岁的母亲大病初愈，到城里小住几天，天天嚷着要买寿鞋。我陪母亲到寿衣店看看，接连挑选几双棉鞋，母亲曾经缠裹过的脚有点变形，试穿都嫌大。好在店主是老熟人，翻箱倒柜，拿出一双纳花布底鞋脸上人工刺绣荷花的寿鞋，母亲总算是满意了，慈祥地笑着说：“临走就带这点东西，不能到那边走不成路啊。”瞅着母亲满脸宽慰的笑容，我心里一时五味杂陈……
　　 母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姊妹6个，排行老四。1938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口，豫东黄泛区尽成泽国，民不聊生。我姥爷和姥娘匆忙将大姨嫁出去，带着3个舅舅和小姨奔陕西逃荒而去，狠心撇下年仅11岁的母亲，送进土匪窝里当了童养媳。这辈子我从没有见过姥爷、姥娘和舅舅，他们一去不返，魂魄永远留在了陕北黄土高原。母亲说，姥爷临走就给她留下一条薄被子，寒冬腊月睡麦秸窝，冻得浑身打哆嗦，拉一块破草苫盖身上。母亲当童养媳的村子就是我曾祖母的娘家，村里没有杂巴姓，年轻人大都跟着我大表爷扛枪为匪，打家劫舍。母亲的男人是我大表爷的族侄，家中父母双亡，留下几亩薄地，弟兄俩不事农桑，整天游手好闲。母亲过门没多久，那个男人就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家里剩下大伯哥和母亲两人。
　　 黄河水灾过后，又赶上大旱灾年，三伏天不下雨，庄稼多被旱死，那情景就像电影《1942》描述的一样，饿殍遍野。偏偏祸不单行，母亲婆家的大伯哥玩枪走火，子弹穿透前胸后背，打烂了肺叶，因无钱医治，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家庭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稚嫩的肩头。麦天里，十几岁的母亲一个人下地割麦子，割完麦子雇佣大表爷家的太平车往家里搬运，交换条件是，母亲整个麦季都要帮大表爷家义务干活，单薄的身子骨硬撑着，身边孤零零连一个怜恤的亲人都没有。
　　 冬去春来，大灾年苦熬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家里揭不开锅了，伤口化脓的大伯哥仍然躺在床上。那时候，我爷爷带着奶奶和父亲逃水灾到老舅家避难，奶奶整天推磨磨面，与村人合伙支起一口油锅，靠炸麻花糊口。母亲就到爷爷家的麻花摊上赊账卖货，每天早出晚归，挎着竹篮卖麻花，一天下来，碰上生意好时，能赚三五根麻花，拿回家搁锅里，配一些野菜煮成稀汤，用勺子舀着一口一口地喂大伯哥吃。就这样，母亲不但没在灾荒年饿死，还将大伯哥救活了。20多年后，大伯哥从新疆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跟媳妇一块做小生意，路过我家吃午饭，提起当年的旧事，两口子千恩万谢，一个劲儿说母亲的好。
　　 解放前夕，我的家乡一带属于游击区，新四军豫、皖、苏军区71团和28团越过新黄河，到水西开辟根据地，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土匪武装也经常驻扎在这里，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他登场，都想在地方建立自己的政权。共产党武装了解到母亲出身贫苦，想让她出头当妇代会主任，母亲身处土匪窝，整天小心翼翼在刀尖上过日子，深知其中利害，婉辞拒绝了。村里跟母亲同命相连的另一个女人，男人被抓壮丁打死了，独立支撑着门户，天不怕地不怕，就应下了这份差事。月明星稀的夜晚，四表爷纠集几个年轻人，提着手枪叫开那女人的家门，不由分说就掐住了脖子。情急中女人反咬一口，咬住四表爷的手指头嗷嗷叫，几个人好言相劝，哄骗那女人松开口，顺势将一支黑洞洞的枪管捣进嘴里，掐着脖子一会儿就咽了气。那天晚上，母亲躲在暗处，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几个年轻人抬着那女人刚断气的热身子，一头纷乱的长发耷拉在地上，不声不响弄到东岗给埋了。
　　 事隔不久，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古城，家乡宣告解放，四表爷被人民政府就地处决。母亲婆家的大伯哥也因当土匪血债累累，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边疆劳动改造。母亲终于摆脱土匪家庭羁绊，结束了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经人说和，母亲与未婚的父亲组建起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母亲，进入我们家没过几天好日子。我大爷膝下无子嗣，与我爷爷老弟兄俩守我父亲一棵单根独苗，自幼读书，娇惯成性。身为农民，父亲一辈子不会扬场放磙、摇耧撒种，母亲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虽然并不富裕，却在村里头一户购买了缝纫机，盖起了令人眼馋的青砖大瓦房，父亲也如愿以偿骑上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心灵手巧的母亲自学裁剪，不仅将我们6姊妹穿戴打扮的干干净净，还为村里几百口人裁剪做衣服，在乡下成为远近闻名的裁缝。特别是村里突然死了人，来不及准备寿衣，母亲将缝纫机抬出来，从头到脚为死者做衣服，紧紧张张忙活一天，把两条腿都累肿了，却不收分文报酬，为众街坊留下一个好口碑。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降生头一天就赶上村里合大伙吃大锅饭。母亲把我放在村办托儿所里，拖着虚弱的身子参加“大兵团会战”。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太太看护十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任其忍饥挨饿在襁褓里屙尿哭哑了嗓子，却顾不上管。母亲怕我这棵独苗苗饿死了，央求队长将我临时带到地里，半晌好给我喂一次奶。一个风高月黑的寒冬夜晚，母亲踮着那双缠裹后畸形的小脚，怀抱我步行5公里，到另一个村子参加深翻土地，归来已是后半夜，整个人累得散了架，还要照看饿得皮包骨头的四姐。多年后，母亲回忆说，不知道那日子是咋熬过来的。
　　 母亲最难忘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应招到豫西矿山当工人，六月天我家大奶病逝了，当时不通电话，交通也不便利，联系不上我父亲归乡奔丧。按照乡下的老规矩，门户里有男丁的家庭，女人是不能为死去的长辈摔老盆的。无奈中，母亲披麻戴孝，一只手抱着大奶的灵牌，另一只手掂着老盆，替父亲尽人子之孝。送葬路上，母亲“娘啊”一声呼唤，当街摔碎了老盆，惹得众街坊纷纷落泪。
　　 随着我们6姊妹长大成人，三姐参加了工作，我也当兵面临着提干，母亲觉得苦尽甘来，儿女给她争气长了脸，终于舒心地笑了。可那爽朗的笑声余音未了，因我赴南疆参战生死未卜，母亲复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1979年2月，我随部队出征南疆，全身瘫痪被抬下战场，转诊于野战医院急救室，切开气管靠通播呼吸机输氧维持生命。那段时间，母亲的神经是最敏感的，战后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都寄回了平安家信，我却一直没有消息，母亲就觉出了问题，急忙让父亲卖掉家中仅有的一些红薯干，凑足路费搭火车往南边寻找。走到湖南衡阳车站，母亲因悲伤过度，又喝了凉水，拉肚子躺倒在站台上起不来，幸遇车站乘务员热心救助，让身体虚脱的母亲喝上开水吃了药。母亲强撑着站起来，又继续向南边的战区赶奔，在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挨个到野战医院询问，最后终于在南宁市303医院急救室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
　　 母亲不顾旅途劳顿，让父亲上街买一只小铝锅，从营养灶上领来面粉和鸡蛋，生火为我做一碗家乡风味的蛋花甜面汤，又亲手操勺子，像儿时哺乳那样，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此后，我随部队转入豫北371医院，听医生说我注定要躺床一辈子，母亲不甘心，在乡下四处寻医问药，找到一个祖传秘方的老中医，把老中医请进医院为我诊治，每月坚持服用中药丸。那中药丸40元钱一付，能吃两个月，父亲按时从豫东到豫北医院给我送药，从没有间断过。岂知当时的40元钱就是家庭半年的开销，母亲卖掉家中饲养的猪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副银镯子也换成了钱，四处求借给我买药，让我奇迹般地站立起来。
　　 人活一张脸，因我的存在，能够为这个家庭顶门立户，让父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如今，我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各自成家立业都让我抱上了胖孙子，高寿的父母熬到了太爷爷、太奶奶的尊位。目睹一家人四世同堂，绿树成荫，母亲终于心情释然地开怀畅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