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可解，有不可解、不必解，多年前，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在诗歌议题中就有过诗歌“再现”与“表现”的大讨论，因为艺术理想、审美观念分歧而产生的论争言犹在耳，但现在看，当时忽略了诗的“隐现”，既然诗是心灵的事业，从美学角度说，隐现应该更接近于诗。
　　 写诗，贵在善于处理虚与实，即象与现，二者距离近了是再现，距离远了是表现，若是远得望不见了，如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重在写神，则是隐现。
　　 诗之再现是通过客观的描写、叙述等，让旧有的事物准确、形象地展现在笔端，再现当然是艺术再现，而非泥于实际、只做生活的搬运工，但在诗之写作中真要这样要求也非易事。
　　 诗之表现，主要还是想把艺术和现实生活拉开，以表现主观情意为主，“情”乃艺术之根，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表现主要以“象”取胜，当然，这个“象”也不容易寻，如庞德所言“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
　　 诗之隐现呢？是要隐“象”，意象藏而不露，“味在酸咸之外”。在山水诗人孔孚先生看来，“有象”便是有规定，那还是窄的，“无象”却是无限大，他在《复王尔碑》的信中说，“平常心，家常语，而又深不可测，方是至境。这是很难很难的。”我想这个深不可测就是隐现。
　　 作为“新隐逸派”的代表诗人，孔孚推崇东方神秘主义，推崇“抟虚”，以为自己比唐代王维走得还远，在他看来，“东方神秘主义将不止否定现实主义之‘再现’，也将否定现代主义之‘表现’；而取‘隐现’。就其‘超脱’‘纯净’而言，它有些类似‘超现实主义’”。
　　 孙静轩先生和孔孚同为当年济南文坛四大才子之一，孙静轩后来调往四川，他认为孔孚搞隐现有点过头，在给后者的信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名画《深山藏古寺》并没有出现寺庙，却画了和尚，有了和尚，人们才会联想到山中必有寺庙，现在你搞的这个隐现，连和尚也没有了，那恐怕就无从想象了。孔孚回信反驳说，“这个问题，我想最好还是留给画家来回答。要说诗，可以肯定，是用不着什么和尚来引路的。王维藏香积寺，就没有让和尚露面，他是以深山闻钟隐现。”并在后面不客气地批评说，“我总以为，你的天赋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诗没有写得上去，出大新，主要原因就在于你至今对此尚缺乏深切认识。”孙静轩读到此信很窝火，回复说为了友谊，就什么也不说了。孔孚回信说你“好糊涂”，没听说真正艺术间的论争，会影响到友情？你把话痛痛快快倒出来为诗坛添一点生气，不是很好么？
　　 笔者在这儿不惜笔墨搬出旧案，要说的无非是再现、表现和隐现之间的论争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孔孚推崇司空图、严羽、王士祯，自然也受了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马拉美就说“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在我看来，隐现更适于写山水诗、写心情、写事物的内部、写隐秘世界，但若是除此之外的题材，因了玩得深，因了隐现造成的晦涩就会很多，误读或多数读者读不懂也将更多，这就成了问题，这也是孙静轩所担心的地方。孔孚对这一点是这么回答的，“说实话，我从没敢想，我的诗能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接受。”如此说来，他所面对的诗歌读者只是小众，写的并不是大众化的诗，隐得深了，隐得远了，就曲高和寡了，读者就越发少了。
　　 再现、表现和隐现是一步一步往深里走，往艺术的顶峰上攀，三者不是孤立更不是对立，表情达意既要看叙说的内容，又要考虑转着弯说的艺术技巧，这就看诗人们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