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无事，沏上一杯热茶，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和家人一起看那五彩斑斓的电视，心情被滋润得很惬意。忽见某地的几个退伍兵组织电影放映队为广大农民演露天电影，而且坚持了几十年，内心被他们的精神所触动。儿子在旁边说，这不是你的第一个理想吗？老爸这点事儿被他弄了个门儿清。的确，做一个电影放映员是自己孩提时代的第一个人生梦想。孩子的话，开启了我的记忆之门，往昔那些有关电影的事儿不由自主地在眼前开始了放映……
　　 记不清第一次看电影是几岁的时候，但肯定是上学之前，肯定是也在上学的老舅带着去的，肯定是个黑白片，如今肯定记不住是什么片子，但肯定就从那一次起，电影这个梦幻世界便开始伴随我，滋养我。渐渐地，我不需要老舅带着，自己也能去看露天电影，一直到我十九岁那个秋天离开那个小山村。如今，那个梦幻世界依然伴随我，滋养我，只不过再不是已留存在记忆里的露天电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居住的辽南小山村虽然地处两座大山的夹缝处，地势崎岖，虽然仅有一条沿着河边蜿蜒伸向山外的土路，但文化生活却是和全国人民不差上下的：八大样板戏无数遍观看，经典桥段倒背如流，《南征北战》连着《渡江侦察记》，在《金光大道》旁看《难忘的战斗》，当年心里那份知足感和甜蜜感，至今萦绕心间，这一切都得感谢已经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碑石上的公社电影放映队。
　　 人民公社化时期，现在被称作乡镇的，当时叫公社，现在被称作村的，当时叫大队，现在称为组的，当时叫小队。我所在的全公社共有十六个大队，每个大队有若干个小队，我所居住的小山村就是这全公社十六个大队中若干个小队之一。公社的放映队有两台放映机，一大一小，后来知道大的是放映十六毫米胶片影片的，小的是放映八毫米胶片电影的。如今这两款放映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成为收藏家们手中的文物。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两款放映机的身影可是遍布大江南北，纵横东西边陲的。电影放映队分为两组，一组一台放映机，两组分开流动。放电影是一个大队演一场。于是在我童年的记忆狂欢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半个月可以看到一场电影，其中还有一场是大银幕的。
　　 盼电影队，是当年电影记忆中的前奏曲。按照电影队的轮流放映的规律，预计要来的那几天，天天中午就到大队部去看是否有放映机。没看到，自然是一脸的失望，心里还盘算着是不是下午能来，打定主意傍晚再来看看；看到了，便是狂喜不已，逢人便告诉人家，晚上大队演电影，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还有个办法，就是凭借地理优势。小时候居住的老屋，隔窗可以看到通向山外的那条土路，也是放映队进村的必经之路。于是，那几天，就天天趴在窗前看，看那条土道上是否有拉着大放映机的那挂马车走过，看是否有那个载着小放映机的自行车远远而来。一旦看到这两个熟悉的影子，便撒开脚丫子，一路狂奔一直尾随到大队部，看着放映员叔叔卸下了机器，这才算彻底放了心。最为沮丧的是，应该来的日子，却不见踪影，而且打听不到任何消息，那份失落绝不亚于现在的孩子周练考试不及格。
　　 电影队来了，心里有了底，接下来就是筹划看晚上这场电影了。看电影自然是露天的免费的，但座位却是分三六九等的。大队演电影的空场就在大队部前面。顶南头有两棵高高的杨树，那是挂银幕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超级影迷而言，自然要占个最佳位置，正面正中间，既不能离银幕太近，也不能离银幕太远，这样的好位置面积实在少得可怜，可像我这样的影迷整个大队不在少数，于是便僧多粥少。为了抢到这有限的优良资源，及早占位置是电影开演前的头等大事儿。于是乎，在没上学之前或是周日没课的日子，太阳还没落山就开始行动了。也等不及吃晚饭，抓一块剩的玉米饼子揣进兜里，拎上个小板凳就去了那个演电影的空场。而赶上学校有课，那就放学不回家直接去。莫道君行早。到了那里，往往已有人已准备就绪。不争不吵，赶紧贴着人家后边放下小板凳，去周围找石头把板凳垫高。一通忙乎搞定座位后，就开始和那些先到的伙伴们议论起听来的消息，一般都是晚上演什么电影，讲什么的，最受欢迎的是演新片，要是听说还演样板戏，一些伙伴们就要嘟囔着这是演第几回了，有些失望的情绪，但却没人走。因为回了家就只剩睡觉了，更没意思，还不如在这里听那熟悉的旋律，看那熟悉的影像。
　　 天刚擦黑，放映队的两位叔叔吃完了大队给安排的派饭，就来到空场做开演的准备。他们先把两根绳子甩到两棵大白杨的树杈上，把绳子的一头分别系到银幕顶端两角，然后拉动绳子，将银幕挂起来，然后在离银幕二十多米的地方支起了放映机。这时候，大人们也开始聚拢起来，奶奶和妈妈们开始寻找和吆喝自己的孩子，去分享孩子占座的胜利成果。爷爷爸爸们开始互相交换着老旱烟，唠起了闲嗑。我这时候叮嘱和妈妈一块来的弟弟占住座位后，便溜到放映机旁边看放映员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看那神奇的放映机。心里一阵阵嘀咕：那里边有什么机关，可以弄出来活动的人，美丽的山水，动听的音乐和宏大的千军万马，是什么魔力使男女老少们随着它喜怒哀乐。有时候真想去碰碰那个神秘的机器，对会使用机器的叔叔也羡慕不已。就从那时起，一个梦想在心里发了芽：长大了我也要做个放电影的。多年以后，我看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不禁哑然失笑，编导吉赛贝?托纳多雷影像世界里的那个小多多和我俨然就是兄弟，像极了的兄弟。只不过，他痴迷于剪电影，我痴迷于放电影。
　　 电影开演了，放映机发出过片时齿轮咬在胶片齿孔里轻微的咔咔声。在我的耳中，这声音比世界上任何的声音都美妙。随着银色世界梦幻的开始，封闭小山村里男女老少们安静下来。逐渐地，所有人开始忽略季节冷热的存在，还有蚊虫的袭扰，大人们忘却了贫穷艰辛，孩子们开始沉醉于英雄们的高大无敌。天上的星星月亮静静地注视着这些一辈子都很难有机会走出大山缝隙的人们，看着他们畅游在银梦世界中。就是在这样的露天电影世界的引领下，当年小小的我逐渐知道，大山之外还有许多村里没有的东西，包括这神奇的电影和神奇的放映机。
　　 稍稍长大些后，看露天电影就不局限于在自己的大队了。摸准了规律，在电影队到邻近几个大队演电影的时候，自己也会约上几个伙伴，爬山越岭地去看。于是一部影片可能看了三四遍。记得彩色版的《渡江侦察记》竟然看了五遍，黑白版的也看了三遍。每当此时，大人们就会说了，早晚会来，着什么急呀。或者是又不是没看过，黑天瞎火，图个什么呀？大人们不知道，其实去邻近大队去看电影往往都没什么好位置，大多是在银幕背面看，看到的影像也是反的。可就是这样，也还是愿意去。时间长了，连放电影的叔叔都认识了我们几个跟着电影队跑的小孩儿。记得有一次，一个高个子叔叔摸着我的头说，回家和你爸说，把你给我当儿子得了，天天让你看电影。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哄笑，我也闹了个大红脸，躲进了人群。
　　 看当年的露天电影，还得有吃苦的精神。因为是在露天，无遮无拦，大自然的一切不理解都需要承受。严冬里，呆不长时间，手脚就像猫咬似的难受，要不停地活动，防止冻伤。夏季的蚊子更不体谅人们爱电影的心情，他们倒是得到了千载难逢吸血饱餐的时机，向人们疯狂进攻，于是看电影的人群中，时不时地传出拍蚊子的劈啪声，一场电影下来，往往都是红疙瘩数个，痒的难受。舒服的日子是春秋两季，不冷不热的，劳累一天，看个电影放松身心。更有热恋的男女借机约会，自己上映一部爱情片。
　　 当年乡村里的露天电影也分几个阶段。一九七六年之前，故事片比较少，经常重复放映，一次只演一部片子，但在演正片之前，都要放映一段新闻简报，内容大多是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从这些小片里，山村里的人们看到了心中的红太阳，周总理，朱德，自然也有康生、江青等。小山村里的人们自然不知道这些大人物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是会说起来，毛主席八十多岁了，还是那么精神。那时的我自然不会关心这些，只是有一次放映的新闻简报，传出了哀乐声，一个方脸老头的相片出现在银幕上，听听解说，原来是说一个叫傅作义的人逝世了。顿时脑海里出现了两个疑惑：这傅作义是谁？为啥叫逝世？于是赶紧问旁边的老舅，老舅的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不看我，嘴里嘟噜一句，演完告诉你。在那天电影散场回家的路上，老舅给我讲了傅作义，讲了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伟人离世了要称逝世等等。虽然不是都懂，但从此我朦胧地觉得世界上的人除了好人和坏人，还有一种会变化的人，还有就是用词是有讲究的。如今，回乡下和老舅闲话，说起这件事，老舅还说，我就喜欢大外甥这爱想事儿的劲头。
　　 一九七七年春天开始，露天电影开始进入了最火的阶段。随着一大批文革前拍摄影片的解禁，片源开始充裕，预热的新闻简报不见了，正片也开始排两部。虽然还是半个多月一次，但一个月已经能看四部故事片，这可解了馋，过了瘾。而且，除了新电影之外，也真正看到了一些电影经典，比如，国产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早春二月》、《董存瑞》、《冰山上的来客》、《祝福》、《阿诗玛》、《刘三姐》、，甚至还看到了国外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知晓了一些如水华、谢铁骊、谢晋、苏里、赵丹、白杨等一大批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同学们之间的大多数话题都被电影所占据，获取电影资讯的渠道也逐渐增多。我的主要办法就是除了露天电影外，再就是听收音机里的电影录音剪辑。一些有关的报刊也开始进入视野，《大众电影》杂志是最朝思暮想拥有的，但仅仅是想想而已，终究是买不起的。不过，有一年我是软磨硬泡让妈妈给我买了刊登当年电影百花奖选票的那一期，凭着平时的积累，我填写的选票竟与实际评选结果只差了最佳男演员一项。这件事在同学里传播开来，年龄最小的我竟也有了几个大哥级的粉丝，每当说起电影的话题，我便俨然成了大哥，着实是自我感觉良好了好长一阵子。
　　 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条件的改善，公社把俱乐部改成了影院，看电影再不用顾忌风霜雨雪、天寒地冻了，但需要买票也使我们这些乡村穷影迷们望而却步，我印象中，只在那个简陋俱乐部里花一角钱看了一场电影《少林寺》。这场电影之于我的价值是：它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宽银幕影片，从此我知道电影胶片除了8毫米、16毫米，还有36毫米和72毫米。与此同时电影队流动下乡的机会也逐渐少了，免费露天电影也就逐渐演变成富起来的农户操办婚丧嫁娶大事儿时，提升人气的一个重要节目。我也随着学业负担的增加，看露天电影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到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我离开辽南大山夹缝中的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时，露天电影已经寥寥无几了。
　　 去年春节回家看老父亲，老父亲说起小时候我看电影的往事时，说了一句，你还记得当年演电影的老栾家的二小子吗？我说，当然记得。他现在怎样？父亲说，这小子从学校下来就演电影。乡里的电影队后来也承包了，他就带着机器去赶人家办事儿的场，后来办事儿都请二人转了，没人包电影专场了，他也就没活儿干了。由于没什么其它手艺，也没有干体力活儿的力气，只好在家里摆弄那几亩地，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但有一回我看见他，他还告诉我，那放映机他还留着，还时不时拿出来看看，擦一擦。
　　 听着父亲的话，我心生感慨：命运使然，我终究也没当上放映员，更没有从事和电影有关的工作，但那些年的露天电影已经融化进了血液，养育了我的思想。想到此，我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他和我一样，也忘不了那些有露天电影的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