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初中一年安安稳稳地正常地读完了，期末考试之后，我们奉命到六团公社东安大队支农去了。
　　 那是夏季的接近中午时分，我们该歇晌了。听说田地附近的一个水泡里鱼很多，我们全体男同学按捺不住，经过老师的允许，脱掉衣裤身上只剩下一个裤头，都纷纷跳入水中，捉起鱼来。
　　 火热的太阳照耀在大地上，田地里的庄稼叶子，反射着亮光，明晃晃的，静静地承受着阳光地沐浴。而水泡子这面，却是欢乐沸腾一片。胳膊腿击水声，捉鱼时的叫喊声，岸上女同学接到鱼后的欢笑声，打破了中午原野的寂静，消解了一上午劳动的疲劳。鱼儿真是多，就像在鱼缸里捉鱼。能捉的一会一条，我是不会捉的，还捉到四五条呢。
　　 丰厚的战利品——鱼，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我们全班的中午饭桌上的佳肴，另一部分班主任打发学生送回学校，留给教师食堂改善伙食。就在我们午觉醒来将要下地时，送鱼的同学回来，报告给老师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上面来精神：我们不休暑假了，明天立即回校闹革命，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以后居然长达10年的、史无前例的、当时我们还不知其为何物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时间是：公元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
　　
　　 二
　　 是回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记不清楚了。那是一个夜晚，女生宿舍那边，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只是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还有人们走动的声音。等到第二天早上到餐厅吃饭时，才发现：所有的女同学全是一种发型——运动头，原来的长辫子、短辫子全都不见了，以表示她们在破“四旧”了。这时才明白昨晚女宿舍那边的缘由了。现在想来也觉得很有趣，与民国初年共和党剪辫子何其相似乃尔！
　　 也不知道那是哪一天晚上，大部分老师和一部分学生，共同在揭发学校中一些老师的问题。揭发着，议论着，批判着。也不知道在哪个问题上，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或指使，居然把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袁华揪了出来。不光是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他，更有“积极者”让他跪着，并且在他的膝盖下垫上砖头。到后来，有一人突然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袁华！”
　　 从此，“打倒袁华”的口号喊了很多年。
　　 从此，六团中学的“文革”拉开了序幕。
　　
　　 三
　　 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袁华作为主任顶多是二把手，怎么把他揪出打倒了呢？原来，校长王富(原来在延寿中学任副校长，文革前不久调到六团中学任校长)已经在袁之前被县中学揪去批斗并关入牛棚了。山中已经无老虎，袁华只好被充大王了。
　　 没多久，延寿中学来了一伙文艺宣传队，与其说是来表演节目，还不如说是搞串联、搞宣传。现在我还记得有两个节目。
　　 一个是表演唱。男女青年学生10人左右，一边高唱歌曲，一边表演动作。歌曲是《鬼见愁》，歌词是：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那动作简洁明快，脚踏地啪啪作响；那姿态飒爽英姿，四肢有力度；那气势壮阔磅礴，很有震动性和鼓动性。
　　 另一个是话剧。内容是表现延寿中学校长刘发达反动历史和当校长后的反动罪行。毕竟是县最高学府的学生们，表演的技巧比较高明，把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们逗得直乐。
　　 节目表演完毕，宣传队的领导作了讲话，散发了传单。讲话和传单的内容是宣传这次“文革”的意义、精神和大体做法。看来，这伙人马是“文革”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四
　　 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六团中学就有人喊：“我们去供销社破四旧呀！”，接着就有很多学生高声回应着“同往，同往”，于是忽忽拉拉地奔六团供销社而去。
　　 一帮人来到供销社，领头的和供销社负责人说明了来意，而负责人不识时务，阻拦不让“破”，怕国家财产受到损失。领头的露出了真面目，摆开了造反者的姿态，以非常革命的名义开始了演讲：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看这供销社的柜台上，有多少“四旧”的商品和反动东西呀！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造反者，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那些化妆品都是资产阶级的腐化品，那大镜子上面画的红旗，都向右飘，意味着西风压倒东风，怎么得了呀？还有……让我们赶快行动吧！话音未落，早已等待不得的革命者们，冲向柜台，夺过东西，反身窜出外面，把东西攒在一起，划了一根火柴，一团革命的火焰就把“四旧”送上了西天。
　　 这些革命的同学们也许觉得不过瘾，也许入了迷，也许很有意思，在那天的晚上，又点了一把火，把六团中学积攒珍藏了多年的图书“火烧明烛照天烧”了。一部部古籍和辞书，一本本小说和图卷，都化为纸蝴蝶，晃晃悠悠地飘向了苍茫而黑暗的天空。
　　 这一切革命的行为，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场面，因为我目睹了这场面，我参加了这壮举。
　　
　　 五
　　 六团公社所辖范围毕竟是狭小的，历史也不是悠久的，前人也没给留下什么古迹，所以革命同学——后来的红卫兵，也没有那么多的“四旧”可破，只能在校园内闹革命，其方式主要是大书特书大字报，揭发批判教师的错误言行。虽然他们不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可以归入牛鬼蛇神。
　　 没几天的工夫，每一个教室都成了大字报的展览室。书桌和椅子靠教室四周摞放起来，教室的棚顶拉起一根根铁丝绳，大字报都悬挂起来，挂得满满的，像一行行挂旗，层层叠叠的，煞是壮观。大字报的纸张多数是黄褐色的包装纸，因为这样的纸廉价。大字报上的字体五花八门。有少数的字写得还可以，大多数歪歪扭扭，垮垮咧咧，毫无欣赏价值。当然，不是书法展览，主要的价值在于内容的革命性。人人都要写，不写不革命，不写不积极，不写就加入不了红卫兵。
　　 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
　　 某老师走白专道路，单槽饲养尖子生，经常考学生，以分数论优劣。
　　 某老师大搞师道尊严，曾经用手推搡学生，用粉笔头弹了学生的脑瓜。
　　 某老师没有劳动观念，不愿接近劳动人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参加劳动时，坐观学生，自己不动手。
　　 也有个人隐私揭露的。例如，某老师喜新厌旧，嫌现在的老婆个子矮。
　　 也有强拉硬扯的。例如，某老师是修正主义的崇拜者，曾经用带有赫鲁晓夫图像的画报页包书，还时常拿出来观赏怀念。
　　 当然也不乏学生对老师、老师对老师的个人报复攻击。
　　 有一个小故事，在这里讲给读者：某老师在办公室门口拉手风琴，口里唱：“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唱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就有人写出大字报批判该老师，曰：“某老师面对红卫兵的批判，无所畏惧，敢于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
　　 这些大字报，当时看，良莠不齐，但具有革命性强；现在看，牵强附会，更具有幽默感。
　　 总之，大字报是那时最时髦、最有力、最便捷的战斗武器，为当时的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六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照耀下，全国处处有阶级敌人，时时开展大批判。批判的武器中，除了大字报，最有战斗力和杀伤力的应该说是召开批斗大会。
　　 袁华主任那次揪出后，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也算是“牛棚”吧。由两名红卫兵看守，有家人送饭。把他折磨得真是“牛”头“鬼”脸了，有一次我看到了，令人恐怖。我还看到看守他的红卫兵还侮辱他，拿出粉笔头，让袁为自己画像，要画得招乐，然后还要他自己写上“袁华大坏蛋”，写完还要让他自己笑着读出来。真是败坏已极，令人愤慨。对他的批判那是家常便饭。
　　 在六团，教育批斗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六团小学操场上召开的。批斗的主要人物是小学校长李凤、王景亮，中学主任袁华。与会人多，全公社中小学教师都参加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海构成了淹没牛鬼蛇神的汪洋。记忆最深的，会上还高唱了这次会议的会歌，其中两句是：“李凤、袁华大坏蛋，王景亮是野心狼。”
　　 我参加规模最大的批斗会是全县教育界参加的、在延寿中学操场召开的“斗争刘发达”的大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喊声如潮。刘发达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弯着腰，低着头，头上扣着尖尖的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发达”，刘发达三个字还打着红叉。大会结束后，对刘进行游街，周围密密层层地围着看热闹的人们。那时我有机会认识了刘发达校长：矮个子，胖胖的，身板结实，游街走路时挺胸阔步。
　　
　　 七
　　 红卫兵是伴随“文革”而诞生的新生事物，它是革命学生中的先锋队组织。也不知是哪个城里的人到乡下逛了一下：穿着一身绿军装，左臂佩带着一个红袖标，上面书写着毛泽东书体的“红卫兵”三个大字，上边有一行小字曰“毛泽东思想”，下边的一行小字，是表明某某战斗团或战斗队，还有编号。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六团中学校园便生出了很多红卫兵来。六团中学开始的革命组织叫“红色造反团”，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又拉出来一伙，名叫“革命造反团”。
　　 既然是先锋队，那就要在加入时像入党入团一样正规，要写申请、要选举、要审批，后来红卫兵组织壮大了，就比较好加入了，只要愿意就可以就是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光荣加入的，我加入的是革命造反团。先前不是，可能是长得小，思想不成熟，表现不积极，上面组织没批准，只有羡慕的份。
　　 特别是1966年的深秋，传来了去北京大串联，受毛主席亲自接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开始同学们、红卫兵们进行大选举，按着上面给的名额和标准，我们班定出五六个人，都是谁，名字我记不清了。只知道有班长刘延。
　　 后来，没有几天，红卫兵们可以自行组织团伙，随便去北京大串联。我是因为长的小，身体弱，没有敢行动，与大串联失之交臂。我二哥身体好，敢想敢干，与三五个同学一组织，就走了，也不管家中父母的惦念。其实，不必惦念，因为坐火车不花钱，吃喝拉撒睡的费用，全由国家民政解决。
　　 我二哥回来后，父母放心了，全家人高兴地听着，二哥兴奋而幸福的讲述他伟大而光荣的经历。我们也都很欣喜。只是父亲再三摇头还十分肯定地对二哥说：“毛主席那叫一个国家的皇帝，能随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见你们吗？你们所看到的那不是毛主席本人，而是毛主席的替身。”我那时看二哥的表情，也有点半信半疑，因为他被拥挤在远方的人海里，怎么能辨别真和假呢？
　　
　　 八
　　 由于大串联，学校里没剩下几个人了，谁也都无所事事了，我也就成了逍遥派的一员了，离家二十多里路，就很少去学校了。
　　 由于全国的教育体制都是整齐划一了，无所谓全日制、半耕半读之分了，我们在六团读书的部分安山学生，转回了安山中学。还十分清晰地记得，那是1967年1月的一天，正值春节前的寒冷的一天早上，我背着行李卷，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学习生活了一年半的感情逐渐淡漠的六团中学，串过荒芜的一片田地，跨过蚂蚁河，向南方走去。不时地回首，看到了蜿蜒的蚂蚁河正被尖冰封锁着，沉闷不语，无动于衷；又不时地昂首远方，远方的山川和大地，混混沌沌，苍茫寂寥。
　　
　　 九
　　 回到安山中学的时候正是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学校完全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去实行：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至今我还能倒背如流，滚瓜乱熟。于是，我们的学校生活是这样的：
　　 按照课节的时间打铃上下课。学的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和音乐。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只好因地制宜，随意找材料作为教材。语文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数学打算盘，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体育近乎于军训，音乐学唱革命歌曲。
　　 我们是农村，没有工厂作为基地，我们只好去学农，支援生产队夏锄和秋收。学军就是上好军事训练课，还要挖地道，接受备战教育。还要搞斗争，参加学校或公社召开的批判会，因为这时的“文革”已经向纵深发展，扩大到工厂、农村、机关、部队。
　　 在安山中学时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批判斗争魏波老师。魏老师打倒的最早，站起来的最晚，吃亏比较多。他挨批斗的原因有三：一是家庭出身不好——地主；二是他性格耿直，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三是知识渊博，时常张扬，有时就要被人抓住话柄。
　　 有一回，他在“牛棚”的墙壁上，写下了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那首《无题》诗（诗的开头两句给略去了），表达他当时的心境和情绪。第二天，被红卫兵报告了，在批斗会上，遭到了深刻而沉重的分析和批判：
　　 “梦里依稀慈母泪”是说魏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心中不装革命，只想旧社会剥削劳动人民的地主婆，还是不想和反动的地主家庭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