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是我岳父于占彪诞辰100周年，有关方面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追思和缅怀他的传奇革命人生。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回顾了他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的革命一生。他是刘志丹的警卫员，刘志丹为他起大名，他亲历了陕北的“肃反”，参加了刘志丹牺牲的那次战斗。他参加过“援西军”，接回了历经艰难困苦的总指挥徐向前。他参加了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领导绥蒙军民英雄抗敌，选送了一百多名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他转战陕甘宁，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役和解放西北的战役。他是电影《智取华山》的幕后英雄，影片由彭德怀元帅建议拍摄，周恩来总理改名，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是一位在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三位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手下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一、军博认枪枪无语，英雄无觅字有声
　　
　　 1959年5月，于占彪奉调从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来到北京，出任国家地质部技术装备司副司长。
　　 6月的一天，于占彪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的另一端是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请他帮助鉴定一件重要展品。第二天，于占彪如约来到军事博物馆，军博负责人亲自接待。一阵寒暄后，工作人员捧出一个精美的盒子，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支擦得铮亮的手枪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支勃朗宁手枪，因设计者美国轻武器专家约翰·摩西·勃朗宁而得名。枪试制成功后，由比利时一家公司进行试验，发射500发子弹而无一故障。1900年，比利时军队将它列为制式手枪，并正式命名为M1900式7.65毫米勃朗宁手枪。在战争年代，它深得中国军人喜爱，并给它起了个绰号：“枪牌撸子”。
　　 军事博物馆负责人对于占彪说：“请你看看这是谁用过的手枪？”
　　 于占彪拿起枪来仔细端详，觉得似曾相识，蓦然间，枪把上“抗日”、“救国”四个字映入他的眼帘，便脱口而出：“这是刘志丹的佩枪。”
　　 作为国家级的军事博物馆，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反映一段历史，其来历必须准确无误。正因为这样，负责人不能只相信赠枪者的一面之词，特意把这位刘志丹当年的警卫员请来辨认。
　　 负责人说：“你敢肯定这是刘志丹的佩枪？”
　　 于占彪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是刘志丹的佩枪。”
　　 于占彪娓娓道来：“那是1932年夏天，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半月内转战数百里，歼敌1400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支。这支手枪就是我游击队在照金地区打败国民党民团后缴获的，刘志丹十分喜爱这支枪，一直随身佩戴。那时，我是他的警卫员，枪经常由我来擦拭。”
　　 他接着又说起这支枪身刻字的来历：“1935年的一天，刘志丹得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消息后，十分激动，便用小刀在枪把上刻下了‘抗日’、‘救国’，以表抗日决心。”
　　 枪的来历说得如此清楚而详细，负责人听后很感动，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
　　 这时，于占彪反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支枪的？”
　　 负责人介绍道：“这支枪是辽宁省委办公厅1956年从省农业研究所所长郑洪轩处征集来的。据郑说，是他的朋友田家丰1948年赠送给他的，并说这是刘志丹使用过的枪。而田家丰又是从一位姓崔的原陕北红军那里得到的。1959年初，辽宁省委办公厅把它赠送给军事博物馆。”
　　 望着这支久违的“勃朗宁”， 睹物思人，于占彪的眼前浮现出刘志丹那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非凡人生，以及他与刘志丹一起战斗的岁月，刘志丹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历历在目。
　　 1930年初，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来到陕西省北潼关同官煤矿，一边宣传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政策，一边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刘志丹对工人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要翻身，就得有自己的队伍，建立自己的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个叫“兵乱”的小矿工听得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刘志丹面前，要求参加游击队。刘志丹一看，这个一脸稚气的娃娃个子还没有枪高，心想：“游击队天天行军打仗，敌人跑100里，我们就得跑200里，大人都吃不消，何况孩子？”他实在不忍心让一个孩子跟着受苦，便摇了摇头说：“你太小。”无奈，“兵乱”缠住刘志丹不放，并说：“我能吃苦，游击队再苦，也没有下煤窑苦，收下我吧，我一定当一个好兵！”刘志丹看这孩子决心很大，就收下了他，并给他起了大名“于占彪”。这一年，他刚满15岁。
　　 参军以后，刘志丹把于占彪留在自己身边当警卫员。刚开始，更多的是首长照顾警卫员，刘志丹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夜里给他盖被子，行军路上教他认字，他个子小，不会骑马，刘志丹把他抱起来扶上马鞍。于占彪聪明机灵，能吃苦，又勤快，工作很出色，经常受到同志们的夸奖，不到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他升任刘志丹的警卫排长，跟随刘志丹转战陕甘边。红二十六军2团南下渭华失败以后，他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照金根据地。1933年11月，担任红二十六军42师3团连长。1935年，他随部队转战陕北，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联合作战，半年之内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于占彪在战火中迅速成长，1935年9月，被提升为红78师232团营长，接着，他参加了著名的崂山战役。
　　 然而，崂山战役结束不久，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于占彪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带上全营战士向关押地瓦窑堡奔去，准备以武力救出刘志丹。一路上，指战员们群情激愤，纷纷发问：“刘志丹怎么能是反革命？”“这不是古戏上的奸臣害忠良吗？”“这一定是国民党奸细干的！我们来个沙场劫狱，把老刘救出来！”战士们越说越激动，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瓦窑堡。
　　 然而，“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早有准备。于占彪一行刚到瓦窑堡，连以上干部全部被扣押，下了枪，捆起来，关进了窑洞。
　　 这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黑暗的一页，史学家们称之为“陕北错误肃反”。为了搜集刘志丹的“罪证”，当过刘志丹警卫员和警卫排长的于占彪自然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第一天审问他的是78师政委张某某，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桌子上不时地敲打，要他揭发刘志丹。于占彪坚称：“刘志丹是革命的，是群众领袖，我跟他闹革命完全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张某某见他不交代，给看守使了个眼色，两个看守开始拳打脚踢，打倒了又拉起来，再审问，于占彪还是不改口。连续审问了两三个小时，始终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揭发刘志丹的材料。
　　 第二天，提审于占彪的是西北军委主席聂某某，他是这次“肃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此人矮矮的个子，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话，他亲自出马审讯，意味着于占彪是“肃反”中的一条“大鱼”，聂某某决心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找到刘志丹所谓的反革命罪行。于占彪冷笑着对他说：“刘志丹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是红军，红军的纪律规定，连俘虏都不许打骂，你们怎么对红军又打又骂呢？就凭这一条，你们才是反革命！”这掷地有声的回答把聂某某气得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他理屈词穷，用“杀头”、“枪毙”来威胁。旁边的打手们见于占彪当面骂他们的聂主席，又加上一阵拳打脚踢。于占彪咬着牙，干脆不说话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走路都很吃力，连续几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嘴唇干裂，身体极度虚弱，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这时候，多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来到陕西，制止了这场罪恶的“肃反”。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得救了。
　　 1936年2月，集结在陕北的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兵分三路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史称“东征”。刘志丹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担任政委，于占彪任该军2团团长。当时的军没有师的编制，军之下就是团。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晋军在山西省中阳县三角镇交火。为了争夺这一黄河天险重要渡口，两军激战，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担任主攻的1团伤亡很大，刘志丹急令2团增援，同时亲临1团2连阵地指挥，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向正在指挥作战的刘志丹射来。
　　 战士们杀红了眼，复仇的子弹、手榴弹像暴雨般向敌人阵地倾泻，三交镇终于拿下来了。
　　 传来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于占彪悲痛难抑。他和刘志丹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在战斗中结下的情谊胜过亲兄弟，是生死之交啊！他们一起打过多少仗，闯过了多少险关，为什么这一关就没能过去啊？小小的三交镇，折我一个军长，又是自己的良师益友、革命的引路人，于占彪一辈子也难以释怀。
　　 1943年4月，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刘志丹大会，中央领导人都为新落成的刘志丹陵墓题词或撰写碑文，成千上万的人民自发迎送刘志丹灵柩，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于占彪参加了公祭活动。大会上演奏的哀悼乐曲，将悲痛气氛推到了高潮，人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或失声痛哭，或低声饮泣。
　　 1958年夏天，于占彪应邀来到北京，在老政委宋任穷家里参加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座谈会，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老战友：原红二十八军参谋长唐延杰，特派员裴周玉，1团政委王再新，2团政委张家吾，原葭县游击队政委张俊贤，神府苏区红3团团长王兆湘，还有小说作者李建彤。 刘志丹的战友们大力支持这部小说的创作，为作者提供了许多重要史实，并热切希望小说能早日和读者见面。
　　 然而，小说还没有正式出版，就成为那段时期党内斗争的一个靶子，并借此打倒了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西北老干部。
　　 于占彪百思不解，小说《刘志丹》怎么能是反党小说？虽然党中央于1979年为这部小说平了反，但争论并未停止，遗留问题还很多。生性耿直的于占彪为此忿忿不平。1988年5月，他在中国美术馆参加陕西省旬邑县剪纸大师库淑兰剪纸艺术开幕式上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老战友相见非常高兴，双方亲切问候之后，于占彪激动地提出小说《刘志丹》事件，希望习副委员长利用他的影响，尽快全面解决这一问题，为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习仲勋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占彪同志，小说《刘志丹》问题将来一定会解决，请你相信未来，相信党中央。”惦念着于占彪的习仲勋副委员长，当天下午派夫人齐心到我们家里看望叙旧。
　　
　　 二、 一部电影千古传，魂牵梦萦系华山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县境内，又称西岳，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海拔2154.9米。它北瞰黄河和渭河，南接秦岭，扼大西北进出中原的门户。华山不仅以无数奇峰峻岭闻名于世，而且还是中国道教的圣地，有道观20余座。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又有多少美丽的神话传说家喻户晓！唐代大诗人李白“巨灵咆哮劈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写的就是华山的壮美险峻。
　　 如今的年轻人知道这座名山大概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有关，“华山论剑”、“华山派”给这座大山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而50岁以上的人熟悉华山大多缘于一部电影《智取华山》。“自古华山一条道”、“北峰”、“西峰”，电影中的台词在这一代人记忆中耳熟能详。郭允泰扮演的侦查英雄刘明基沉着干练、机智果断，方化扮演的敌旅长方子乔阴险狠毒、愚蠢顽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这是一部红色经典电影，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故事追述到新中国诞生后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他的战友贺龙、习仲勋、甘泗琪一行视察华山，彭老总极目远望，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随口发出一阵感叹：“在这里拍一部攻克华山的电影多好啊！”彭老总所说的攻克华山就是指在这里发生的一场靠奇袭和智慧取胜的战役，几乎兵不血刃。英雄所见略同，在场的其他领导听了他的建议，不约而同地说：“好！”
　　 1952年7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第二年年初拍完，取名《奇取华山》。1953年，文化部决定推荐该片参加维也纳第八届世界电影节。建国初期电影出国参加国际电影节要送中央审查，而这一次参加审查的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毛泽东一边审看，一边为电影中情节和人物所感动，向陪同的有关领导询问侦查队员的近况，并深情地说：“要关心他们，把他们安置好，他们是为人民立了功的。”他还特意提到影片中的常生林（原型王银根），“特别是那个老百姓，是解放华山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是完不成任务的。”审看完电影后，周恩来总理提议说：“是否将片名《奇取华山》的‘奇’改为‘智’？”毛主席笑着说：“很好，就改为《智取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