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华夏文学博大精深，派系繁多，其间，隐逸派诗人诗作，堪称华夏文学一大精粹。
　　 二千年封建统治造就了隐逸诗作流派，隐逸诗人无疑被沦为时代政治的牺牲品。纵观这一文学流派诗家学人，他们大都曾自命不凡，有匡扶天下之志，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走上归隐的道路。在那封建统治尚不严密的时代，他们无拘无束的生活，用各自独立特行者的诗的语言弹奏着于世无争、息影山林的生活之歌，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自视为梦醒者的一群。他们不仅有着超凡脱俗的胸襟，而且不甘与黑暗势力妥协，是一群在当时黑暗国家政治之外寻求精神家园的人。著名学者罗鹤明先生深谙于此，曾专文《浅介中国隐逸诗人》梳理介绍，将中国隐逸诗人创作由上古至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禅让时代拒收天下的许由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可谓隐逸的先驱者，“风歌笑孔丘”的楚人接舆大概是最早见于典籍的隐逸诗人；而战国屈原写《离骚》、《问天》、《九章》后投身汨罗江则首开风气之先并登造中国隐逸诗人命运的峰极。老庄的汪洋恣肆和孔孟哲学中的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教，都直接促进了隐逸诗歌的产生。魏晋时代，战乱频仍，知识分子的经世思想迅速让位于赳赳武夫和纵横之士的疆场杀伐。他们出言玄远，行为放荡，“轻天下，细万物，而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陆机），当征战者们在血泊中苦苦挣扎时，隐士们却在眺望着天边的白云。他们表面上停止了一切的倾听，似乎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拒绝对所有事物作出判断和反应，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隐藏着难以抑制的痛苦，仿佛独自负荷着世界上的全部苦难。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经常独自驾车痛哭，刘伶饮酒长醉，嵇康就戮前弹“广林散”以抒发回归精神家园的大喜悦，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
　　 第二阶段。东晋初期战乱，丧地失国和大规模逃亡使人们对现有山林发生狂热兴趣，幻想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山水诗派开山祖师谢灵运应运而出。谢居官失败后，为掩饰对权位的热衷，到处探奇访胜，踏遍永嘉山水的每一个角落并处处题咏，使他的大名得以传世。他最后明确表示与刘宋王朝的对抗，在广州被诛杀，是他不甘寂寞力图有为的一个佐证。同一时代的田园派大师陶潜也曾想做一番拯济苍生的大事业，但当他痛苦地看到这种愿望难以实现后，于是急流勇退，毅然从苦闷彷徨中抽身出来，一头扎进了由赋诗、饮酒、采菊东篱下等单纯场景构筑的田园生活中，并为自己和世人找到了一片乐土——桃花园。这代表大同世界的农业乌托邦，是诗人留给后人的一笔最大精神财富。
　　 第三阶段。“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40岁长安求仕活动失败，参政雄心难以实现，长期扭曲着他的心灵。直至临终前他才幡然醒悟：是理想和现实这两种互相掣肘的力量将其灵魂归路永久搁置。而被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早期也曾有一股政治热情，但在遭受了两次严厉的打击之后也心灰意冷，过上了一种“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亦仕亦隐生活。他在烧香参禅之余演出着渔舟问答之类故事，让其思绪随着渐渐远去的渔家号子悠悠流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靠弹琴、作画、赋诗生活的隐逸诗人的绝妙典型……
　　 此后，在李唐之后积弱不振和异族统治的几个朝代，随着封建思想的逐渐成熟、巩固，封建统治的日益严密及文化政策的不断紧缩，随着盛唐诗歌黄金时代的结束乃至诗文学艺术形式的变革，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有重大影响的隐逸诗人，尽管具有隐逸倾向的诗歌（包括词曲）如无题诗等长篇累牍，以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庶几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但再不见有隐逸派诗作、诗人之称，隐逸派诗也就似乎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