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概念化（关于杜欢的物议）

　　017.概念化（关于杜欢的物议）
　　很长一段时间里，杜欢受到公司上下广泛的物议，因为她只去过一次婆家，更因为这唯一的一次她都不能忍受贫穷，坚持要住旅馆。大家窃窃私语，在她走近时戛然而止，生怕她听到——心里其实恨不得她听到，恨不得把自己的不满和义愤悉数打包偷偷奉送给她。亚龙公司职工绝大多数来自乡下，杜欢的行为刺痛了大家的某一根神经。我是这么理解的。
　　显然，杜欢的行为已被概念化、标识化，根植于大家的心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沉淀，牢固到不可动摇。
　　老姚出事后我注意到，杜欢头上扎着了一朵小小的白花。也许主人不想惊动旁人，那花儿很小，乍看之下以为只是一种寻常头饰。大约个把星期之后，小花才被主人摘了下来。在那些日子里，杜欢总是寡言少语，原本瘦削的身体愈见瘦削，至于形销骨立。
　　奇怪的是，“聋哑人”对这些视而不见，没有提出任何观点。这使我认识到，第一印象是多么重要，几乎不可更改。
　　吸引我注意的还有她的泣声。如前文所述，我在夜里归巢、进入小区时，每每听到她低回的泣声，从窗口传出来，飘散在树影掩映的夜色里。她当然是深刻感受到了失去丈夫的无助和悲伤，才会哭得那样憔悴而无力。噢，还有那忽闪忽闪的暗红色的光（我想那可能是电蜡烛），令满室充斥着暗红的、血的色泽——她是不是有意让自己置身于恐怖的血色里，试图在这样特定的情境下回溯到车祸现场，与她的老姚一夕相逢？
　　我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任何人。也许不少“聋哑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但大家视而不见，还是没提出任何观点。
　　只有当她处理掉老姚遗下的凌志时，我才听到一些说法。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杜欢真是昏了头：差不多是半价处理，损失几十万；更可惜的是一个好车牌就这样拱手让人，真的可惜了呵，简直无法理解。他们说，333这样的好号码岂是那么容易搞到手的？老姚在“那边”知道了也会着急呵。唉唉，老姚这一走，范局这条线就断了。
　　“卖掉车子，会不会是因为她害怕自己睹物思人，害怕因此更感到孤单？”
　　我曾想向同志们推销这个观点，转移大家对于吉祥车牌无休无止的议论，想想还是觉得不妥而作罢。
　　是的，我更愿意相信，杜欢如此决绝地将车子处理掉，是出于对飞来横祸的一种主观拒绝和彻底否定，是出于对丧夫之痛可能因目睹肇事汽车而一次次重演的害怕和抵制，同时也是出于对“聋哑人”热衷于吉祥车牌的一种无言警告。如果说是凌志汽车间接毁灭了她的家庭，那么她渴望通过此举远离厄运，令往后的生活平静如常。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值得冷嘲和热讽？
　　——就因为她在婆家坚持要住旅店？
　　她那样做确实很过分，然而，具体的情形说不定是这样的：
　　条件所限，老姚老家确实住不下。全部家当不到两千块钱，他们实在没有更多的房间和更多的床铺被褥。她和老姚既不能独享一个床铺，她又不愿意与婆婆、妯娌们挤在一起——那样不只是委屈了自己，也委屈了婆婆和妯娌们。与其这样大家为难，还不如拉着老姚到镇上寻找旅馆去，给婆婆妯娌们方便，也给了自己方便。
　　事情还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一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婆婆妈妈家庭琐碎，她与婆婆发生了摩擦（比如礼节到没到位的问题，比如杜欢对某个老人的称谓问题，也或者是她让老姚去帮她购买卫生用品令婆婆心生妒忌和怒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即便老姚多次解释，即便她自己也一再妥协退让，婆婆仍不能满意，脸上的阴云长留不去，床都没给他们铺一下就自顾睡了。闹到这样的僵局，她能怎么办呢？她新近受了风寒，偏偏婆婆家里的窗户就那么敞开着，没有装玻璃……
　　如果事实正如以上推测，我不知道除了去住旅馆，杜欢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当然也许杜欢选择住旅馆仅仅是因为不能忍受贫穷——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加入到“聋哑人”的大合唱之中去，让她为千夫所指，永远抬不起头来。但这时我遽然发现，“概念化”同样深深植根在了自己的心底——那是血色的烛光、低回的哀泣与寄托哀思的小白花——令我在大家的议论声前呆头呆脑、束手无策。
　　
　　018.那穷乡僻壤的村头
　　透过枝枝蔓蔓的外在表象，我发现大家对杜欢的不满，在根底里其实是一种城乡之间的对立。我在上文中说过，亚龙公司职工绝大多数来自乡下；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杜欢在婆家的行为，极容易不自觉地发生一种在场感、一种自我代入意识。也就是说，在杜欢旅馆事件曝光后，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杜欢视为自己的老婆，将老姚的母亲视为自己的母亲。老姚的母亲受了委屈，无疑就是自己的母亲受了委屈，令他们在情感上受到一阵伤痛。
　　这有点像管理学上的“换位思维”，其实不止如此，“聋哑人”在这里的换位思维表现得异常执着和急切。在纠缠不清的城乡问题上，大家有一种不曾明言或者说不曾上升到明亮意识表层的隐痛——我在这里不妨把它命名为“潜意识的、抽象的身世之悲”。他们大多数占据着高职位，拥有令人艳羡的高收入，然而越是如此，在面对诸如城里人杜欢的旅馆事件时越是不能释怀，最终导致了一场整齐划一的、集体性的义愤。
　　其实我没忘了他们的另一面。
　　没错，“聋哑人”总是过分夸大城乡差别：城里如何如何，而乡里却如何如何：二者几乎呈现出相反数一般的不可调和。不只是城乡差别本身，更有那渲染的腔调，似乎认为城乡差别是应该甚至必须的，而且越大越好。
　　这有点奇怪。
　　在我看来，城里工商业发达，乡里农牧业发达；城里上网泡吧购物看展览很方便，乡里种菜养鸡串门饮用井水很方便；城里有车水马龙，乡里有青山绿树；乡里冬天很冷，城里夏天闷热；乡里有人营养不良，城里有人死于肥胖；城里逛公园很便宜，乡里到处是免费森林公园；城里挣得多，乡里花得少……似乎各有优劣，那么所谓城乡差别从何谈起？诚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很明显，可同样是城镇居民，大款们与低保贫困户的收入差别不是更明显？我从不否认社会贫富阶层的存在，但以城乡差别作为这种存在的载体，是不是流于浮浅和欠缺考虑？在无休无止的对城乡差别的纠缠中，是不是忽视了更要紧的问题？
　　我的女儿听说我小时候在乡下没有电，更没有电灯、电视、冰箱，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时，仿佛是在听古代神话故事，一脸的不敢置信。（其实乡下用煤油灯的那段岁月，并没有现在年轻人想象的艰难，日子也稳妥而安然，并非举步维艰、不可忍受。）女儿更无法理解，我在多年后对当年煤油灯下清贫生活的回忆，是一种多么浪漫的美学遥望，和一个多么满足的享受过程。女儿还小，我没法让她相信没有电的生活也是生活；我也没有理由嘲笑一个孩童的头脑简单，没有理由嘲笑她将“关心”当成“开心”的反义词——恰如我自己少年时期对于去牛形山那一头看“夕阳东下”的经常性幻想。倒是亚龙公司那些骄傲的白领们，一旦网络无故中断，或者只是网速较慢，就做出一副暗无天日、生活无法继续的痛苦模样。有时一看到窗外下几滴雨，也要呻吟半天，更无论停电了。那么，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当年我在乡下的没有电的生活其实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般艰难？
　　有趣的是，“厕所里都装着电灯”，成为那时候乡下人羡慕城里人的一个突出理由。这个理由为多数乡下人所接受，我就是其中一个。直到后来明白了一些事理，我在重新想起那些往事时不禁哑然，有一种被轻度愚弄的滑稽感。乡下的煤油灯，既然能将微弱的光照射在堂屋、厕所，甚至屋外泥泞的小路上，那么城里的电灯，当然也不分客厅和厕所。这有什么奇怪？
　　我潜入城里谋食二十几年了。多年的城镇生活，使我差不多被城镇化了。小时候那一直被视为宝物的小锄头早已失散，身上的土气息与泥滋味亦不复可寻，像被隐藏起来了一般，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城市生活，即是一种隐藏的艺术：下水管被隐藏得美轮美奂，电线搭设被隐藏得若无其事，内心真实情绪的隐藏，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严密；再如精彩电视画面背后拍摄现场的隐藏，堂皇饭馆背后厨房操作间的隐藏，乃至于QQ上的隐身……与此相对，乡村生活只是一幅草图，来不及修改和订正，显得粗糙得多、不经意得多。就像作家韩少功说的，连笑容都是真实的，有一股南瓜或辣椒的味道；放个屁都能找到源头：红薯屁或者土豆屁……
　　而在亚龙公司，微笑不只是微笑，它被规定为商务礼仪的一部分。
　　——我这当然不是在对乡下的贫穷与落后加以礼赞，也绝非对城市隐藏艺术的合理性有所质疑。我只是有点怀念那“穷乡僻壤的村头”了——这位日本作家说：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自己出生的浮世的一隅……如果那是繁华的都市中心，我们会被无限的荣光包裹着，被感动的泪水模糊了眼睛，我们将守护这代表一国繁华的伟大的背景。如果那是穷乡僻壤的村头，我们更会抱有深沉的怀念，同时感到悲戚和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