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到中年，开始爱怀旧。某个夜晚，不经意地触动心底柔软的角落，想起儿时曾相识的一个不曾忘却的“女病友”……
　　 一九八0年或一九八一年，准确地说应该是七、八岁吧。那时，父亲听说融安县人民医院对一些残疾儿童畸形足踝可以矫正手术。他让母亲背着我搭上班车到融安县人民医院去医治。
　　 母亲是个文盲，不识字。她背着我逢人就问：“同志，医院怎么走？”好心的人往南边一指，说：“往那走几百米就到了。”母亲总会说声：“谢谢你！同志。”遇到冷眼、爱理不理的人，母亲默默承受：谁叫自己没有文化呢？
　　 到了医院，母亲让护士或主任医师帮她签名——让她儿子住院治疗。
　　 手术完的那天，我躺在偌大的病房的病榻上，望着楼顶的天花板，心里空荡荡的，忍着伤痛不哼一声，像个负伤的志愿军邱少云战士顶着熊熊烈焰焚烧全身咬牙而执行任务，是个小小的男子汉。这时，我清醒听到一个动听女孩子的声音：“痛吗？小弟弟，多勇敢啊，这么痛的伤口不吱声。”那温柔的声音，如一泓清泉抚过我童年的创伤。她躺在我对面的病榻上写着20号病床上的“女病友”。
　　 几天后，我从病榻上坐起来，发现那个“女病友”手持一双拐杖支撑着她残缺的身子，不便的行走——原来她是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她是来自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的第一地质队的一位病友，年轻貌美，上过大学，一头乌黑披肩的秀发，一张瓜子脸永恒定格我幼小的记忆。至今，不经意的时候，我还想起她的模样。隔了这么多年，她叫什么我都忘了，就是忘不了她的模样，甚至影响我一生择偶观——我未来的妻子应该是这个模样的，使我情窦初开的心湖泛滥涟漪……
　　 我想，未来的妻子是这种类型的小女人。至今，我还是单身。
　　 她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父母都是搞地质的，常年野外。这次到融安治病，是她的母亲带她来的，多好的一个姑娘，摊上这种难治的病，是她不幸！
　　 我和她同住一个病房里，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她年纪比我稍大，常常过来安慰我，令我感到很温暖。她常说：“等病好了，欢迎你到桂林来，看看阳朔。”我点点头。
　　 那个泪眼婆娑的夜晚，她要出院了。她跟随她的母亲回到桂林第一地质队，临别之际，她写一手漂亮流利的钢笔字，在一张纸上写她通联地址，方便日后联络。回到家中，父亲把那“女病友”的地址写在糊在屋里墙壁上的山水画宣纸上，它静静地躺着。几经搬迁，那个相识的“女病友”联系地址丢失了，我心里不觉深深的遗憾。
　　 少时，我没有进过学堂，无法识更多的字，没法和桂林的那位“女病友”联系，也随之失去联络。
　　 许多年后，那个不曾忘却的“女病友”便清晰了起来。我不知那个“女病友”这些年她过得怎样，她残缺的翅膀是否也展翅高飞，像汪峰那首《我要飞得更高》一样飞得更高更远，过得安好？现在，人们也有一两个E-mail或QQ号，联系也方便；如今，网络发达的今天，我很期待有一天能在网上遇到她，再续中断儿时相识的情缘……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当年那个不曾忘却的“女病友”在就业上一帆风顺，她是否已嫁人，在一个疼她、宠她、爱她的夫君怀里撒娇，小鸟依人，做个很有情调的小女人。像她学识出众的女人，应该在事业上像张海迪那样成功出色的女人。
　　 人生不过是一场际遇，每一位都是匆匆过客，但愿她能在网上看到我写这篇文字，让她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泪眼婆娑的夜晚——一个曾在她人生驿站驻足过的男病友，互道珍重，心里有期许的温暖，彼此牵挂，生命的旅途，有的人驻足……有的人或已走远，不曾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