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那么多年，总也忘不了那墨绿色的邮车，那清脆的车铃声，那邮包，那印戳，那黑黑胖胖的于叔叔。
　　 于叔叔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乡村邮递员，是一个到过北京人民大礼堂开过表彰会的全国劳动模范，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我父亲小时候的同班同学。一见到于叔叔，我就会凑过去，拉着于叔叔的邮包，看看邮包里有没有我家的信和汇款单。
　　 其实，多半的时候是没有信和汇款单的，父亲在南方工作，一个月只发一次工资，哪能经常寄钱呢。
　　 每个月，父亲的一封来信，一张汇款单，就是维系他和北方老家的直接“媒质”。母亲会把父亲的来信一张张粘在墙壁上，当字帖，让我模仿着父亲的字体练字。我也会一遍一遍地给奶奶读着父亲的来信。幼小的世界里，那个当年非常年轻的父亲，就是一封封来自南方的书信，一张张单薄的汇款单。好多次，每每接到父亲的书信，我都会重复着那句话：于叔叔，你见到我爸爸了吧？他身体还好吗？他想我们了吧？我傻傻地认为，那一封封来信，是于叔叔直接从父亲工作的地方接过来的，他当然有资格、有能力、有机会见到我的父亲了。
　　 于叔叔的邮车是一辆永久牌的加重自行车，车子后座是两个大大的绿色邮包，那一串车铃声，在大街的上空响起时，我和伙伴们就好像竖着耳朵的“小兔子”，纷纷从家中飞出，追着于叔叔，从大街的北头一直追到大街的南头，那一抹游动的绿色，绿色后面点缀着的一群孩子，成了街道上最喜庆的风景。
　　 那时，为了方便群众，邮递员是把汇款单上的钱直接带来的，不必亲自跑邮局，要领钱时，就要盖个印戳，我还记得母亲的印章，包裹了好几层布，生怕遗失了。每一次，父亲的汇款单一来，母亲就快步跑出来领钱，我和小伙伴围着邮车，久久不肯散去。
　　 那一年是春天，一树一树的杏花染红了屋前屋后，于叔叔的邮车又来了。这一次，我斗胆向于叔叔提了个大大的要求，要他用红色的印泥给我的额头上点个红点点，于叔叔把已经合上的印泥盒重新打开，小心地用手按一下印泥，轻轻地点在我的额头正中间，其他的孩子也纷纷效仿，可额头最红最圆的，还是非我莫属，那感觉，就像今天乘飞机坐了个头等舱。以后的几天里，每到洗脸的时候，我都舍不得把小红点洗掉。
　　 有一年秋天，太阳刚一露头，于叔叔的邮车铃声又响了，母亲催我去大街上，看看有没有父亲的来信或者是打了钱过来。在北方，“汇钱”就说是“打钱”，一个“打”字，突出了邮政的“快速”、“方便”和“直接”。这一次，父亲的信和钱都没有来，奶奶的胃病又犯了，正在卫生所挂吊针，家里正需要钱，我心里寂寂然。
　　 我幼稚地拽着于叔叔的邮包说，请他给我爸捎个话，让他快点寄钱过来，于叔叔让我把母亲喊过来，从自己贴身的衣兜里拿出了一张“大团结”，说让我家先应急。手捏着这个十元大钞，母亲眼泪汪汪地连声致谢。那一次，我没敢让于叔叔给我的额头点印戳，而是懂事地拉着母亲的衣襟，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回家了。
　　 其实呀，即便是一封信，一张汇款单，都是一路春雨秋风，跋山涉水而来，能平平安安到达收件人手中，多少邮递人在忙碌着呢。有人把邮递员比作是“绿色的鸿雁”，那一只只鸿雁，在漫漫的投递路上风雨无阻，以心传心，那流年经转的时光中，把千万家的幸福和希冀一并传递着。
　　 几年后，全家搬到了草长莺飞的南方，和父亲朝夕相处，再也没有接收信笺和汇款单的经历了。向老家的亲人问起于叔叔的近况，才知道他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因病去世了。
　　 如今，纸质的信笺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网络时代的到来，慢慢地，取代了“邮”字神圣的绿色职能。这年头，交流有电话，有QQ，有微信，谁还用书信呢。可每每读到“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红叶题诗寄与谁”、“云中谁寄锦书来”、“家书抵万金”之类的诗句，多少有些怅然和怀念。
　　 在这个电波和网络给我们带来异常便利的今天，那温暖的纸上时光，那远去的“邮”情，都将会成为心中一份隽永的念想。只希望绿色的邮政张开手臂，能和神奇的互联网抱成团，且行且歌！
　　 我的童年，那记忆中的邮包、车铃声、印戳、那个黑黑胖胖的于叔叔，那驮着爱和希望的邮车，都远去了，再也寻不到了。她散发出的气息，成了一首老歌。在一个个凉夏月明，荷风竹露的时刻，我心中藏着的那一丝惆怅，那一寸邮情，总想翻出来，说给懂我的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