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在南风中张开彩色的帆，
　　 灼灼燃烧的花朵，
　　 在心的藤蔓上开放。
　　 ——泰戈尔
　　
　　 红土情结
　　 发源于兴国县西部九万高的滻水与发源于于都县东部马鞍山的潋水在县城东南汇合为平固江，江水缓缓南下，映着两岸的田园风光，淌着动听的山歌咏唱，流入赣江的支流——贡江。
　　 平固江边，距县城四公里处，便是兴国埠头乡政府的所在地。
　　 １９８７年７月，上午。此起彼伏的蝉鸣掀扬着灼人的热浪，一位高大的青年提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乡政府。他那一米八五的个头引人注目。他就是新任的埠头乡党委书记，３３岁的谭小南。
　　 无垠的碧空没有半丝云彩，空气中也没有一缕风的流动天气热，谭小南的心里更热。他做过工，当过兵，上过大学，搞过行政，他熟悉兴国的历史：兴国是著名的中央苏区模范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兴国留下了无数足迹；毛泽东走遍了兴国的山山水水，撰写出彪炳史册的《兴国土地法》、兴国调查》和《长岗乡调查》；兴国曾是第三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全县２３万人口，平均每２。８人便有一个参军参战；兴国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仅留下姓名的烈士就占当时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兴国籍长征干部在全国有四百多人，其中百余人担任了省军级以上职务，５４人被授少将以上军衔，是中国第二个“将军县”……而地处赣兴公路的埠头乡则是兴国列龙口乡之后的第二大门户，埋着９３０名英烈的９２平方公里土地有着３万多百姓，县委将这副担子交给他，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沉重。
　　 当晚，他来到黄谋辉副乡长的房里，比他小一岁的黄谋辉是他党校的同学。窗外树影婆娑，窗内蚊蠓扑面。一壶酽茶，两把蒲扇，从历史到现实，从埠头到中国，彻夜长谈。
　　 兴国是老区、红区，埠头该怎样走出贫困，尽快致富，实现小康？思索，也是一股动力。
　　 乡党委班子成员们关起门来对埠头的档案资料分析研究，走进农户与老农促膝交谈，深入田间与农民一起劳动。数月后，在乡党政会上，他们发出了誓言：“为官一任，真正办好实事；为民一方，造福三万老表。”
　　 口号是提出来了，但要真正“办事”“造福”却并非易事。
　　 “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埠头的山是不毛之山，红壤与紫色页岩的山地植被差，强度流失和剧烈流失面积达５。２万余亩。平固江仅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８０年的２２年中，河床淤砂就抬高了１。２至２。１米，只能通小竹筏。水产极少，矿产贫乏，靠山不能吃山，近水不能得月。至于田地呢，人平仅０。８亩，即使达到吨粮田的高产指标，８００公斤粮的价值充其量不过３００元！
　　 乡的新班子一致认为，要发展乡镇经济，必须要有自己的“中心”意识：不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势必“水越来越短，田越来越硬”，为民造福就只是一句空话。到底如何解决，光表决心是不行的，得有具体行之有效的办法呀。
　　 于是，他们请回了埠头籍的国家而机部党组书记刘伟、工程兵副政委王屏和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钟国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同志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许多造福乡梓的良策。
　　 同时，他们走出去取经学宝。黄谋辉到上海松江县昆岗乡跟班学习４个月，谭小南、李春其、阙德兴、黄开涛南下湛江，东往福建考察。到合肥三个县三个乡三个村解剖麻雀……眼界开了，思路广了，苏南、温州、左云、大邱庄的经验摆到了桌上，研究，分析，对比，争论，筛选出了苏北的耿车模式。
　　 江苏淮阴县耿车乡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与埠头相似，１９７９年人均收入才３８元，但以“种养加为主，发展主体农业的路子，很快使这个穷山窝变成了遐尔闻名的富乡，这是很值得埠头借鉴的。然而，学习外地经验必须与本地经验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为群众所接受。不能认为只有远处的菩萨灵，近处的菩萨不灵。应该是墙外花香，墙内的花也香。
　　 那么，埠头的经验在哪里？埠头有没有好榜样好典型呢？
　　
　　 灯火阑珊
　　 枫林村街上村民小组有个王太元，因为兄弟多，家庭生活困难，１９６３年初中毕业就辍学学木匠。那年头，在农村有门手艺还是很吃香的，但也往往成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点。他家有一个岳母，三个孩子，全家八张嘴靠他做木工，妻子种田，拼死拼活也只能混个温饱。农村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大地，他家里紧挨着县园艺场和畜牧场，王太元常被请去干些木工活计。累累的硕果，欢叫的畜禽，诱发了他不惑的遐想，他扔下木工家什，操起锄镐，效法愚公，带领全家大小顶着烈日，披着月光，投入五百多个工日，终于搬掉了屋后荒山，填平了房前洼地，栽种了２５０多株柑秸；变卖家产，修建了八间猪栏，拉开了庭院经济的架势。１９８５年借钱养了七头猪，出师未捷，倒亏了一千多元。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一边另起炉灶，一边学习，摸索，总结，果然在１９８９年打了个翻身仗，以后每年庭院经济总收入都要超过五万元。
　　 谭小南、黄谋辉带领一批乡干部来到王太元家，看到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几百株葱笼的柑秸树被硕果压弯了枝头；几千只鸡或在柑秸树下悠闲觅食，或在鸡舍安然休息；上百头猪好奇地看着来客，身上泛着醉红的肉光……鸡群消灭了秸园的虫害和杂草，鸡屎晒干后喂猪，猪粪坑和厕所相沟联，厕所紧靠秸园和鱼塘，肥粪就近浇培柑桔，沤的蛆又用以喂养塘鲺雨……
　　 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一个新思路在谭小南等人头脑中渐渐清晰，他们从这里看到了埠头的希望，如果全乡农民都来学习王太元，埠头的小康就不会是梦想。
　　 “立体农业，生态效益，以养促种，种养结合，综合开发，良性循环”。这就是王太元的经验。“太元模式一提出来，便得到了县委曾庆南书记和谢光流县长的赞许和支持。
　　 一时间，“以养促种“的”太元模式风靡埠头乡。在王太元家，慕名而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于是，廖溪村以汪光基为龙头的“养鹅热”兴起了，垓上村以钟为佐为代表的“柑秸潮”掀起了……
　　 接着，１９９１年３月，埠头乡适时地策划了一场旨在推广“太元模式”的“依靠科技进步，争当十项大王”竞赛活动。
　　 生猪、灰鹅、鸭婆、养鱼、甘蔗、粮食、柑桔、瓜子、烤烟、手工业，十块金牌闪着迷人的亮光。
　　 如涌动的大潮，一场脱贫致富的比学赶帮超竞赛在埠头拉开了序幕。
　　
　　 多米诺骨牌效应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埠头乡政府。一千多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县长谢光流来了，《江西青年报》、《江西法制报》的记者来了……
　　 谭小南在一阵阵掌声中宣布了“十大王”的评选结果和他们的主要事迹。
　　 孩子们的鼓乐拥着披上猩红“专业大王”绶带的“十大王”上了主席台，将会议推向了高潮。其中有“养猪大王”王太元，有人均年收入达５７６８元的“手工业大王”钟计元，有人均年收入４０００多元的“甘蔗大王”钟家禄、“养鱼大王”刘衍明，还有开垦河滩，人均年收入达８０００多元的“柑秸大王”钟为佐，以及“烤烟大王”李水源、“瓜子大王”邓宜俊、“粮食大王”杨洪茂……这些与泥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庄稼人，今天第一次站在辉煌的灯光下，站在自己的父老乡亲们面前，接受“父母官“们颁发的奖状和奖品。这是祖辈从没有过的荣耀，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激动得泪花直旋。
　　 “十大王”的表彰大会如一股暖流注入埠头红土，又如在沸腾的油锅里加了一把盐：“十大王真是风光，一人奖部抽水机，县长、书记、乡长陪着照相，县长还用桑塔纳一个个送他们回家。”几多惊喜，几多羡慕！
　　 埠头村钟恩华夫妇养了四十箱蜜蜂，年产蜜糖１。５吨，种三亩水稻，开发五亩河滩地种蔗，女孩开理发店，男孩搞摩托车修理，全家五口，年纯收入２。６５万元，但因没有养蜂一项，未能当上“大王”。
　　 枫林村廖兰彩一年养鸡出笼２８００羽，养猪出栏７０头，产柑桔５６００余斤，上交工业蔗３６吨，仅以这几项收入就达１。５万元，但因“养猪大王”已被王太元夺走，也未能当上“大王”。
　　 “十大王”的评选使埠头乡涌现了大批勤劳致富的典型，农民有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在“大王”的带动下，许多村都形成了“一村一品”的雏形。
　　 １９９２年３月，乡党委因势利导，提出“太元模式造就千个万元户，科技兴农辐射十个示范村”，决定在全乡开展一场“十（示范村）百（专业大户）千（万元户）”竞赛活动。为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还制定了“定项目、数量和效益”的“三定”和资金、场地、任务、服务、组织方面的“五保证”。
　　 垓上甘蔗，旺口瓜子、枫林生猪、程水肉鸡、龙沙采石、廖溪灰鹅、凤岗养鱼，渣江养鸭，大禾砖瓦，桐溪烤烟，各村都在科技示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垓上村提出“实现（吨蔗、猪只、柑桔）三万村。五年奔小康，（村集体经济、甘蔗、柑桔、人均收入）四个第一”的目标，１９９２年种蔗１７５０亩，扶持养猪专业户１０５家，甘蔗产量超过两吨半的专业大户４０多。枫林村则提出（蔗、猪、甘蔗）“三个六千”的目标……
　　 有位沉缅于赌博的青年受全乡你追我赶种养热潮的感染，毅然告别了赌桌、牌九，“堂堂七尺男子汉，何不争他个专业王？”他筹资购回６２０羽仔鸭，新建４００平方米鸭舍，当起了“鸭司令”。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鸭子成活率达１００％。第二年他又养鸭２０００羽，意欲摘取“养鸭大王”的桂冠。凤岗村游雪梅夫妇养蜂８０箱，租了一部“解放牌”，远走泰和、永丰等地，四海为家，风餐露宿，仅养蜂一项收入即可达８０００余元；廖溪村刘礼桂种席草１。５亩，可收席草６０００余斤，仅此一项，全家人均收入可达６００余元；１９岁的小伙子曾饶华全年出栏生猪２１６头，坐在家里抱了个“金娃娃”；蕉田村支书田荣堂在家门口修了有假山的水池放养甲鱼，可获利８０００余元；３２岁的钟恩禄建茅屋，开荒坡，贷款２０００元，养鱼四万尾，种瓜十亩，吃住在荒山，茅屋三次被被风所破仍坚忍不拔地开发荒山……
　　 一张立着的牌倒下，一列牌也纷纷跟着卧倒，这就是西方人常用来借喻连锁反应的“多米诺牌”理论。
　　 有了埠头乡领导的“中心”意识，就有了“（王）太元模式”；有了（王）太元模式，就有了“十大王”；有了“十大王”，就有了“十、百、千”……这就是埠头乡经济跳跃式发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一等的工作”
　　 埠头乡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已过四十，这在“八品芝麻官”群体结构中，属年纪偏大型；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占７０％，又属知识型；是个团结、协作、友谊、谅解，有事业心，气质质朴，作风过硬的群体。
　　 为寻找“太元模式”，他们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为推广“太元模式”，他们坚持每月一次的书记、乡长种养现场办公，组织各级经济服务联社，负责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他们群策群力，为种养事业筹措资金，解决场地，联系销路，技术培训；他们制定了“占用荒山、荒坡、荒坪搞种养，随报随批，地价优惠；对专业户资金扶持，贷款优先；养猪十五头，减半征收包医费”的鼓励政策。他们将每年五月定为全乡畜禽防疫突击月，以经济杠杆保证各项硬指标完成；他们每人承包五户专业户；他们创办每月三期的《埠头之声》，介绍全乡种养动态，专业户的事迹、经验和信息，把已经火旺的“太元模式”鼓成燎原之势。
　　 埠头乡党政班子成员都在玩命地干。两年大旱，处于长龙渠道末端的桐溪村晚稻因群众争水无法插下去。谭小南带领乡干部每人两个蛇皮袋，一根打蛇棍，分段上渠守水。蚊叮虫咬，日晒风吹，还要做无数的劝阻、解释工作，一守就是六七个昼夜。每次守水下来，一个个嗓子全哑了，人也瘦一大圈。谭小南生病发烧至３９度，仍坚持在工地指挥紫色页岩爆破作业，亲自挑土，抡锤，下钎；为推广板田育秧，他不仅亲自管理示范样板段，还冒着大雨，踩着没膝的泥水丈量每一块秧田……程水村２１岁的青年朱福全将自己家中四省三间的一栋房子，除留一间给父母亲住外，其余房间全做了鸡舍，养了几千只鸡。小朱和妹妹没地方住，就在屋梁上搁了几块板子当床，用几只箩筐充当防护屏障。当谭小南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乡政府为小朱批了一块三百平方米的鸡舍地基，减半征收土地补偿费，并亲自担保为小朱解决了八千元的贷款，还要小朱写下“８月３０日前建好四间鸡舍，９月５日前再购进一千羽小鸡”的保证。为支持朱福全盖鸡舍，谭小南还自掏腰包给他赠送了三千片瓦，五十丈瓦楞和门窗。其实又何止是朱福全？“十大王”中的王太元、汪光基、钟为佐等人，哪一个不能历数谭小南救助他们种养的事迹？那年五月，垓上村发现有几只猪在拉稀，早上六点给谭小南挂电话，不到七点谭小南就带着乡干部和兽医赶来了，查找病情，给病猪灌药，打针……
　　 田里青了，荒山绿了，而谭小南他们还不到四十，许多人的满头黑发，就落得个“八月十五月儿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