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我辈是外行，每每到鹅湖书院只知道看热闹，不敢随意写什么感想之类的文字。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重回铅山开讲座，到鹅湖书院召开“鹅湖文学写作班创作交流会”，谈“鹅湖之会”，谈朱、吕、二陆的“四贤”，谈鹅湖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我虔诚聆听，肃然起敬。
　　 跟随彭荆风老先生寻访鹅湖人文，我分明感觉到此圣地有三胜。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是唐诗人王驾游鹅湖写的诗《社日》。这首诗，描写了一幅空灵而淳朴的风景图画。古人作鹅湖游，可以得仙境，得佛境，得圣境。“（鹅湖山）实含儒、释、道三胜境。鹅湖之为山，三峰特秀，已若揭三教而示之。”（明，柯仲炯《鹅湖峰顶三胜记》）。三境相衬相映的鹅湖，让寻访者的心弦悠长地拨动起来。
　　 东汉末年，医学家、旅行家、道学家、道教灵宝派创始人葛玄晚年来到鹅湖山幽居修道数年，写下《修真四要》、《九训》等道学典籍，留下藏经穴、炼丹台等遗迹。只是，葛玄后来又到了葛仙山，并在葛仙山“上昇”。因此，鹅湖山的道仙之迹被葛仙山之名所掩盖。
　　 然而，鹅湖的禅儒之化却经久不衰。唐以后，鹅湖的人文，早已将禅儒融为一体，难解难分。明铅山知县笪继良说：“山何择焉？可以禅亦可以儒；人何择焉？在禅即言禅，在儒即言儒。”《铅书》自唐至清末，鹅湖山是热闹非凡的。寺院接踵，香火连云，官道擦肩而过，路上驿马如飞，商客如蚁，被田园风光吸引来的读书人络绎不绝，物化的人文与人化的自然风光在鹅湖山的乡野中和谐而相融。
　　 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时名僧大义禅师云游鹅湖，植锡山中，建立寺院。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大义进长安见太子李诵，其学问令太子钦佩而与交之情笃。805年，顺宗御赐大义封号“慧觉”，并赐锡杖、玉杯、佛珠等物携回鹅湖山。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宪宗召见大义，赐封号“慈济”，敇建鹅湖山峰顶慈济禅院。到了五代，鹅湖山已成为我国东南著名的佛教中心。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真宗赐峰顶慈济禅院额“慈济禅院”，后称鹅湖寺。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鹅湖寺扩建御书阁12楹，藏历代朝廷御赐书籍。明洪武年间（1368～1397年），鹅湖山又被朝廷立为“鹅湖禅林”，为天下八大丛林之一。大义之后，鹅湖名僧辈出，有云正、绍能、养庵、千叶、治斋等高僧。这些名僧，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亦儒亦僧，是学者型的高僧。因此，鹅湖儒学浓厚，人文荟萃。王安石、曾巩、陆游、宋濂、李梦阳等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都对鹅湖情有独钟，留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
　　 这里，又是南宋大儒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过化之地，是辛弃疾、陈亮极论世事和切磋学问之地。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夏之交，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100多位学者在鹅湖寺举行了为期5天的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的学术辩论会。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的陈亮与辛弃疾“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寻访鹅湖，寻游人眼中风光多隽美，心中三胜教泽更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