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早晨，风，如同无数根看不见的柔丝，溜过来，滑过去，拂弄得脸上怪痒痒的。早班的车流已经流完，街道复又显出了清静，好似才从辰光中苏醒过来。各家商店的门慵懒地开启了，冷清中又才增添了几分热气。文华骑在一辆“飞鸽”自行车，轻捷地“飞”过了几条大街，不减速的往建设银行“飞”去。今天是发奖金的日子，该她这个会计员奔忙。
　　 按照老规矩，去银行取款本来是两个人同行。可是这天老会计刘姐生病了，取款任务只好落在文华一个人身上。起初，老厂长不放心，打算临时找一个工人相伴，可是，找来找去无人应召。生产任务紧，各人要完成各人的定额，不减计划白跑，没有人犯这个傻。
　　 “算了，我一个人去！”老厂长正准备另外找人，文华已经推出自行车，爽然把胸口一拍：“现在治安情况比较好，再说，钱不多，才几万元。”
　　 她看见老厂长赞许的目光一闪，虽然那一闪中还有些许犹疑，她就跃上了车，兴奋地冲出了工厂大门。
　　 不错,文华今天很兴奋,兴奋得快慢要压抑不住了。昨天,她听到一个消息:下个月,工厂里要在多年以工代干人员中提转一批新干部,同时也要裁减一批不称职的科室人员。消息是秘书小李告诉她的。小李和她是好朋友，好得如同一个鼻子下的两个孔。因此，小李进一步给文华口授了十六字真经：“注意表现，扩大影响，这次提干，准有希望。”
　　 说起提干，文华欣喜万分，但也不无酸楚之感。她脱产已经五年，头上还一直顶着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代”字。因为这个“代”字，她的户口薄上才别扭地注明她是“工人”而不是干部。也因为这个“代”字，她的在商业局当科长的丈夫老胡，经常半是戏谑半是挖苦地直呼她为“老代”，她气得扣了他的酒，咒他下辈子也变“代”字号。他却谓然长叹：“我们孩子今后填写档案，那家庭出生一栏，应该怎么填呀？”她无言以对了。难道丈夫说得不对吗？她自己不是也气恨那个“代”字吗？孩子入学那天，她不是厚着脸皮，在老师的家访联系本上亲手写上了“干部”二字吗？她真不明白，家访联系干吗要注明父母的职务。------哦，应该结束了，苦恼的过去！未来已经充满阳光，就象这街市，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着温煦！
　　 她笑了，高兴地把自行车猛然蹬了几脚。前面正好是一段斜坡，车子轻松地向前滑去。
　　 真惬意！她希望前面永远是这样的斜坡。
　　 昨天晚上，提干的消息使她兴奋，使她反侧难眠，但值得。失眠使她有机会自我品评，把几年来工作上的优劣作了一个初步总结。总结以后她感到满意，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这次都能够上去：首先是年轻，今年才满二十九岁，占了“年轻化”。其次是文化考试优秀，平均考分91分，占了“知识化”。再次是工作能力强，所有数字过她的手，从未出过差错，又占了“专业化”。——当然，她也想过缺点，但是想来想去几乎没有。没有是不行的，革命导师也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何况她，一个“代”字号的小会计。最后她想起小李的十六字真经，终于找出来一个缺点：“表现不足”，没有一点突出的、能够让领导开颜的事例。——比如当先进，这一点就不如宣传科的小吴，人家年年上红榜，自己却连表扬也没有一个。但是这能够比吗？人家的工作性质占了绝对优势，满厂的红绿标语体现了领导意图，好人好事专栏网络了群众关系。她呢，人们只有到了发工资和奖金时才光顾她一会，然后就分道扬镳。她怎么去突出？去表现？去影响？难道给大家多发几张票子么？------她发愁了。后来，她做了一个噩梦，梦到她被精简了，依旧去当她的油漆工。
　　 但是今天她高兴了，因为意外地寻着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刘姐生病了，她一个人担负了两个人的工作。——嘿，梦是反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文华不知不觉就到了银行门口。她一个急刹跳下车来，架好车，身体轻盈一转，便上了银行门口的石阶。高跟鞋在石阶上急节奏的敲打着，发出欢快的声响。那声响在她听来显得格外美妙，动听，仿佛就是升迁的鼓点，迎接她从此跨进幸福的大门。
　　 不到半小时，文华从银行里出来了。她抬起手腕看看表，才九点十分，脸上便泛起了得意的笑：以往这个时间，她和刘姐才出厂门呢！她满意自己处理事情的干练和果断。刚才，那个就象没有睡醒的营业员想找岔，说她没有预约，被她三言两语就打发了。现在她提着鼓囊囊的人造革提包，多象个凯旋而归的将军呀！她想象出跨进工厂时的动人情景：首先，那些围在财务科门口等待领钱的人将出现惊讶，接着便如洪水爆发似的向她涌来，一叠声地欢呼，颂扬：“乌拉，财神回来了！”，“会办事！会办事！”喧嚣声准定惊得各办公室冒出不少人头来。那时她会陶醉，会激动，身心都会颤动。那时她一定要做出一个表示，要亲切地，大声地说一句话：“大家等久了，辛苦了！”-------
　　 ”文华神想着走下石阶，情不自禁地笑了。她笑得那样离神，那样痴傻，仿佛刚刚从一个甜美的梦境中走出来。她把提包往车头上一挂，掏出钥匙开了锁，一路春风往工厂赶去。
　　 太阳出来了，文华披着霞，踏着风，一路兴致不减。但是又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她还缺少什么呢？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一套三居室的上等住房，有五位数的存款，还有遥遥领先的全套现代化家庭设施——这些都靠了能干的科长丈夫。靠她，一个“代”字号的小会计是万万到不了这一步的------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孩，孩子很乖，又聪明，从小就树立了大志向：“长大要当官，要比爸爸的官大。”-------但是文华又有一些伤感，她觉得自己比丈夫更爱孩子，可是孩子却比爱她更爱丈夫。她时常苦恼，却不明白为什么。直到昨天，孩子因为意外得到一盒口香糖，她这才明白了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原因：她没有丈夫那么多客人------。
　　 红灯！文华一个急刹跳下车。这是她今天来回路上的第一个停顿。平常，文华喜欢用红灯来测试运气，哪一天没有遇上红灯，哪一天就事事顺畅，称心如意。但是今天，她觉得可以不算数：第一，因为不在上下班时间里，可以例外。第二因为她在想问题，没有注意取提前量；看这前轮，不是已经过了线，才引起那个交通民警向她挥手吗？------她抱歉一笑，立刻把车后退一步。但是，她的笑突然在脸上僵住了，跟着身子也颤抖起来：她的提包，那个挂在车头上的，里面装有七万元的人造革提包不翼而飞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简直要晕死过去了。但是她毕竟不是甘愿睁着眼认倒霉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她就要挣扎。何况她长期在算盘和数字中侵泡过，干练和机敏有别于一般遇事就手脚无措的女人。在这一瞬间，她就作出了准确判断，同时排除了可能途中失落和小偷光顾的一切疑点——取款以后没有下过车，手没有离开过车把。唯一的疏漏，就是在银行门口那一阵子走了神，把提包错挂在别人的车把上了------。她出奇迅速地调过车头，飞一般往银行赶去。此刻她万念俱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快、快速赶到银行门口；只有一点侥幸，唯愿那辆挂着提包的车还停在原地。然而事与愿违，当她气吁吁赶到目的地时，不但没有什么提包，就连还留存着的几辆自行车，也早已改变了停放位置。
　　 文华木然呆立，脸色白得吓人。她彻底绝望了。她的头脑开始晕眩起来，觉得世界如同翻了一转，一下子把她从即将蹬上的光辉彼岸摔进了无底深渊，不住地堕落，下沉；同时又有一只无形的利爪，在拼命地，残酷地撕扯她的五脏，那样空，那样难受，那样揣不过气来------。
　　 这无疑是命运在捉弄她，坑害她，无端使她栽了一个大筋斗，并且从此很难再爬起来！她想哭，泪水只在胸膛里翻滚，无论如何上升不到眼眶里来。她不属于那一类爱哭鼻子的女人，小时在襁褓中就没有哭过几天，长大更忘了哭是什么滋味。那是因为生活没有给她提供哭的条件，一切都是那么顺当，算得上生活的宠儿。------可是现在，命运要不公平地待她了，且不说她将由于严重失职会影响提干，单是如何回厂交差就是一个叫人无法回答的难题。她害怕见到老厂长难看的脸色，更害怕工人们无情的责骂和挖苦，以及由于愤怒而直接挥到眼前的拳头或者吐到脸上的唾沫。——既然他们是粗俗的，就什么事都能够干得出来。工人们爱钱，是因为他们需要它，一但拿不到钱，就会找你拼命------她打了一个寒噤，实在不敢回到工厂里去。尽管情况不会如她想象的那么严重，工人们也不会那么没有教养和失去理智------。
　　 她扶着自行车，怏怏地往当地派出所走去。
　　 文华终于回到工厂。虽然胆怯，工厂还是必须回的。派出所只能给以她安慰，而工厂才是她立足的根本。她把老厂长吓了一跳。老厂长正埋头在翻阅生产报表，没有想到旁边突然出现一个人。
　　 她勾着头，一言不发，身子微微地抖。她已经感觉到老厂长难以想象的目光在怎样地打量她了。
　　 “是你，出什么事了？”想不到老厂长的声音意外平静。
　　 “厂长，我------”她望了老厂长一眼，连忙避开。老厂长的目光并不逼人，面孔也挺和善，但是她怕，感到恐慌。
　　 “别着急，”老厂长倒了一杯开水放在她面前：“到底出什么事，你慢慢说。”
　　 “钱------”她痛苦地喊。
　　 “钱怎么呐？”
　　 “钱，被人抢了！”
　　 “什么，被抢？”老厂长大吃一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真的，我，我------”她抬起头，泪眼惊惶；因为是谎话，连声音都变了调。自离开派出所，一路上她就编出了这一套谎话。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交差，才能减轻过失。常识告诉她，自己失落和遭遇抢劫是两回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尽管，她也想过，觉得这个做法可耻，也感觉到正气在旁听。但是她顾不得了，不能毁灭自己，“提干”和“精简”，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呀！
　　 “那好吧，”老厂长眉头紧皱，开始把不满从目光里射向文华：“你讲讲具体情况。”
　　 “九点半，我从银行取了钱，骑车路过东桥时，忽然有两个小伙子骑车朝我撞来。我摔倒了，碰晕了头。等我醒来，两个人不见了，钱也不见了。”
　　 她打住话，瞄了老厂长一眼，想从老厂长的面孔上找出一点反映。只见老厂长显得极不平静，皱着眉，咬着唇，不知是为失落奖金而焦急，还是因为大白天出现歹徒而气愤，猛然将半截雪茄烟粗鲁地栽进嘴里，抓起火柴呼呼地划，划断三根火柴也没有划燃，气得往桌子上一扔。她心一紧，急忙又说：
　　 “厂长，你，处分我吧，我太大意，太粗心。我愿意赔------”
　　 “我先问你，”老厂长不信任地打断她：“出事以后，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了吗？”
　　 “报了，他们说，尽快帮我查，还派了两个人和我一起去看了现场。”
　　 “哦——！”老厂长气愤的眼光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分——惊谔。跟着又去抓那刚刚扔下的半截雪茄烟,动作显得更加烦躁。文华此时反而不那么居谨和胆怯了,有力的证据使她变得安静。她庆幸自己的深谋远虑,方能够如此化险为夷。她甚至觉得有趣,她带着老厂长绕了一个大弯,然后又带进了死胡同。她的确很聪明,为了她的谎话能够站住脚,她去派出所报了抢案；为了立抢案有依旧,她先到东桥上把自己摔了一跤。虽然，那一跤摔的不轻,不是按计划的摔一身灰尘,摔一点痕迹,而是把胳膊擦掉了一大片皮。她懂得证据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她认为:据,可以不管真假,但是不可以缺少。据,就是保证;据,就是准则。这正如给出差人员报销车船费一样,明显有对不上路的票,管人家是检来的还是买来的都得给报。票就是据,否则,你得拿出不给报的据来!有吗?没有。她没有,老厂长也没有。那么谁能够证明她不是遇劫?她此刻甚至有些轻松了,但是也不敢大意,因为她毕竟在演戏,还没有下台。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上流演员,内心的空虚始终不能使她进入角色。她怕露馅。只盼望老厂长快些结束这个场面。然而老厂长似乎没有结束的意思,久久地,把一双平时看来是那么和善而今却显得威严的眼光毫不客气地凝视着她,好似不搜索出她内心的真实决不罢休,以至使她已经开始坦然的心境复又紧张起来。她勾下头,打算重新酝酿情绪,深入角色。
　　 “你讲的情况全都属实?”
　　 不容她多想,老厂长突然严厉起来,声音也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完全是审讯意味了。文华一惊,慌忙回答：“属实,全属实。”
　　 老厂长不在再问了,站起来抓过电话,呼呼几下拨通了号码:
　　 “喂,是东桥派出所吗?-------今天我们有个同志来报案------对,是个女同志。------喂,我说,请你们撤除这个案子,------对,是撤除,具体问题------好,我派人来------”
　　 文华有些发懵,不知老厂长究竟要干什么。正惊疑间,老厂长从柜子里拿出一件东西来扔在桌上，冷漠地说：
　　 “文华同志，请你重新解释吧！”
　　 文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老厂长扔在桌子上的，正是她失落了的人造革提包。她心头蓦地一震，骤然感到一阵晕玄的、神秘莫测的恐怖。这恐怖袭透全身，使每一根神经纤维以及每一个毛细血管都拼命颤动起来。一时间，她思维没有了，理性没有了，惊叫一声扑过去，把提包紧紧抱在怀里。可是她又僵住了，提包是空的。于是她失态地、近于疯狂地喊：
　　 “钱，钱，我的钱呢！”
　　 “喊什么。”老厂长依然冷漠：“不是被人抢去了吗？”
　　 “没有，没有，我------”理性恢复了，思维恢复了，她捂着脸，“哇”一声大哭起来。泪水是那么通畅，声音却那么梗塞；悲戚，凄凉，长声吆吆，似有许多无法说明的委屈，似有许多无可名状的感慨，全都包容在这泪水的诉说之中了。老厂长似乎动了感情，看看文华，又看看掉在地上的提包，发出一声音长叹：
　　 “可惜，那真正失落了的------”
　　 文华一愣，抬起满面泪痕的脸，羞惭地望着老厂长，似乎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老厂长这才告诉她，钱已经发到工人手上了，是一个青年人送来的。
　　 一个青年人？在哪？他是谁？”她顾不得擦去脸上泪痕，忘情地喊。
　　 走啦！”老厂长凝望着窗外，叹道：“一个没有说出名字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