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杨树吗？在祖国的东北，杨树是极为普通而常见的树种，遍布于田野里、城市中、道路两旁乃至百姓庭院四周。对于杨树的品格和性情，通过作家矛盾的一篇著名散文《白杨礼赞》，你一定有所了解。
　　 杨树的样子，你也一定认得，但是你未必知道像杨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那无数人中的一个。
　　 （一）
　　 我读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的年代，是知识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不止是一两个敢于直言的老师，在讲台上直接对学生们说：“你们学不学都没有多大的用处，学好学赖都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所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很少学知识，所谓读书就是混个毕业文凭，学生时代是盼着长大，盼着按照组织安排下乡，然后回城工作，娶妻生子……城镇学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这是从我五岁时，毛主席就确定了的一项雷打不动的基本国策。
　　 忽然“平地一声惊雷”，邓小平大手一挥，改变了这个所谓“雷打不动的基本国策”，不用下乡了，可以直接考学了，考不上的就在城镇待业。“待业青年”这个词，那时才刚刚兴起。
　　 在校学生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许多毕业许久的人也回炉了，甚至上班了人也重新回到课堂，同学之间年龄的差距，一下子从一两岁拉大到七八岁，从十五六到二十五六的人，都想成为千军万马中闯过“独木桥”的那个幸运儿。那时的高考率在百分之五左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宠儿，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那时大学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即使考不上大学，考上中专也是国家干部。只有当上国家干部就不用吃苦受累，就可以一辈子享清福。即便选对象也有资本扒拉挑，什么高个、苗条、漂亮，什么文化程度，什么家庭背景等等，可以挑几个来回。说白了考上学了就高人一等了，犹如古代金榜题名，不但前程似锦，而且光宗耀祖。
　　 高中不再是平推，而是凭考。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化，使我茫茫然不知所措。猛然警醒道：中国已经进入知识改变命运，也决定命运的时代。但是一切都晚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六、七年时间里，都不曾好好读书，落下的功课不是一星半点，尤其是无数次的考试结果，无情地挫败了刚刚树立起来的信心，英语零分，并且无法迅速追赶、改变的现实，令我考上大学如白日梦般，被击得粉身碎骨。
　　 眼望浩瀚的星空，无力之感油然而生。那个金光闪闪的“独木桥”，忽然被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所淹没，看不到任何踪迹。没有任何法术的我只得叹道：大河滔滔，无奈东逝水......
　　 1979年的深秋，在我心里是风雪飘零的寒秋。无情的秋风，将落叶扫得满天飞扬，把我如落叶一样扫成“待业青年”。那年我十六岁。从此，大学，便成了我的情人，我与情人，只在梦里幽会。
　　 父亲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文字和语言以及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式告诉我，我不会有什么好的前程。如果吃得了苦，国家或许会给待业青年一碗饭吃的。我知道自己只是一枚被秋风扫落在地的枯叶，只有沤粪的功用。如果有足够的幸运，会与另一个枯叶组成枯叶家庭，仅此碌碌一生而已。
　　 从改革进程的历史角度回头来看，那时处在乍暖还寒的时节，在初春的阳光下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遇着春寒的顽强抵抗。初中或者高中毕业、肄业就失业的“待业青年”，布满大街小巷，就像满街的杨树，极其普遍又数也数不清。我是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不知道自己是金命，还是土命。16岁，可谓年纪轻轻的我，不知道什么悲观，也不会埋怨。当然更不知道该埋怨谁，是埋怨我出生在那个知识无用的时代？还是埋怨我自己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呢？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无论国家还是民族都处在自我封闭的茫然状态中，按照毛主席“人口多，干劲高，力量大。”的理论，在没有任何计划生育措施的情况下，不管天灾人祸还是贫穷落后，接二连三地跑到这个异常贫穷的充满恶斗的人世间，一个不大的院落，用不了几年时间便充斥大大小小的孩童，嬉笑打闹声震耳欲聋。夏天时，这些孩童赤裸着上身，打着赤脚，小脸黢黑，无忧无虑地玩耍，不懂什么是命运。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孩童齐刷刷长大以后，什么入学呀、就业呀、吃饭呀、住房等等都是问题。但是这些人生下来就面临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贫穷落后吃不饱饭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要求不高或者没有什么要求及愿望，只要活着，只要廉价地延续人间的烟火，虽然像蚂蚁那么的卑微，却如小草一样顽强。
　　 所谓“待业青年”，就是等待就业的青年。总等待也不是法子，吃闲饭的话是非常刺耳的。已经由“待业青年”变成知青厂工人的哥哥，给我找了一份在建材厂三班倒的临时工作。
　　 建材厂车间的班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叔叔姓赵，他右眼睛上有一个白色的点，好像受过伤，但是眼睛大大的，很有神，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干不了，回去吧！”
　　 “我还没干呢，你咋知道我干不了？”我不服气地反问。
　　 “你这么大的孩子，干不了这么苦这么累的活，来了好几个，都没坚持几天，你还是走吧。”赵班长语气坚定好像不容商量。
　　 “我试试再说。”我的语气更加坚定，不容商量，我的倔劲一上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活是这样的：把大小不一的石灰石由厂区内的堆料场装在推车子上，推到车间内的颚式破碎机旁，保证颚式破碎机运转时石灰石填料的供应，颚式破碎机的钢牙，会强有力地将石灰石破碎成规格不一的碎石，通过规格不一的振动筛，把规格不一的碎石输送到不同的出口，然后分别装袋。铺马路的碎石或者房屋墙面的水刷石，就是颚式破碎机的杰作。
　　 几天干下来心里狠狠地骂道：这那是人干的活呀？装车卸车这活很简单，就是风吹日晒、单调枯燥、又脏又累，根本就没有什么空闲，机器不停你就不想歇着。你想这是人在配合机器，在满足钢铁铸成的机器的胃口。颚式破碎机有了动力电，就像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为未来的丈母娘家干活那样不知疲倦。入冬后粘了青雪的石头又滑又凉，重重的，手套被打湿一会就冻硬了，手指头被冻得像猫咬似的，完全不听使唤。如果一不小心会滑落在脚上，那是要出工伤事故的。咬牙切齿地坚持了四五个月，大大出乎班长的意料，当然我也对自己的忍耐力感到惊奇。记得第一个月开工资时，我把二十元伙食费交到妈妈手里时相当自豪，从此我成人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上夜班是最为难熬的，又困又累。建材厂办公室门前有一排树龄不长纤细的杨树，虽然生长在污染的环境中但是很茁壮，与厂子后院的老杨树一样郁郁葱葱。在寂静的夜晚，休息的间隙，坐在杨树下慢慢咀嚼着自带的盒饭，主食大米饭和高粱米两搀和，菜就是一枚咸鹅蛋。边吃边透过高大挺拔的老杨树的枝桠间，望着璀璨的星光怅然若失，和我同装一个车的老师傅问我：“你长大做什么呀？总不能干一辈子临时工吧，那样会讨不到老婆的。”我不回答，心想：我现在不就长大了吗？如果到结婚的年龄，我也想讨老婆，不想打一辈子光棍。想着想着，大脑里忽然浮现出邻家小妹那漂亮的瓜子脸，那迷人的水灵灵的大眼睛。
　　 父亲给我联系了一个既轻俏又挣得多的活，火车“押运”。装车的地点，是郭家店火车站货场，卸货的地点，是八道江火车站货场，押运的货物是两火车皮120吨玉米淀粉，收货单位是通化矿务局。我和老杨承担此次押运任务。老杨五十多岁的样子，是老押运了，也是淀粉厂的正式职工。火车在行进中，我们押运人员就呆在守车里。守车，是货物列车编组的最后一节，是运转车长值乘的地方，不过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现在守车已经取消很多年了。我押运的货物列车，虽然路途仅仅400公里左右，但是在四平编组站和梅河口编组站，要经过两次编组，才能到达目的地。在停靠编组时，我和老杨眼盯盯地看着自己押运的这两节车厢，不让陌生人接近以免丢失。在经过四平和梅河口编组后，货物资列车在颠簸和隆隆作响的声音里，除了偶尔在一些不知名小站待避以外，一直朝着目的地前进，我坐在守车的窗前，望着从眼前飞逝的景色，觉得什么都非常新鲜，好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傍晚时分，货物列车终于停止了那单调而刺耳的哼唱。映入眼帘的站名---八道江，提示我目的地到了。历经三十多个小时的折腾，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当我在内心想欢呼庆贺首次押运初战告捷时，却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溜车事故”，百口莫辩。
　　 因老杨去联系收单位，让我在现场看车，所以我是“溜车事故”现场的唯一“外人”。我被带到一个封闭的办公室接受审问，审问我的是铁路的人，是铁路的工作人员还是铁路警察，不得而知。审问人严峻的目光，告诉我发生的“溜车事故”，后果很严重。那人用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一眨不眨巴地盯着我的眼睛，想从我眼睛里找出破绽，从那咄咄逼人的话语中，我知道他们确定我就是“溜车事故”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他反复问我如下问题：
　　 你看见溜车了吗？
　　 看见了。
　　 你为什么擅自摘钩？
　　 我不懂什么是摘钩，也没摘钩。
　　 那勾是怎么摘开的？
　　 我看见一个人摘了钩就跳下车走了，我还以为是你们铁路的人正常作业呢！
　　 ……
　　 我应用我所学到有限的知识为自己辩解，并运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关动机、证据、在原地没跑等侦查学的理论向他们说明和讲解。审问人员大概是没问出破绽更没有证据，便把我放了。
　　 事实上，我确实亲眼目睹了有人把两个货车之间的链接钩摘掉，有两节货车脱离整个列车顺着坡道冲下去，然后“咣当”一声巨响传来，我以为是铁路工人的正常作业，那知这是有人蓄意制造了“溜车事故”，那人瞬间消失在夜幕中，现场只剩余看车的我。这个事情现在想来都后怕，如果办案人员想立功，并且动用私刑，没见市面又年幼的我很可能被屈打成招。
　　 虽然虚惊一场，也把我吓得够呛。与老杨会合后，我便突然发起高烧，拖着虚弱的身体坐上返程的客车。
　　 （二）
　　 回到家后，我没再去干押运。呆在家里无所事事。
　　 当时的小镇，正在对镇内路边的杨树进行整理和修剪，一些弱小的有病的树被连根拔掉。我看着那些被淘汰的杨树或修剪下来的枝条，被凉晒成烧柴，最终被填进灶膛化成灰烬。我不成为废柴，而想像路边高大挺拔的杨树一样，迎风屹立，郁郁葱葱，站着给人绿色和荫凉，倒下亦是有用之才。
　　 我们豆腐院里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邻居哥哥，突然穿着军装岀现在院里，我和玩伴将他团团围着，他是回家探家的，一身绿色的军装和那耀眼的“三块红”，就是那个色彩单调年代里最美的颜色，将冬天里一把火照亮了所有人的眼睛，还灼疼了我的心。我禁不住伸手去摸军装，他翘着食指，在军装上轻轻弹了两下，像是对我发出只许看不许摸的警告，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缩回来的那只手，好半天才揣到兜里。
　　 邻居哥哥的脸上像将军那样庄重，骄傲得像打了胜仗的英雄，和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展示着华丽的羽毛，他俯视着我和玩伴们说，你们知道吗？我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大半个中国，那神气劲就好像大半个中国是他解放的。你们知道吗？我复员回来就是国营工人。“国营工人”这句话太有分量了，如一把锋利的剪刀插入我的心脏，令我窒息。那时“国营工人”的身份是令人骄傲的，也是很实惠的，意味着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选个漂亮的媳妇，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以及许多我那时可能还不知道的好处，比如分房。
　　 父亲在我家门前栽了几棵杨树后，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们了，就像对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孩子们带到人间他就当起了甩手掌柜。他并不是如木头那样的没有感情的人，而是他凡事讲原则，尤其是亲戚朋友更不能搞特殊。我自己的前程得我自己想辄。
　　 从此，我便开始留意有关征兵的消息。看到红纸上赫然地写着有关“冬季征兵”的通知后，我高兴地一夜都没有合上眼睛。
　　 ......
　　 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部队驻扎在渤海湾上一个重要的交通咽喉和军事要塞，这是一个气候宜人，风光旖旎的地方。部队所在的军营可谓是绿色掩映下的军营，整个军营大院到处都是高大挺拔的杨树，这些杨树就像院内的军人一样壮实、伟岸、一付凌然的神态，于风雨于严寒酷暑中傲然屹立在那里。
　　 新兵训练结束下班不久，部队就奉命到沈阳施工。所谓施工就是为建筑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当力工。施工是劳累的，也是愉快的。心无杂念，只是一复一日上工下工，与民工无异。如说差异便是，当兵的是免费劳动力，而瓦匠是雇佣来，军队是要付工资的。
　　 忽一日连部通讯员告诉我连文书要提干，当司务长。连里正在选新文书，我也是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佳木斯的吴连超希望最大。不出一个月吴连超确实直接当上文书。我内心很不是滋味，如同碰倒五味瓶五味杂陈。我不是不服气，对连里的任命心悦诚服。吴连超和我是一批兵，他一来就表现出不凡的才华，连里的黑板报被他焕然一新，春节晚会的节目，也是他帮着文书排练的，他的稿件被团广播站采用等等，他是连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是纯的高中生，所谓纯的就是不但文凭是真的，学问也是真的，并且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就像吴连超本人说的“我是大学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