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春。
　　 风和日丽，百卉苏醒。
　　 县公安局庭院里一棵高大、苍老、濒临死亡的玉兰花树，竟然枯木逢春，绽开了满树银花。一朶朶晶莹玉洁，玲珑剔透，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格调高雅而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一阵微风轻拂，将玉兰花香吹送进一扇敞开着的窗户。窗内，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警官俯案而坐，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份旧案卷。
　　 这是一份异乎寻常而又格外简单的旧案卷。但就是这么一份仅有两三页纸的旧案卷，却使王军这位素以智勇超群,闻名于众，被罪犯们视为灾星，闻之丧胆的刑侦科长，大费思索。
　　 太简单了！实在太简单了！案卷总共才二份申诉，一纸调查记录，外加一条驳回的批语。申诉是永丰公社柳坪大队一个名叫丁大州的社员写的，控告该大队党支部书记彭卫民诈骗他五百元现金，并将其子丁小路害死的违法行为。上诉的时间是一九七O年冬。调查记录用潦草的笔迹简单地写着：“丁大州系历史反革命，内专对象。所告彭卫民诈骗现金一事，既无人证，又无物证，不能成立。据该大队干群反映，其子丁小路系郭海反革命集团重要嫌疑犯，遭受群众批斗后畏罪自杀……”再下面就是主管部门的批语：“证据不足，原诉驳回。”批语的下方是一颗取代公、检、法三家的县群众专政办公室的大红印戳。
　　 暨无验尸报告，也无讯问记录，甚至连办案人员的签名也没有一个，只有那颗占纸约四分之一张的大红印戳，泛着唬人的红光。从这份普通旧案卷里，是根本无法看出是非曲直的。这个丁大州究竟是何许人？他的儿子又究竟是怎么死的？在这薄薄的几页纸上，是否会托附着一个冤魂呢？唉！十年浩刼，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又给他们遗留下了多少紊乱如麻的疑案。这最后一件遗案，可真有点儿棘手难办啊！
　　 上午，当王军从县法院的程院长——一位与他一起蹲过牛棚，住过干校的老法官手里接过为份案卷时，老院长曾经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说：“这是最后的一件案子了。我们的遗案清理工作总算快结束了。”然而，何钊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他一边翻阅着案卷，一边习惯性地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子，试探性地反问：
　　 “为什么要复查？”
　　 “第一，丁大州是个历史反革命，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他想自保前程不挨批斗都很困难，又怎敢去诬告别人？特别告的又是当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第二，那个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一打三反’重大成果的‘郭海反革命集团’案，早已查明是个假案。丁小路仅仅是涉嫌，刚挨一次批斗，就畏罪自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第三，那时法纪废驰，社会混乱，不少坏人篡夺了政权，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不要说死的是丁小路这样一个‘黑七类’，就是死了个贫下中农，一时也很难查清楚……”
　　 老院长对案情的分析入情入理，头头是道。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王军拍拍手中的案卷，说，“丁大州的这两份申诉，都是一九七O年冬的，至今已有八年，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有两年多了，他为什么不重新上诉？”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有两种可能：或是丁大州心有余悸，害怕再告不准，反遭毒手；或是由于某种原因，无法上诉。”
　　 “但也不能排除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丁大州八年前的这两次申诉，确系诬告。”
　　 “对！”老院长点点头，严肃地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对此案重新进行审查。”
　　 于是，王军便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案子。由于这几天要办的案子多，刑侦科的人员都分下去了，加上这个案子又耽搁了八年，线索又少，比较棘手，他便决定亲自出马，去柳坪作一番调查。
　　
　　 二
　　 办公室的门开了。随着一声报告，进来一位二十八、九岁，服装整齐，精力充沛的司法战士。他叫赵东川，是县检察院的检察员。由于赵东川八年前曾参加过此案的调查，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检察院派他来参加此案的复查工作。
　　 “来得正好！”王军请赵东川坐下，说，“你先把当年调查的情况谈一谈。”
　　 赵东川拿出一本旧笔记本，一边翻阅一边回忆地介绍说：
　　 “丁大州早年参加过青年军，任中尉教官，四八年解甲归田，因无重大罪行，没有戴帽。他中年丧妻，只有一个儿子丁小路。丁小路当年二十六岁，还没有娶亲……”
　　 “那么，丁小路是怎么死的呢？”
　　 “那一年冬天，与他们相邻的小溪公社挖出了一个以郭海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牵连到三个公社二百多人，丁小路也是其中之一。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彭卫明和治保主任丁辉对丁小路进行审讯时，丁小路非但矢口否认，并且还破口大骂彭卫明和丁辉，说他们串通一气，企图赖账，有意对他进行陷害……”
　　 “等一等！”王军打断了赵东川的话，问，“丁辉与此案有什么牵连？”
　　 “据丁大州说，那五百元钱，就是彭卫民通过丁辉向他借的。丁辉是丁大州的堂侄。”赵东川回答说。
　　 “嗯。”王军点点头，说，“你接着说下去。”
　　 “彭卫民气得暴跳如雷，当即要民兵把丁小路捆绑起来，晚上又召开群众大会，对丁小路进行批斗，斗后关在大队办公室后向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早晨，发现丁小路满头是血地倒毙在墙旁，估计是撞墙自杀。
　　 “验了尸吗？”
　　 “没有。我们接到丁大州的上诉，下去调查时，尸体已经掩埋掉好几天了。”
　　 王军不满地瞥了赵东川一眼，严厉地问：“为什么不破棺验尸？”
　　 赵东川抬头看着王军，不无委屈地说：“你知道，那时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到处都是监狱与公堂，时时有人受刑不过而自杀，都是一死就拉出去埋了。我刚找丁大州谈了一次话，在社员中开了一个调查会，询问了几个与案情有关的问题，一同前去的两个造反派就说我右倾，同情反革命分子。你说，我又怎么能说服他们去发墓验尸？”
　　 “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王军蓦然意识到自己对赵东川的态度过于严厉，向他道了个歉，转身走向窗口，凭窗远眺，借此来平息心中的怒气。
　　 窗外，风和日丽，春光明媚。那棵枯木逢春的老玉兰花树，曲枝如虬，繁花似雪，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迷人魅力。
　　 赵东川也走到窗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溢满花香的新鲜空气，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好香！”
　　 “是吗？”王军凝视着那棵玉兰花树，感慨地说，“这棵树的年龄比我的爷爷还老，半死不活的，许多年都没有开花了。去年，我仔细地为它杀灭了一窝蛀虫，又替它松了松土，施了点肥，竟使它返老还童了！”
　　
　　 三
　　 半个小时以后，王军驾驶着一辆吉普车离开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驰上了通往柳坪大队的一条简易公路。吉普车里还有两位乘客：一位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赵东川；另一位是永丰公社派来协理此案的公安助理员胡家华，一位三十多岁，精明干练的基层干部。
　　 王军有一个癖好，喜欢自己开车，并且把车开得飞快。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愈益稳健，早改变了争强好胜的个性，但这一癖好却始终未变，不是逞能，而是为了提高速度和效率。
　　 此刻，吉普车恰好驶上一段较为宽阔平坦的路面，王军立即不失时机地又一次加快速度，驾驶着车子风驰电挚地飞跑起来。他瞥一眼接连被他超越过去的两辆货车，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目不旁视地紧盯着前方，一边驾驶，一边问身旁的胡家华：
　　 “彭卫明——那个支部书记，为人怎么样？”
　　 “彭卫明是一九六六年和我一起从部队复员的。这位同志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各项任务完成得都很出色，这两年他们大队的农、工、副业生产都有显著发展。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主观、固执、脾气急燥，在工作中没少得罪人。”胡家华舒适地背靠着皮椅，侃侃而谈地介绍着。
　　 “那个丁辉呢，现在还是大队的治保委员吗？”
　　 “早就换了。丁辉后来当了会计。他是回乡知青，文化水平较高。前年改选，他由于群众关系不大好，没有选上，大队便改派他搞外勤，出去为大队的两个小型工厂采购原料，推销产品。”
　　 “说具体一点，为什么群众关系不好？”王军回头瞥了他一眼，注意地追问。
　　 “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胡家华耸耸肩，微微发胖的脸上露出一丝鄙夷的冷笑，不以为然地说，“无非是参加劳动少了点，再加上经济手续有点……有点不清。你知道，那是一般社队搞财经工作的，在所难免的事情。”
　　 说话间，柳坪已近在眼前。车窗的前方出现了一口大塘，塘旁柳丝垂绿，屋宇参差。王军转动方向盘，一个急转弯，径直把吉普车开进村里。吓得村街上觅食的鸡群，一只只扑楞着翅膀，“咯咯咯咯”叫着向两旁飞奔。胡家华连忙拍着他的肩，喊：“停车，停车！”王军一踩刹车，吉普车“吱——”地一声，停在一幢红砖青瓦，门窗油漆一新的两层楼民房门前。
　　 “到了。请先到我家休息休息，喝一杯茶。”胡家华指点着楼房，热情地邀请何钊和赵东川，说罢伸手就去开车门。
　　 王军双脚一松，没等胡家华打开车门，又猛地开动了车子。直至车子驶出好远，他这才回头向满脸惊诧的胡家华瞥了一眼，抱歉地一笑，说：“等办完了公事，再去府上打扰。”
　　 吉普车刚在柳坪大队办公楼前停稳，大门里就涌出五六个人来，热情地把他们迎接进去。胡家华一一向何钊介绍，他们是彭卫民、丁辉，以及当年与此案有关的另外几个大队干部和民兵。原来胡家华这位公安助理，在离开公社前先给大队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已在此恭侯许久了。
　　 胡家华每介绍一人，王军都要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向对方盯视许久，像要把对方刻印在自己的脑海中似的。他特别注意观察了一番彭卫明和丁辉：只见彭卫明高大粗壮，手脚由于长年风吹日晒而变成了古铜色，倒像是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好干部。丁辉呢，比彭卫明要矮上一截，脸庞白净而瘦削，颇有几分秀气，倒像是一个长年坐办公桌的科室人员。当然，这仅仅是第一面的印象。第一面的印象往往会给人以假像，并不可靠。
　　 王军原来的计划是先勘查一下八年前的“现场”，然后背靠背地单独对有关人员进行一些询问，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作一些调查访问。然而现在，胡家华这个公安助理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兴师动众地把这些人全部召集来了……这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行路难呀！但他转而一想，都来了也好，就先开个调查会吧，看看能不能从中摸到一点线索。
　　 看来彭卫明确如胡家华路上介绍的那样，是一个性子急燥的汉子，调查会刚一开始，他就抢先发言：
　　 “我是这一案子的被告，让我先谈一谈。那一年冬天，正是‘一打三反’进入高潮的时侯，从小溪公社转来一份材料，说丁小路参加了‘郭海反革命集团’。我立即要丁辉派民兵去把丁小路找来审问。谁知丁小路非但拒不承认，而且反咬一口，破口大骂我借了他家五百元钱，现在想赖账，故意陷害他……”
　　 “等一等！”王军打断他的话，插嘴问，“丁小路说了借钱的时间、地点和证人吗？”
　　 “说倒是说了。”彭卫明回答，“他说是六八年冬，我造新屋时缺钱，托丁辉作中人向他父亲借的钱。他父亲在家里亲手交给丁辉的。”
　　 王军把视线转向丁辉，问：“丁小路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他确实是这样说的。”丁辉举止斯文地点着头。
　　 王军两眼紧盯着丁辉，进一步追问：“那么，你拿了他们的钱吗？”
　　 “笑话！我哪里拿过他们一分钱？”丁辉两手一摊，苦笑一声，说，“在那以前，大队曾抄过他们两次家，一扫而空，连象样点的衣服都没有留下一件，哪里还能有五百元钱？”
　　 丁辉说着说着，有点激动起来，苍白的脸上泛出两圈红晕。
　　 彭卫明见王军不再提出问题，便接着说下去：“我见丁小路这么血口喷人地诬陷我，气得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当晚就召开群众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又把他关押起来，要他写交代。”
　　 “嗯。”王军目光炯炯地环视了大家一眼，问，“负责看守的是谁？”
　　 “是我们两人。”当年的两个民兵应声回答。
　　 “当晚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其中一个回答说，“那天夜里很冷，我们在值班室里烤了半夜火，直到炉火快要熄了，我们才挤在一张床上睡下。睡前我还特地去查看了一趟，没发现什么特别情况。第二天一早，丁辉领着他爹来叫我们去开门，这才发现他已经撞死在墙下了。”
　　 王军听到这里，不禁浮想联翩，回忆起那群魔当道，党纪国法横遭践踏，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的动乱岁月；回忆起自己长期被隔离审查，挨批斗，住牛棚，无法履行一名公安战士的神圣职责的痛苦经历；回忆起许多亲人和战友惨遭残害，饮泣呑声，含恨九泉的悲惨遭遇……他一时心潮起伏，难以平息，不禁用手指敲击着桌子，气愤地说：“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小小的一个生产大队，竟可以私设监狱，随便抓人关人？”
　　 “这事在揭批‘四人帮’的时侯，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彭卫明抬头看一眼何钊，眼神里流露着委屈和痛苦，辩解地回答说，“你知道，那时自上而下，到处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们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错的？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