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位置，我总习惯于闭上眼睛，在公交车或快或慢地摇晃里睡上几分钟。许多时候，我都能没心没肺地睡过去，甚至，还做过一些奇怪的梦。有一次，我居然一直睡到了终点站，猛然惊醒的时候，空荡荡的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司机紧张地探过上半身，双手拍打着方向盘，喂喂喂，她冲着我大喊，到站了，到站了！我没头没脑地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这是哪？那个终点站过于偏僻，地面上坑坑洼洼的，无数黑色的鹅卵石夹杂其间，像一张被碾碎的巨大的招贴画。看到我终于醒了过来，司机如释重负，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甚至看到她偷笑了一下。她肯定怀疑我在睡梦中去了安详的天国，十五六站路啊，公交车一路报站，车厢里人声嘈杂，一个中年男人，实在没理由如此疲惫不堪。是啊，不过四十岁，我怎么会如此疲惫不堪？
　　 这个公交终点站位于城郊结合部。说是城郊结合部，该有的其实都有了，马路对面是一个陌生的小区，沿街挤着一排林立的店铺，以饭店和理发店居多，最醒目的是一家经营性保健品的，逼仄的门面，对开的两扇毛玻璃门，门前立着一盏旋转着的粉红色的霓虹灯，“成人用品”转过来，“性福生活”转过去，中间卧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尽管霓虹灯一直在转来转去，但我始终没有看到她的脸，能看到的，只是一具比例严重失调的肉欲饱涨的身体。这个别有用心的设计充满色情意味，却也恰到好处——没有脸，只有身体。
　　 繁荣往往都是表象。空荡荡的大街上，居然没有一辆出租车经过，我焦虑地站在路边，甚至也没有等到肆无忌惮的“黑头车”。在合肥这座不大的中等城市里，“黑头车”据说已经膨胀到了五万辆（非官方数据，官方也没有类似的统计数据）。在焦虑地等待里，我最终选择了原路折返。那辆把我带到底站的9路车刚刚启动，它正缓缓地驶离公交底站，我招了招手，车门“哗啦”一声开了，车厢里空荡荡的。公交车司机看了看我，忽然就乐了，怎么又是你啊？是你吧？我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你怎么把我带来的，就怎么把我带回去。她偏过头看了看我，坐过站了吧？前天有个老几，也坐过站了，结果还冲我发脾气，什么东西……我忽然失去了交流的兴趣，好在她也没有继续，偏着头，专注地出现在后视镜里，塌陷的鼻梁，脸颊上撒满细碎的雀斑。奇怪的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9路公交车只有固定的几班，走的是一条环形线，二环路打通之后，9路就绕着二环路画了一个圈。它太绕了，站点设计得也不够合理，但对于我来说，9路是唯一的选择。每天上下班，我必须步行两站路，才能赶到最近的一处公交站点。到站后还得继续步行，还是两站路。在没有封路也不过于拥堵的正常情况下，单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二十五分钟。如果再算上返程，每个工作日，我需要在路上耗费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从容地开车回到了老家，在母亲的坟前烧了九刀纸；三个小时，我看完了唐玉霞的美食札记《回味：美食思故乡》（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1版），中间还刷了一次微信，在玄武打造的公众账号“小众”里，朋友们正在热议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晓枫……但更多的三个小时，我则百无聊赖，虚度在路上！虚度一天，我尚能安之若素，但长期如此虚度，多少有些让我不安。人进中年，我已经虚度不起了，更年轻的一代人后来居上——“70后”，一个令人尴尬的夹心层，轻易上不去，却很容易被甩下来。
　　 我不知道在这座中部城市里，每天有多少“上班族”像我这样长途往返，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无所事事的三个小时，让一个庞大的群体，失去了幸福感。调查显示，上下班路上用时超过九十分钟的通勤者，幸福指数最低，焦虑程度则最高。我焦虑吗？我不知道，但我的生活价值已经严重打折——耗在路上的那三个小时，我已经不是“我”了，是流水线上一枚卑微的螺丝。周而复始的公交生活磨灭了我的事业心和爆脾气。在拥挤的公交车厢里，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乘客，没有身份，没有职业，和提着箩筐拎着扁担一身污垢的小摊小贩没有任何差别。在车厢这个依靠契约关系维持的小社会里，生旦净末丑，每个人都平起平等，没有两面三刀，尔虞我诈，也没有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一开始，上班时间我还能够自由掌握，自从单位施行打卡制度之后，我就不得不掐准路上所需的时间，我会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乘坐9路公交车。但路上的时间并不总是固定的，下雨或者下雪，麻烦就来了，“黑头车”司机漫天要价，出租车司机只选择那些好走的路线。你怎么拒载啊？我就拒载了，你投诉啊！我当然不会投诉，我也没有精力投诉。投诉的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添堵。9路，只能是9路。别无选择。
　　 两站之后，车厢里就塞满了形形色色的乘客。后视镜里的女司机目光空洞，她机械地开门，机械地关门，机械地松开手刹，满满当当的9路公交车于是又驶向下一个站点。循环往复，单调而枯燥。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一个年轻人甘心去做一名公交车司机，这项单调而枯燥的工作足以令所有的年轻人为之厌倦。某个燠热的夏天，我在汹涌的人潮中挤上了1路公交车，这是本地最拥挤最繁忙同时也是最拥堵的线路之一。记不清公交车究竟开了多久，又堵了多久，罐头一样沉闷的车厢里，忽然爆出一个尖锐的女声，“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遗忘的眷念，哦、哦、哦……”高音的那一部分已经破了，听上去特别刺耳，像在撕扯一块结痂的旧抹布。但她一直不愿意放弃，发力，再发力，不甘心地继续撕扯着旧抹布。我循声寻找车厢里的女歌手，结果吓了我一跳，居然是司机在放声高歌！后视镜里，那个满脸油汗的女司机大约三十岁，一件豆绿色的短上衣，暴突的胸部紧绷绷的，中间的两粒纽扣紧绷绷的，每次唱到“哦、哦、哦……”胸部就要冲出来，几乎已经冲出来。但她一直在放声高歌，始终浑然不觉，“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车厢里的气氛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几名背着书包的女学生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抿嘴偷笑，一些年轻的男乘客直接爆出了粗口，“神经病啊，妈的个X！”。我置身其间，虽也不堪忍受，却又不便发作。她有权宣泄自己的情绪，在周而复始的机械劳动里，她可能和我们一样焦躁，可能比我们还要厌倦。
　　 车厢是日常生活最生动的缩影。司机和乘客的脸上，喧闹着日常生活最细微的表情。我深切地知道，我们离日常生活其实已经很远了，我们所见、所说、所写的“日常”，其实都是生活的表象——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圈栅栏，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段围墙。在我们所见、所说、所写的日常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是抽象的，他们沦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成为一个个概念上的“人”，只有肉，没有血。
　　 你往哪里去
　　 那一次，我在她的靠近里惊醒——她的头，居然搭在我的肩上，纷乱的金黄色的长发，一丝一缕地刺开我的眼睛。是个年纪比我小的女人，可能小五岁，也可能小十岁，有一些女人，你很难看出她们真实的年龄。她睡得很香，也很自然，仿佛我们已经彼此依偎了半生。在汗味、体味、香水味、鱼腥味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气味共同交织的车厢里，一股若有若无的奶香执拗地钻进了我的鼻孔。我悄悄地挪了一下位置，幅度不大，但足以把她弄醒。我定定地看着她，她的头悬在半空，闭着眼睛，居然还发出轻微的鼾声。在公交车上睡觉的大有人在，但这么年轻的女人却很罕见，我见到的，都是一些打发时间的退休老人。他们的暮年消耗在似睡非睡之间，对于车厢里的纷扰与嘈杂，老人们大多持有足够的耐心。他们已经不需要追赶匆匆流逝的时间了，是匆匆流逝的时间在追赶着他们。
　　 我看向窗外。嘹亮的春光里，路人行色匆匆，城市欣欣向荣。车到黄山大厦的时候，她向我这边挪了一下位置，头又耷拉了下来，那股若有若无的奶香让我心烦意乱，如坐针毡，却又无法脱身。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提前下站，多少有些莫名其妙，凭什么呢？我不安地盯着一次次打开又一次次关闭的车门，要是挤上来一个熟人，我该如何解释这一幕，又如何才能解释得让人相信？她的依靠太自然了，源自一种彻底的放松和信任。正是这份莫名的信任，让我继续僵在那里，想叫醒她，却又不知道该不该叫醒。叫醒，是一件令我们都很尴尬的事情。
　　 好在一路上都没有遇见熟人。我的熟人大多已经自驾，那些和我一样不愿意开车的，却又不愿意体验极不便捷的公共交通。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置身于嘈杂的公交车车厢，人的存在感就消失了，漂泊感则逐渐上升，漂着漂着，就漂成了“蚁民”。我虽然不愿意开车，却也不想自欺欺人——在平凡的生活里，我原本就是一介微不足道的“蚁民”。
　　 比如那一刻，我就享受着自己的“蚁民”身份。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某个韩国的牌子，但具体名称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韩文。韩国的上衣开口很低，低到可以看见她精致的乳沟，一枚小巧玲珑的金猪项链在乳沟中间摇摆，我只看了一眼，脑海里竟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梅琳娜——西西里岛那个美伦美奂的寡妇。“梅琳娜”的下身是一件超短裙，黑色的丝袜是一张修长的网，密密麻麻的网格像一条条向上攀爬的小蛇。邪恶的“梅琳娜”。冰冷的“梅琳娜”。最离谱的是她居然穿着一双白凉鞋，不过才四月而已，她已经提前奔进了夏天。对于她们这一代人来说，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她不得不只争朝夕，见缝插针地补够不足的睡眠。这些当然只是表象，表象显示不了一个人的身份和职业——表象上的她，两手和我一样空空，形容和我一样疲倦。
　　 公交车摇晃到了长江饭店。上车的人在挤，下车的人也在挤，我听见她嘟噜出一大串含糊不清的梦呓。她的头，还是很自然地耷拉在我的肩上，我僵着，她忽然叹息了一声，口水下来了，她伸出舌头，舔了舔猩红的嘴唇。在她的睡眠里，这是一种常态吗？我不知道，她的一切，对我都是一个谜。身侧的过道里，站着一个盛装的年轻人，一路上，他都在偷窥她的乳沟，间或又警惕地瞟我一眼，或许，他已经误会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我并不介意这样的误会，但偷窥是一种冒犯，不洁，也不堪，尽管这样的偷窥并不会令她尴尬。于是，在他又一次偷窥的时候，我将自己的目光定定地迎了上去，他藏在镜片之后的目光迅速移向窗外，脸红了，最后，慢慢地消失在身后的过道里。我哑然地笑着，那一刻，我居然全身都放松了下来，并不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坐姿，一个她靠上去应该更舒服的位置。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挤了过来，他扶着把手，填补了年轻人刚刚腾空的位置。他的站位恰到好处，似乎他早就瞅准了，早就在暗暗地处心积虑。其实，高高在上的他们并不需要偷窥，但他们不知餍足，令我不齿。
　　 然而我终将到站。我想叫醒她，却又不忍叫醒——她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每一次下车，我的方向感就消失了，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我时常想起小村牌楼，父亲的老屋，已经在风雨中坍塌。故乡已经空空荡荡；我还时常想起母亲长眠的巢山，葳蕤的杂草和野树，淹没了上山的道路，我们都是从故乡出走的游子，一年只回去一两趟。
　　 最后我还是决定不把她叫醒，我小心地挪了一下肩膀，慢慢地起身，脖子有点酸，脚有点麻。我只好轻轻地跺了跺脚，她受惊似的摇晃了一下。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梦里，无依无靠的肉身，被人一览无遗。醒着的我们，其实也被人一览无遗，尽管，我们一直困在自己的世界里。
　　 中年男人飞快地坐了下来。我看见，她的头，一寸一寸地，慢慢地靠向中年男人的肩膀……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坦然地笑着，露出两颗硕大的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