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日四岁，恍惚记事”。打从记事，到爷爷73岁去世，这中间总该有十几年的时间跨度吧？可爷爷的相貌在记忆的印象中始终一个样子，好像没变化。
　　 这是一个面容清癯表情平静而略带严肃的老者，花白的寸头，一绺山羊胡须，口唇是红润的；细高的身材，穿长衫。出门不带手杖，走路一般是背着手。与人说话有笑容，但显而易见是礼貌性的，有些矜持。
　　 爷爷是个医生，老中医，家乡方圆几十里，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但从来没有称呼他名讳的，都是称冷先生，或者他的字——在田先生。
　　 家乡村子西边约二里路是一个镇子，逢二逢七（农历）有大集，爷爷到赶集这一天必去镇上独一无二的一家药铺坐诊，早饭后去，晚饭前回来。平时在家除了偶尔下地干一些锄草、翻地瓜蔓之类轻活，便是接待病人或者出诊。近路轻病号总是一番望、问、闻、切之后便开药方，病人或病人家属拿了方子立即到镇上的药铺去撮药；路稍远一些的病号（当然有家属陪同）常常是上午来下午才能走，中午便须留饭。很远的路或者病重不能行动的病人，一般是对方用牲口来接；爷爷一般不在外边过夜，有时回来很晚。
　　 爷爷给人看病一向不收诊疗费，都是病人病好以后以物答谢。至于赶集的日子去镇上药铺坐诊，药铺如何送佣金，不得而知。记得很清楚的是，每到秋冬季节，家中屋后的房檐下总会有几只野兔、野鸡之类挂着，那显然是爷爷治疗过的农家病人送来的谢礼。也见过本村或邻村生过病的乡邻病好以后提着一篮饽饽或者两把（二十）鸡蛋来串门，妈妈出面接待，留下一些，再转手把另外人送来的东西压回去一些。每年腊月门以后杀年猪的时候，上门送谢礼的最多。屋后的檐下便又多了几方肉类。后来我上高中，学到诗，诗经里的《伐檀》，读到“不狩不猎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竟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记忆中屋后檐下的情景。爷爷是诗中写的“彼君子兮”吗？平时，家中可并不是经常见肉；咸鱼、虾酱倒是常有，那是父亲从烟台托人捎回家的。大人给定下的规矩：吃咸鱼就饭，必须“离离”着牙咬，那意思就是用门牙的牙齿尖轻轻咬，不可以大口去啃。
　　 爷爷的医术无疑是高明的，因为外边都传说：爷爷给人看病伸手便知。那意思是说一号脉便明确了是什么病。爷爷对此传说嗤之于鼻。他说，再高明的医生也达不到这程度，望、问、闻、切缺一不可。通过脉相固然可以看出腑脏气血的盛衰以及邪正的较量，但临珍断病决不能仅凭脉相，那是会害人的，当初张景仲如何如何?老先生越否认，人们传得却越神乎。
　　 街坊之间有病找他，小来小去的病，除非病人坚持，他一般不给开药方，能用偏方简方解决问题的终是给个偏方简方，那用不了几个钱，顶多东一头西一头找药味麻烦点儿。现在我还记得一个治感冒初起的歌诀：“一撮茶叶半两糖（红糖），三个葱根五片姜，一张火纸（烧钱纸）入罐内，海上传来五虎汤。”直到现在，家里不管谁感染了风寒，头疼微热，我还是用爷爷顺口说过被我记住了的方子给他（她）治，根本不用去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感冒药。发发汗睡一觉，浑身轻松。
　　 险症顽症爷爷也留下了一些成功的医案，可惜当时没人去记录，只有传说和七零八落的记忆了。
　　 爷爷能治狂犬病。他当闲话说过，我呢，不过是小孩子当故事听。
　　 有一次，一个离我家村子并不很远的地方，一个小伙子被疯狗咬伤了，发病了。狂躁、恐水。
　　 爷爷被请去了；待爷爷给开出方子，撮来了药，亲自煎好（病人家属不懂，他不放心），病人却开始弓角反张了。就是身体向后抽搐弯曲，牙关紧咬，眼白上反，极其吓人的一种病状反应。药是灌不进去了，因为病人的牙齿紧紧咬在一起。爷爷说：“把门牙敲掉吧!”病人已经这样，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家人做好防护以后，几个人一起，把病人的门牙敲掉了，用漏斗灌了进去。病人经过一番折腾，昏睡过去。爷爷在病人家里住下了。连续灌了三天药，第四天，病人醒过来了，虚弱得不成样子，要小米稀饭喝。爷爷说：“行了！救过来了。照原方连服七天!”
　　 那个方子我至今记得：大剂量人参败毒散，加紫竹根一握，生地榆一两，水煎服。至于“大剂量人参败毒散”是由那些药味组成，“大剂量”是多大？我不知道。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可能是卫生系统组织的调查，学生也每人发过一个表格，让贡献祖传的验方秘方，我把这个方子写上了。因为不懂，只能照葫芦画瓢交了上去。后来没下落，也没人再找我调查；其实调查也没用，爷爷那时已经不在了。那个“人参败毒散“倒是个传统的汤头，后来我在爷爷留下的医书上见过，啥也没记住。爷爷的医书有几大箱，全放在老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村里的红卫兵收去了。大概被村革委会当废纸卖了，或者被去村委会开会的人撕碎卷烟吸了。
　　 我最初记事心底印下的有关爷爷的记忆是晚上跟爷爷睡觉。每天早晨，爷爷起床后披着长衫站在炕上叠被子，我总喜欢钻进他长衫的下摆，进来出去转着跟他捣乱。有一次一边捣乱一边有腔没调地唱儿歌，爷爷说：“我教给你背诗。”于是他说一句我跟一句，很快会了三首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沾巾，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那个“肉”他教我读lu，第四声。上了学好长时间，我一直读lu，老师纠正过多少次也改不过来，气得老师说：“你们家都是杀猪吃lu啊？”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古诗。
　　 爷爷对他这个独苗孙子是关爱有加的。晚上让我睡在他的身旁，白天得闲就领我到村头树阴下（夏天）或者村前太阳照的北墙根（那是冬天），他坐着马扎小凳和另外的老头儿拉呱，我在他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玩，跑远了不行。
　　 有一次，那是我刚上学不久，得了一场急病：高烧昏睡，爷爷慌了。这个远近闻名的老医生，竟然提笔不敢落方子，紧急派人去几十里外请来了我的干爷爷——爷爷的师兄，这才定下了药方。后来听爷爷讲过，当医生的，对自己家人得的大病急病，往往会思前虑后失去判断，这时最好去请别的医生。
　　 我的奶奶是不到五十岁去世的，从此爷爷没有再娶。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可能是嫌老茔盘太远也太乱，便请一个风水先生在村北的山里另踩了一块茔地买了下来，把奶奶葬在那里。那茔地西向，南、东、北三面背坡，恰像一张太师椅，面积并不大。太师椅对面，与一条宽阔的山沟山溪相望的高地上立着一座不知什么年代的塔，那个风水先生说，那是一支笔，后人会出写字的，于是爷爷把全付希望放到了他的孙子身上。
　　 父亲十五岁就去烟台学生意，此后一直在烟台，从没干过庄家活计。只是每年几个大的节日回家住几天；结婚以后就把妈妈留在家里照顾长辈老人，那时我老奶奶还在。
　　 好像是1947年春天末，爷爷接到父亲的紧急口信，说腿疼，失去行动能力（按照现在的医学观点，那是坐骨神经炎的急性发作），爷爷让药铺一个伙计用自行车载着急急忙忙去了烟台。经过爷爷的调治，父亲腿疼好转，爷爷却回不去家了——那一年秋天，国民党占领了烟台，烟台与家乡隔绝，信儿也难通了。爷爷想家，想得抠心挖胆；尤其是想孙子。据父亲说，过年那天晚上，爷爷不让父亲关门，希望做个梦回家。还写了一首诗，可惜没留下来，我一句也不知道。
　　 一年以后烟台解放，父亲的生意却又遇到了问题，入股兼账房的南货店倒闭了。此前那个店铺据说主要是做美国海员和英国人的生意，美国人、英国人随国军撤走了，没了客源，老板收摊走人。父亲只好自己开了个小小烟酒铺子。爷爷不能丢下父亲不管，还是回不了家，只好把我接到烟台上学。那是1949年底的事。
　　 从此我和爷爷、父亲在一起，妈妈有时来烟台住一段。
　　 爷爷对我要求很严。
　　 学校在海边，家也在海边，我喜欢洗海澡；每次和同学一起去学游泳，都是爷爷把我揪回家。每天放学回家，完成了作业，一定还要写大仿，完不成页数不能睡觉。抽空就要学算盘，背“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剩一，四一二剩二”。有小伙伴来约我去游乐场玩，那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每学期我必须拿回一张奖状。有一次我拿回的上边写作“学习优秀”，却被审了老半天——应该是“品学兼优”，为什么你是“学习优秀”？准是在学校调皮!我喜欢读课外书，他倒是不反对，但经常检查我读的是什么书，乱七八糟的书是不准看的。记得有一次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什么《第X才子书》，其中有关于男女之间那些事的描写，类似后来读到的秽本《金瓶梅》，被他发现了，挨了几把掌，书也撕了个粉碎；闹得我没法归还书，在同学那里很没面子。他平时闲读的文言的笔记小说《夜雨秋灯录》、《阅微草堂笔记》之类他倒是睁一眼闭一眼，由我绊绊磕磕当故事看。
　　 爷爷依旧给人看病，纯粹业余爱好；多是熟人，或者熟人的熟人。铺子一角放爷爷藤椅的那里，每天都有一些老年人和半老年人散坐在爷爷身边，谈天说地，喝茶；其中不乏懂医道的，俨然一个小型沙龙。我不作作业的时候，就负责给他们斟茶，听他们闲谈。有朋友要帮爷爷办个执照挂牌，爷爷摇头，笑笑。父亲铺子所在的那条街上，有一家药房，药房老板看到经常有人拿爷爷的处方来撮药，便上门和爷爷拉交情，八月十五送两包月饼，正月初三前来拜年。平时爷爷给人开处方都是随手拿一张铺子里用的的包装纸，不管反面有字没有字，他用毛笔写，是从右到左的竖行，半行半草。有一天，药铺的伙计专门送来了一些处方笺，厚厚的一叠，天头都印着那药铺的字号。爷爷收下了，却用刀裁去了上边印的字。
　　 记得有一次，一个熟人领来了一个“病号”，四十左右年纪，文质彬彬。自述睡不好觉，没食欲，经常头晕。爷爷给他诊脉的时候，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处方，让爷爷看看。问：“先生看看这些方子，那个有效，您再给开一个。”爷爷停止了号脉，把他递过来的处方推了回去，说：“您的病我没法治，我也不会开单子。您呐，另请高明!”脸色明显地冷了下来。闹得那个“病人”连同领他来的熟人怔怔地很没趣。事后，爷爷说：“这人脑子有病！你找医生看病，信得过就用他的药，信不过别找他，给他开了方子他拿出去找这个看找那个看，这算什么事!”
　　 平时，我还是跟爷爷一床铺睡觉，有一天天刚亮，父亲的铺子刚拉开门板，一个人一头闯了进来，推开睡屋的门，扑通一声跪到了爷爷的床前：“老先生!求您!无论如何再去给我妈妈看看!”爷爷忽地一下坐了起来，披衣，伸手拉他起来，说：“我实在是力尽了，你还是给老太太准备后事，恐怕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了。要不，你另找个大夫或者去医院看看。”连续几天，爷爷闷闷不乐，少言寡语。
　　 家里订了一份《劳动报》，爷爷每天连报缝都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几个常来找爷爷闲聊的老头儿担心起世界大战，爷爷总是说：“不会的。苏俄不公开参战，就不会有世界大战。”老爷子说得挺自信。
　　 平常爷爷挺烦街道那些三天两头登门检查卫生的，人家来了都是父亲接待，老先生头不抬眼不睁。店面每天按照常规打扫揩拭，来了突击的通知他不管，门旁边贴的甲、乙、丙之类卫生标志他不予理会。这老爷子也有怪脾气。
　　 爷爷是1953年冬天去世的。父亲由几个朋友相帮，雇了一辆地排车，两个拉车人，我扶柩回家乡；路上走了两天。到家的那一天，在距离自家村庄二十里的一个大镇子，遇到了同村的一个来办什么事的人，我托他提前回去给家里捎个信儿；他先我一步回了村。
　　 距离村子还有五、六里的时候，忽然变了天，下起了雪花，那雪越下越大。
　　 距离村子二里路的时候，老会（农村一种专办丧事的互助组织）的人迎了过来。
　　 望见村头了，雪下得更大；迷离的雪影中，望到了一群人，那是家人和族人。
　　 天色暗了，男人们不去管女人们的哭声，七手八脚解缆绳，把棺椁和地排车抬进村边一座闲园子，安排两个伯伯生起一堆火来守灵；还有人领拉车的工人去吃饭歇息。
　　 没有一丝风，大雪片子扑扑下落，落地有声。一会儿，忙活着的人们就全身皆白了。
　　 那天夜里，真是好大雪。第二天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