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高志文老师从梦中惊醒，急忙翻身起床，马马虎虎洗了个脸，接着便悄悄打开后门，似避难一般地溜出了家。他快步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见没人追上来，这才放心地吁一口气，放慢脚步，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去。
　　 正是初冬季节，田里的晚稻收割了，露出星星点点的红花草的幼苗，在凛冽的晨风中摇曳，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山上呢，那一棵棵浓绿的油茶树上，缀满了洁白的花朵，凝着寒露，托着朝阳，显得格外清新、朴质、强劲、美丽。另外还有一些不畏寒霜的野菊，三三两两地长在崖上，开在路旁，托着金色的花瓣，飘逸出阵阵的清香……
　　 要是在往常，高志文看了这一幅美景，必定又会停步欣赏一番，赞叹造物的完美，生命力的顽强，吟几句“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之类的诗句。但今天，他却失去了这一雅兴，只顾低头慢慢地往前迈着步子，昏昏沉沉的脑袋里，仍然在思索着苦恼了他一整夜的那个难题。
　　 昨天，娘儿仨从十里路外搬来了他大舅，对他围攻了大半夜。哄劝诱逼，软硬兼施，逼迫他提早退病休，好让老大或是老二去学校顶替他的职务。他们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明年就要取消顶替了。
　　 其实，高志文又何尝不想替自己的儿子找个工作，更何况是吃商品粮的铁饭碗。这几年，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的子女招工的招工，顶替的顶替，最不济的也进了社办企业，而他两个门高树大的孩子却一直闲呆在家里，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只是要他这么一个好端端的人去退病休，离开自己心爱的学校，心爱的工作，他心里却总有点通不过。再说，退病休也不是容易的事。首先你得无病呻吟，时时装出一副病鬼模样；其次还得请客送礼，托人求情，从校长起一直到区、市主管部门的领导，外加医院的医生，都得一一打点到。这更是高志文无力办到，也不屑去办的事。于是，这事便一拖再拖地拖了下来，最后终于演变成了家庭里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
　　 高志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伸手去衣袋里掏烟，谁知拿出的竟是一只空烟盒。他又在几个口袋里搜了一下，烟没有搜到，却搜出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退病休的申请书。他这才记起，整整一盒烟都在昨夜抽完了，而这一份申请书，正是他在又困又乏的状态下，不得已而向娘儿仨和他大舅妥协投降之后写下的。看到这份申请书，他心里忽地一惊，眼前又涌现出早上的那么梦。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寒心的梦啊。在梦中，他胸佩大红花，手捧光荣退休证，被同事和孩子们敲锣打鼓地一直送到家。老伴如愿以偿，高兴得咧着嘴一个劲地笑，忙着给大家递烟倒茶。他呢，心里也一阵激动，深感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温暖。但，一俟欢送的人群离去，只剩下他独自一人留在空落落的房里时，一丝冷清、寂寞的感觉却又悄然袭上心头。他微微叹一口气，信手拿起一本书翻阅起来。但刚翻几页，就听老伴在厨房里喊：
　　 “快来帮个忙！把菜给洗洗。”
　　 高志文洗完菜，还没来得及揩干手上的水，老伴又喊：
　　 “把这桶潲给提去，喂喂猪！”
　　 高志文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鸡也顺带着给喂了。
　　 谁知，当他喂完猪喂完鸡，刚坐下重新拿起那本书，却又被老伴一把夺去，“啪”的一声扔在桌上，说：“都退休了，还看个啥书？自留地里的萝卜该种了，拿张耙子去把地挖挖！”
　　 这次，高志文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翻开一本画报，指点着画报里面的一些图片，对老伴说：“你看看人家退休工人，早上去公园打打太极拳；白天喝喝茶，聊聊天，下下棋；晚上看看电视；星期天和节假日还可以带领儿孙出去逛逛公园，游览游览名胜古迹。我难道连看看书都不行吗？”
　　 然而老伴却根本不卖他的账，两手往腰上一插，冷笑说：“那你为什么不住大城市去？这一家数口，要吃，要穿，要住。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就想闲在家里当老太爷？没那个福气！”
　　 “你……”高志文气得直跥脚。但不知怎的，他的脚却跥在了又冷又硬的床沿上，痛得他直咧嘴。他睁眼仔细一看，原来自己还躺在床上。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
　　
　　
　　 此刻，高志文回忆起这个梦，仍然有点心寒。是的，他不是生活在大城市里，无法享受到他在电影和画报里看到过的退休工人的幸福生活。退休以后等待他的，只能是洗菜煮饭，养鸡喂猪，以及种自留地等等琐屑的家务劳动。这对于他——一个教了三十年书，并且一直热爱本行，以校为家的中学老师，能习惯得了吗？
　　 “不，不！习惯不了，绝对习惯不了。”高志文痛苦地摇摇头，自言自语地回答。这样的日子他不是没有过过，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一度被从学校清洗出来，过了好几年这样的生活。
　　 他清楚地记得：他曾有过许多次沿着那条走惯了的老路，不知不觉地走到学校，待看到校门口“打倒XX”的大愊标语，这才猛然醒悟过来，忙羞涩地低下头，悄悄地返回家去。有一次，他竟被学校那悠扬的钟声吸引着，不知不觉地跨进了校门。但迎接着他的却是一声断喝：“干什么？”他猛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佩红臂章的五大三粗的汉子，正两手叉腰凶狠地盯着他。
　　 “我，我……”高志文呐呐着，急忙转身就走。
　　 “哼！黑七类……”背后传来一个鄙夷的声音。那声音似芒剌一般剌痛他的心，一连许多天，都在他的耳畔轰鸣。
　　 他还记得：有一次，大队小学的女校长来找他，和蔼地对他说：“高老师，想与你商量一件事。”
　　 “你是要了解谁的材料？”高志文惴惴地问。
　　 “不，我不是干那种事的。”女校长摇头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请了病假，不知你是否愿意屈驾来代代课？如果愿意，我就去与大队商量……”
　　 一声“老师”，早已使高志文感动不已，听了这个消息，更使他激动得手足无措。一向以语汇丰富，善于辞令著称的他，竟结结巴巴地连自己的意思也表达不清楚了。女校长走后，他盼呀等呀，一直盼望了几天，却再也没能盼到她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大队不同意，另请了一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姑娘。
　　
　　
　　 高志文边走边想，额角忽然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他抬头一看，却原来是一枝伸出到小路上来的开满了花朶的油茶树枝。经他这么一碰，几片晶莹剔透，洁白如雪的油茶花瓣，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掉进路旁的沟里、泥里。
　　 这飘落的花瓣，忽又引起高志文的联想：十年前，他不正像这些花瓣一样，被生活粗暴地将他从大树的枝干上撕落下来。难道今天又要重来一次？呵，不，不，这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了！他一狠心，重又拿出那张病退申请书，决心将它撕个粉碎。但他的手刚一接触到那一纸申请书，却又犹豫起来，眼前那一片片的落花，忽又化成了孩子们那一双双可怜巴巴的祈求的眼睛。昨夜的情景重又清晰地涌现在眼前：
　　 “知道吗？从前是贫下中农吃香，现在是吃国家粮的吃香。这不，老二今年二十四，老大都二十七了，连个媳妇也没娶上。可你呀，唉……”这是他老伴气愤的声音。
　　 “怎么，老大不是正跟桂香好吗？”他惊讶地问。
　　 “吹了。”老大痛苦地说，“人家给她介绍了个吃国家粮的对象。”
　　 “我说姐夫呀，别太死心眼了。”大舅劝他说，“这一个换俩的买卖，还划不来？我知道你的心，是舍不得离开学校。那有什么，退休之后，你还可以去代代课。像你这样四乡闻名的老师，还怕没人请？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兴许比你在职还要多呢。”
　　 高志文猛地伸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天哪！事情为什么这样难？他要是是一个干部，或者是一个工人，也许早就将孩子安排出去了。不是吗？干部可以开后门；工人呢，厂里也有内招，可以照顾。可他却偏偏是一名教师，一名家在农村的教师；而他家所在地的生产队，却又偏偏是一个穷队，一个劳动日才分三角多钱……
　　 “刹（sha）那间，风起云涌，大雨倾盆而下……”
　　 清风吹送过来一阵琅琅的读书声。这声音将高志文从沉思中惊醒。原来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沿着自己走惯了的那条小路，来到了学校后面的一片树林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正在朗读课文。
　　 “刹（sha）那间，风起云涌，大雨倾盆而下……”那女孩的读书声又响了。
　　 高志文不觉上前二步，对那女孩说：“你读错了。”
　　 “哪儿读错了？”女孩惊讶地问。
　　 “‘刹’是一个多音字，在这里不读sha，而应该读cha。”高志文说。
　　 “可是，我们老师是这样教的。”那女孩申辩说。
　　 “你们老师……”高志方一怔。女孩的这一句话，又触动了他的心思。他的不愿意退病休，也不完全是因为自己舍不得离开学校，更主要的还是不愿自己的孩子也像别人那样去滥竽充数，误人子弟。他曾经听过一位年轻老师讲的课，把“帛”读成了“棉”，“裸”读成了“棵”，更令人吃惊的，还是她竟把“合作社”与“合作化”混为一谈，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评教时，高志文着实犹豫了一番，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说出来。
　　 “……要真正上好一堂课，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对新老师不应要求过高，但起码一点，总不能讲错吧？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这简直是……”
　　 “呜……”那位老师忽然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高志文一怔，抬头看着她，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下去才好。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了。他忽然又有点同情起她来。是的，这不是她的过错，是十年浩劫造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知识上的空白。但他又无法迁就和原谅他们，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犯罪，是对我们神圣的教育事业，对祖国的下一代的犯罪。
　　 这几年，光他们学校就退休了七个老师，顶替上来的七个人中，就有五个初中生，仅有的两个高中毕业生，实际上也只具备初中文化水平；而他们却都要担任初中的课，担任初中的课！怎么说好呢？大凡做父母的都有点私心。学习好，文化高的，招工、考学校能有个希望；最需要父母照顾的，正是那些无能自立于社会的低能儿呀。
　　 学校没有办法，去找教育局的人事科。人事科长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的父母都是在你们学校退休的，有困难，应该由你们学校自己去解决……”
　　 那一天，高志文恰好有事，也一起去了教育局。听了这话，他颇不以为然地说：“难道父母是中学教师，子女就一定能教中学？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调去教小学或是做其他工作，另调能胜任中学教学的人来呢？”
　　 人事科长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说：“高老师，在教学上，你有丰富的经验，但对于社会，却知道得实在太少。你想，你们学校不想要的，又有哪一所学校愿意要？其他行业呢，恐怕比教育部门还要糟。缺少人材，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再说，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又低，是全国倒数第一。你又能去哪里调人？”那位科长说到这里，也许是发觉自己说得太过份了一点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方案，比如说收缩网点，调整学校布局；筹办教师进修学校，对这些不合格的教师进行轮换培训……只是目前，还暂时没有办法。”
　　 高志文尽管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但对他那一套理论却始终不敢苟同。为此，他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讽剌教育局的那位人事科长。后来，这篇小品文在报纸上发表了。但人家发表文章是福，他却因此招祸，成了众矢之的。就连平时最相知的几位老同事也对他疏而远之，在背后大加非议，说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只好把自己的饭碗让给子女，已经够可怜的了，他竟还要堵塞顶替这唯一的一条路，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高志文的苦心。现在，他又怎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去走这条明知不对的路呢？更何况这样做，还得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当当当当……”校园内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是吃早饭的时候了。
　　 高志文这才记起，今天是空着肚子出来的。怎么办？去学校的食堂吃吧，那儿的饭菜实在太贵，五分钱一份的蔬菜才半饭碗；回家去吃吧，实在有点不愿意，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他忽然想起前几天听谁说过，街上的小吃部最近改进营业作风，恢复了传统品种小笼汤包和水饺。好几年没有进馆子了，干脆，今天去开开洋荤，吃它一屉小笼汤包。对！就这么决定。有道是：“千事万事，吃饭大事。”又道是：“民以食为天。”管它什么退休呀顶替呀，暂且抛到一边去吧，先去吃一屉小笼汤包，享享口福再说。于是，高志文便转弯向学校前面的小街走去。
　　
　　
　　 高志文兴冲冲地走进小吃部，一看贴在墙上的价目单，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原来一屉小笼汤包要六角钱，一碗水饺也要四角。他平常从不涉足集市，真没想到现在的东西竟会这样贵。记得文革以前，他与老伴带着孩子也来这里吃过一顿小笼汤包，那时每屉才三角五……高志文伸手在衣袋里摸了一下，总共只剩下一元八角钱了。不错，他记得清清楚楚，是一元八角钱，一分也不会多。离发工资还有好几天，这一元八角钱是他留着买一本书和几包烟的。此刻花了，这两者之中就必须牺牲一样，而书与烟却又是他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万万不能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