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夜晚？假如把所有夜晚废除，厂房里的机器会叫得让领导更放心，领导不再为夜班炉膛里的火焰生愁；厂区的樟树、夹竹桃、绿油油的草地，能沐浴更多阳光；没了夜晚，我不要三班倒，不要上夜班，没了夜班，别人的夜晚，不再是我的白天。天天上白班，多开心！产生这想法的时候，我已是五年工龄的老油条。走进工厂大门，像走进我那间十五平米的单身宿舍，一切神秘、新鲜都死亡了。我无法改变三班倒的命运。我惟一能做的，也是我惟一的自由，就是幻想。我N次在脑子里挑战宇宙，企图废除所有的夜晚。
　　 工厂的灯光，如一片光海，周剥皮似的，张着贼亮贼亮的眼睛，把我们赶到岗位上。钢铸铁浇的机器、管道，水泥浇灌的厂房、罐塔，它们不受生物钟摆布，只要心情舒畅，从不偷懒，也不打瞌睡。黑夜在它们的眼里是天外来物。我没它们幸运。遍地的光亮，长期诱导我，试图让我相信，这就是我的白天，然而，我身上的生物钟，对这种诱导作出长期而坚决反抗。反抗时间长了，生物钟也糊涂了。有时我休息，不上夜班，没了光亮的诱惑，生物钟也做出不合适宜的反应。长期独自面对黑夜的那张床，不认识我似的，我睡在上面，每转动一，下它就发出一阵低呤。我不知我的瞌睡哪去了。我在心中默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到一百。我记不清数了几个一百。我愈数愈亢奋，精神愈好。仿佛是让我有个好精神，不停地去数一二三四五。索性起床，开灯，把房间也伪装成白天，然后，坐在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不知坐了多久，头歪到了椅背上。这时，身上的生物钟安静了下来，我也渐渐地融入了大家的夜晚。黑洞洞的夜晚，脑袋一沾床，大脑就成了一台开足马力，高速运转的机器。机器不停转，睡眠就无法接近我。椅子就成了我的床。不管上班，还是休息，我的睡眠离不开椅子。椅子上的美梦，曾创造过六小时纪录。回家探亲时，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小镇上的医生说，他们从没治过这种病，要我们去大医院。母亲要我去长沙的大医院，我没去，回厂后，去了厂职工医院。职工医院的医生说，是倒班综合症，倒班工人最常见的病。这病没特效药，关健是生活要有规律，慢慢地调养。医生给我开了两瓶补脑汁，说补补脑。我说，开点安眠药，医生说年纪轻轻，不要吃安眠药。
　　 我有个同事，只能站着睡觉。上夜班时，在门上找一个支点，撑住背或者肩膀，双手抱在胸前，很快，同事就拥抱了睡眠。记忆中，我看过一篇关于马的散文，是一个很有名的老作家写的。写马如何站着睡觉。那位老作家断言，在所有动物里（人属高级动物）惟有马是站着睡觉的。也许那马不会想到，在自称高级动物的人类里，还有它的知音。对马的赞美，人类从不吝啬最漂亮最华丽的词汇。能站立睡觉的同事，也就常常获得领导廉价的表扬。在厂里和车间领导查岗记录本上，找不到他打瞌睡的记载。他是站立靠着门睡觉，领导进门时，他最先反应。上夜班时，我也试图练习站立睡觉，但练不出来，不是所有人都能站立睡觉的。坐在椅子上睡觉，留下的蛛丝马迹，逃不脱查岗领导的火眼金睛，尽管查岗领导进门时，我早已坐正了身子，眼睛也张开了，但睡意懒在脸上不肯走，双脚也不听指挥，无法从椅子上站立起来迎接领导。上夜班还有种睡的方法，是双手趴在桌上睡。这种睡法，留在脸上的睡意更像恶作剧，十分夸张，还带着痛苦状，那样子仿佛是强行把他从睡梦中拉回来。查岗领导一看就知道，我们打了瞌睡，但没抓到现场，一般还是放我们一马。宽宏大量的领导就说，想打瞌睡，就走动一下。也有的领导给我们记上一笔精神不振的帐。
　　 工厂的夜晚，如一张被双氧水过度漂白的纸。白纸上有几处不小心弄上去的黑点，是无人涉及的地方，或是办公楼之类的场所。工厂没有夜色，没有睡眠。工厂把夜晚伪装成了白天。伪装的白天处处是破绽。有的地段白得虚假，一片惨白；有的地段如一张工艺粗糙、陈旧了的白纸，透出年代久远的暗黄色。工厂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成了一根纤细的豆芽菜。我行走着。我看到了自己孤独的魂灵，我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有时它成了纤细的绿豆芽，比我的身体还长，有时又缩小到了我的脚下。伪装的白天，没有鸟鸣，有昆虫在树林里或墙脚下唱歌，时起时落，聚起的歌声，雨点一样洒满工厂。工厂有全国花园式工厂称号，常有野兔或别的小动物，在陈旧的发黄的光亮下玩耍，胆大的，还在我们的操作室旁窥头窥脑。
　　 伪装的白天，我无法承认它的合法性。在伪装的白天，我特别希望有一张床，渴望瞌睡。尽管合法的夜晚，床对我只有象征意义，床像吗啡让我无法入眠，但我渴望操作室里有一张床。
　　 最痛苦的是领导不来查岗。领导没来，我们只能在操作室惨白的灯光下，和瞌睡搏斗，枯等领导。套用股民的话，领导查完岗后，就是利空出尽。利空出尽是利好。领导没来查岗，利空就一直没出尽。我们期盼着，上班一小时内，利空就出尽。早早地，如果利空出尽了，我们像迎来了重大节日般兴奋。一个最幸福的夜班。对于我们操作工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时更有幸运感。
　　 利空不出尽，我的一双睛皮就受尽折磨。眼皮酸酸的盼领导光临。有时领导通晚不来，我们一晚上不敢合眼。零晨四点，眼皮就开始失去韧性，上眼皮往下掉。我好像听到眼皮对我说，让我闭一闭，那怕闭三五分钟。好可怜的声音。这时我心就软了，让它闭闭。眼皮一闭，整个身心如躺在温柔的怀抱里，骨头里都有舒畅的快感。三五分钟后，我不忍心惊扰它，稍一放任，眼皮一闭就二三十分钟。领导没来查岗的信号，一直储存在大脑里。这个信号，像电脑病毒，造成大脑的高度紧张，领导没来，也发布领导来了的信息。子虚乌有。领导查岗来了的惊呼，有时是一种虚构的电话铃声。眼皮接到敌情警报似的，惊慌失措地张开，慌乱中更变本加厉的疲惫。
　　 想放松眼皮，就到室外走走。我们的操作室，在油罐区小院内，是院内院。最早，油罐区小院的铁门，在我们的操作室旁。后小院向外延伸，铁门就废了，留下一边，另一边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我站在铁门上等候领导查岗。铁门是用一根根角钢条焊的。我双脚踏在角钢上，双手抓着角钢，那姿势像个大蜘蛛。我的手脚同时用力，铁门就转动起来。以半边铁门为圆心。我站在上面，有荡秋千的感觉，我不停地把铁门荡过来，又荡过去，挺好玩。瞌睡知趣地远离我了。突然，有一种湿润的液体，飘到我的脖子上。我在铁门上荡得全身发热，把外衣脱了，露出一大块脖子在外。那湿润的液体刚好落到我的脖子上。我当时不以为意。铁门边有一颗大树，也许是树上的鸟被我闹醒了瞌睡，和我开玩笑；也许什么都没有，是露水让我产生了错觉。第二天，脖子红了，奇痒。医生说是蜘蛛尿，用棉纱一烧就好了。医生在红痒处敷了一层薄薄的棉纱，点上火，火光在眼前一闪，瞬间，棉纱成灰，脖子立即不红不痒了。有个同事上晚班，手上也沾了蜘蛛尿。他知道我的是棉纱烧好的，他没去医院，自己烧。棉纱敷多了，把手烧得红肿起来，发了炎。
　　 “叮铃铃，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像强盗闯进来了。我们正在瞌睡中。我们从各种瞌睡姿态中惊恐地回到灯光下。泵房里，电机“翁翁翁……”的声音，比白天更纯净，有短短的回音，音律圆韵没起伏，不刺耳。如果电机生病了，它就发出牛一样痛苦的呻吟，时高时低，高时有颤音。我们操作工最大本事，就是听声音。能把声音听准，就能及时处理突发事故。电话铃声告诉我们，领导来查岗了。我想趁领导还没进操作室活动活动双脚，就站立起来。此刻，我仿佛失去了双脚，无法迈步，血管成了沙漠上干枯了的河流。我又坐下来，挪动了一下没知觉的双脚，血突然放行了似的，流进冒着热气的沙漠里，还有血被蒸发的兹兹声，这时双脚有了痛的感觉。一如针在扎，先慢慢的，后又慢一阵，快一阵，仿佛配合血的流速。
　　 电话是其它岗位同事打来的。为了防备领导查岗，现代通信给我们联结了一个网。领导查完一个岗位后，信息就一站站地传下去。领导还没到下一岗位，信息早就到了。我们就抓紧作好准备，迎接查岗。电话有些类似于抗日时期的消息树，一个村的消息树倒下后，其它村的消息树一溜儿全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