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老年，总喜欢怀旧。回首往事，有着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可是，最难忘记，又最难以启齿的，还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点事儿。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考入边陲城市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文化课后突然暴发的史无前例，让我与他和她有了一段特殊的情感经历。
　　 我，吴帧，1．78米。白皙的面庞，五官端正。外表看来，象个文弱书生，实际上，爱好广泛，活泼好动。据女同学透露，在她们宿舍熄灯后对全班16名男生的排名中，我很受青睐，基本上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在班主任的眼里，我不是个好学生。尽管也写过一次入团申请，不但没有得到团支部的培养，反倒成为老师手中掌控的三个劣等生中的一个。
　　 他，1．68米。脸形颀长，架上眼镜后形成了均称的布局，还真有些知识分子的风度。那年元旦，我与另一位女生二重唱《大雁落脚的地方》，到各班巡回演出拜年，他用小提琴伴奏。三个人的组合没有什么规模。然而，每到一个教室，都得把备用的《毛主席派人来》演唱一遍。有时，他还得追加《北风吹》小提琴演奏。
　　 她，王淑女，1．７０米。圆圆的脸庞，杏仁大眼。稍带微笑就会显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上文化课那两年，做为数学科代表，对于我这样一个讨厌数学的同学，她总能够以柔克刚，我再不耐烦，她也会站在旁边等待，或者亲自给我讲解，直到把作业收上为止。
　　 他，因为有相同的情趣爱好，成了我的好朋友。
　　 她，除了反感每天必收的作业，姣好的外貌并没有引起我更多的注意。
　　 史无前例时期，红卫兵得到的最大实惠，就是煽风点火大串联。去兰州支持造反派的几百人队伍中，我们三个同在一组。满州里发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上，比装豆包还要拥挤地撑满了来自东北各地的红卫兵。不要说在车上走动，就是扭转一下身子都十分困难。她被尿憋得脸色煞白，咬牙蹙眉，忍无可忍，眼泪就掉下来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哪有从靠背椅上边跨过去，或者从人们的腿缝间钻出去的能力，怎么办呢？黄宇，做为她初中就同班的同学，同乡，当然比我更着急，就不管不顾地对我说：咱俩一人扯住一支胳膊，把她顺到窗外去尿吧——尽管很危险，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
　　 于是，我们紧紧扯住她，背过脸去之后，另一名女生帮她褪下裤子，总算让她渡过了这一关。好在是夜间行车，虽然裤子湿了，除了我们几个，再也没有谁能看得清楚。
　　 通过了北京车站检票口，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想尽快满足乡巴佬进城的好奇心。可是，走到出站口时，被四名身着黄军装，腰扎皮带，手握三角带的红卫兵拦住了：
　　 “哪来的？”
　　 “黑龙江。”
　　 “你们这里有没有黑五类狗崽子？”
　　 “什么黑五类狗崽子？”
　　 “地富反坏右子女！”
　　 真是应了那句话，“作贼心虚”，大家把目光一下子转向了他。黄宇因为富农出身，佩戴红卫兵袖标，比我晚了两个多月，来北京前，才刚刚戴上。在前面领队的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篮球打的不错，就是嘴不太好使。面对几条皮鞭同指的阵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不知道……
　　 我快步走上前去，冲着那个叫得最凶的女红卫兵说：
　　 “我们都是师范学校的，哪有黑五类，青一色的贫下中农！”
　　 那个小女子拎着皮鞭，围着我转了一圈，又看了看我们这十七八个人的队伍，说：“好吧，你们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们，这可是北京，只许学习，不许闲逛。革命串联的欢迎，游山玩水的滚蛋！”
　　 我的挺身而出赢得了大家特别是他和她的赞许之声。我也就高骑驴，吹起牛来：“那个小女子真可恶，这要是在咱家乡，我非一巴掌过去，打得她哭爹找娘不可。”
　　 在天安门前等着排照留念的间隙，黄宇偷偷地对我说：“你没看见刚才在车站的情景吗？大家很怕受我连累，不让出站，几乎想供出我来。兰州我不想去了，到我姑姑家住几天就回去算了。”
　　 “不行，好不容易得到的票，不去不白瞎了吗？我说，“要不，和他们分开，咱俩单独去。”
　　 在东百万庄他的姑姑家，我们吃到了许多学生时代根本吃不到的好东西。游玩了好几个公园，三天以后，我们转车去了兰州。
　　 原以为要和兰州的造反派舞枪弄棒，并肩作战。可是，那里的总头头已经逃往北京告状，所谓的造反派都作鸟兽散了。
　　 在兰州体育馆参加了十几万人揪斗乌兰夫的批判大会后，剩下的活动就是游山玩水了。黄河两岸徜徉，五泉山巅俯瞰；游历古老寺庙，品尝回民小吃。在这期间，我们翻看了好几所大学的登记簿，也没有找到王淑女的名字。玩的不亦乐乎之后，才动了思归的念头。
　　 把那场运动比作浪潮是再合适不过了。浪潮推来，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者不知其数。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史无前例。然而浪潮一过，水落石出。无论挺过来还是没挺过来的，一律平反昭雪。
　　 走资派被轮番揪斗的场面没有持续多久，就逐渐冷落下来了。我与黄宇，凭着文艺天赋，参加了文艺宣传队。王淑女，凭着天生丽质，也成了舞蹈表演的骨干。八个人的组合，我和她分别处于男女居中的位置。虽然，表演的都是硬邦邦的动作造型，在当时，也常常能换来热烈的掌声。而他，只是在旁台伴奏的小乐队成员，几乎没有我和她那样大出风头的机会。
　　 军管会进驻我校后，作为造反派组织的小头目之一，我被结合到了学校革命委员会。
　　 市船务局革委会成立时，学校军管会安排我制作贺仗，并代表学校去参加庆祝大会。会议结束后，以通宵电影来招待所有的入会者。十部影片，全是所谓的大毒草。什么《清宫秘史》，《武训传》，《桃花扇》……这样难得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弃。第一部影片还没有播放完，我忽然想起了晾在操场榆树墙上的衣服。穷学生可丢不起衣服哇，我赶紧借用了船务局的电话：“找谁呢，黄宇？他不会拿我的衣服当回事。还是找她吧”。——鬼使神差！
　　 当她把折叠整齐的衣服交到我手上时，羞红着脸说：“你咋偏给我打电话，弄得她们风言风语的。”原来，她去一楼收发室接电话时，班里那几个嘴尖舌快的女生一直跟着，没等我回到学校，我和她之间的那个电话已经被她们演绎成一件值得小广播的桃色新闻了。然而，我只对她一笑了之，并没有往心里去。
　　 作为分管学校后勤工作的革委会成员，一千多人的大食堂缺油了，一百多垧校田地草荒了，十几米长的围墙裂开了大口子，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给我这个靠喊口号写文章唱唱跳跳冒尖的小头目摆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哪有闲心去想那些无中生有的风流韵事。
　　 食堂缺油，找市革委会特批几大桶就行了。开裂的围墙，干脆叫人扒倒了重砌。远在几十里地之外的学校农场出现草荒，却是一件最棘手的事。虽然学校的那些派性组织已经解散了，可是，这些动辄造反的学生，怎么会听从我的调遣，去农场锄地？即使能去，又上哪里去找那么多锄头呢？我只好向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求援。一位工人出身的总指挥爽快地答应我说，明天给你派500号人，一上午完活，你们连饭都不用供，烧点开水就行了。
　　 十四辆大卡车一齐涌向草帽顶山下的校办农场，一路风尘，浩浩荡荡，这在我校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宏大场面。住场工人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生产总算有人抓了。我得意洋洋，自以为有功，沾沾自喜地说，我们红卫兵，既是抓革命的闯将，也是促生产的楷模。
　　 事必躬亲的忙活了两个多月，学校的后勤工作总算有了起色，不像刚接手时那么百废待兴了，有了闲功夫，也就有了闲心。
　　 有一天中午，我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王淑女的一个好朋友在背后捅了我一下，悄悄地说：吴帧，这是她让我送给你的。我一看，是她的照片，三寸的。怕别人看见，我赶紧揣到口袋里。饭也不买了，偷偷溜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拿出来观看：那圆圆的脸庞，那迷人的双眼，那洁白的牙齿，那笑容可掬的样子，活像个电影明星，比真人漂亮了许多。从收到那张照片之后，一连几天，她都躲着我。远远地望见她，我也不好意思迎上去和她打照面了。班里那几个嘴尖舌快的女生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其中，有个被我们称作胖丫的同学，不怀好意地对我说：吴帧，三寸大照片，像个电影明星，不错吧？不过，那可是表面现象，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本质，什么本质？”
　　 “你不知道哇？她有严重的皮肤病啊！”
　　 “皮肤病？那白净的脸庞，那圆润的纤手，怎么会是皮肤病，骗我的吧？”我半信半疑。
　　 在她的宿舍门前徘徊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那些快嘴姑娘集体逛街，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打毛衣的机会。
　　 踅进屋里，互相对视，她先羞红了脸，微微低下了头，感觉那时的她真是美丽极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单刀直入地发问：“听她们说你有皮肤病，什么叫皮肤病啊？”
　　 她先是怔了一下，然后，毫不掩饰地挽起左臂，说：“你看吧。”
　　 在她白净的胳膊上，生长着一片一片翘起的皮肤，干涸的皮肤下面，露出了一片一片鲜红的血肉，很凄惨的样子。用手触摸，那干涸的肉皮还往下脱落着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我心里“格愣”一下，立刻纠结在了一起，赶紧问她：
　　 “这……很疼吧？”
　　 她苦笑了一下，说：“要是不往下拽肉皮，就不觉得疼。”
　　 我安慰她说：“你得赶紧治，这多遭罪呀。”
　　 出了那道门，我的坏心眼子却想：早就知道“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越治越丢脸”的道理，得了皮肤病还有个治？
　　 她也太敏感了，当天晚上，她的那个好朋友就找到我，毫不客气地要回了那张三寸照片。
　　 无反可造，又无课可上的同学们大都回家了，空荡荡的宿舍里只剩下了我和黄宇。一曲《二泉映月》还没拉完，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二胡，数落我说：“你还有心二泉映月呢，你小子太自以为是了，王淑女，多好的一个姑娘啊，你伤了人家的心。你知道吗？自从要回那张照片之后，她都哭了好几次了。你还嫌人家有皮肤病，有点皮肤病算什么，只要人好就行呗。”其实，我刚才拉二胡时正在想她，她那姣好的容貌，她那动人的舞姿，特别是她那善解人意的微笑，总在我的眼前浮现。同时，她那胳膊上干裂的皮肤，鲜红的血迹，也总在我的眼前捣乱。弄得我此一时，彼一时地，不知如何是好。听了他的指责，我反倒装起大来，违心地说：“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你看她好，你和她处呗。”听我这么一说，他好像真的生气了，骂我说：“你小子说什么狗屁话，我的事你也不是不知道，要是没有对象，我还真想和她处呢！”
　　 的确，他两年前就已经有对象的那点秘密，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同学知道。
　　 我和他的家境一样，都是农民家庭。我每月只有家里寄来的五元零花钱，而他的零花钱却是我的三倍，我这五元钱有时还难以保证，而他那十五元钱却月月准时。
　　 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邮局取钱，我就敏感地怀疑他的身世：“你父亲真的也是农民？你们家怎么会有钱？可能你们富农家的财富没被分净，藏有老家底吧？”经不住我的一再追问，才让他坦白了自己的表姐，也是他的未婚妻供他上学的事情。刚进城入师范读书那年，他妈和他姨就商定，两家亲上加亲，结为亲家。他姨家的姑娘大他三岁，三年前从我们现在就读的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煤矿小学当老师。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姐弟俩互相喜欢，双方父母也都愿意。这事一说就成，所以，十八岁的他就有了个二十一岁的未婚妻。尽管她每个月只有31.5元的工资，却月月保证了黄宇15元钱的零花。“怪不得他花钱那么冲，原来有一个痴情女子的资助啊，真叫人羡慕哇。”
　　 做为一个知道内幕的人，我刚才却说出如此离情背理的话来，不等于怂恿他忘恩负义，作陈世美吗？就立刻拦回话题说：“你有善良贤惠的表姐作对象，当然不会和她相处了。不过，作为老乡，你可以开导她，多说我的坏话，把我骂得一无是处，让她恨我，不就了结了？”也许黄宇真的按照我这个朋友的吩咐做了，我和她的情感碰撞就象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浪花，逐渐扩散，很快就归于平静了。再见到我，她已经不冷不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想着我，我倒是时常地会惦记她，尤其惦记她那被皮肤病所困扰的身体。
　　 造反浪潮平息后，很快，举国上下响起了欢送上山下乡队伍的锣鼓。我们这些在学校上蹿下跳，胡作非为了两整年的师范生，也同样喊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口号，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新的生活了。
　　 毕业前夕，朋友之间，无活不谈。可能怕把自己憋死吧，黄宇又告诉了我一个更大的秘密。
　　 做为我的朋友，她的同乡，听了我的吩咐后，他真的找她开导去了。按照我的提议，他骂我自命不凡，其实狗屁不是；他臭我随地吐痰，不愿洗脚；他揭我家境贫寒，姐弟众多。总之，他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是一个不值得女人去爱的龌龊小人。然而，他与她说的，远不止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