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公园的草地上，
　　 妈妈牵着我，
　　 我牵着风筝。
　　 风筝，起飞，翱翔。
　　 风筝，断线，下沉，
　　 飘到树上，
　　 被树枝逮住。
　　 风言，风语，
　　 我和妈妈都不说话。
　　 小时候我是风筝，
　　 妈妈是线，
　　 我走多远都走不出妈妈的牵挂；
　　 我长大了，
　　 妈妈是风筝，
　　 我是线，
　　 妈妈你自由的飞翔吧，
　　 我是你永远的家，
　　 如果有来生，
　　 我做父母，你做孩子。
　　 爸爸和妈妈都是再婚，爸爸定亲的未婚妻还没有过门就生病离世了，葬在了我们家的祖坟地里。妈妈是嫁给一个有文化的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大姐，因为妈妈是小脚女人，也没有文化，那样就离婚了。后来经过大姨做媒嫁给了我这个老实巴交的爸爸。他们婚后感情很好，爸爸对大姐也很好，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大姐和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孩子。爸爸妈妈结婚后，第三年二月就生了我的大哥，取名叫春生，又过了两年也就是57年秋天有了我，取名叫秋生。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从小就营养缺少，两岁才学会走路，三岁那年才记事，记得人们提着饭罐子在我们房后那家的院子里排着队领取一家人的稀汤，里面的面疙瘩没有多少，可是就那也能够活下来。六三年我有了一个妹妹，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可是我没有印象，没有见过妹妹是什么模样。
　　 生产队多年就没有分过钱，村穷，家里更穷，爸爸为了去挣那一元钱，和几个年轻的社员一起，到三百里外的洪山煤矿用独轮车推四百斤煤炭，洪山在淄博那边，要经过一段山路，上山的坡度陡了，他们就两人一组，一人拉，一人推，上去一辆车，回来再上第二辆车。他们吃的都是从家里带着的煎饼，没有菜，就得都是从家里带的咸菜疙瘩，风餐露宿，四天才能回来。
　　 妈妈还在坐月子，爸爸去运煤走后，还没有一个月大的妹妹病了，不停地哭，邻居的大婶子用挖来的老槐树皮和艾蒿叶给妹妹熏灸，也没有好转，到了晚上从邻村请来了医生，医生看过说我妹妹这病和队长的小儿子是同样的病，需要打针，可是唯一的一支针剂已经给队长的儿子注射了，只给了几片退烧的药片，等到明天才能到公社医院去取药，可是不到天亮，妹妹就失去了生命，到了第二天上午，二大爷用一个蒲草包子把死去的妹妹裹起来，夹在腋下送到了村后黄土岭的死人坑里，这个坑是专为埋葬夭折的孩子和不能埋入墓地的外乡人的地方，那个坑很大，是黄土岭背面哪个村开砖瓦厂用土挖出来的，坑底和北边窑厂是平面，从我们村过去就又有四米多深。妈妈被大婶子搀扶着，走到坑边，看着二大爷从坑边绕道北边又顺着坑底走到这头，在边上挖一个洞，把包着蒲草包子的妹妹埋到里边，妈妈坐在那个坑的边上，哭泣不止，大婶子把妈妈架起来，“嫂子回去吧，月子里不要哭坏了身子。”我跟在后边含着泪一起回家。
　　 就在那天晚上爸爸回来了，他辛苦了四天给生产队推回一车煤炭，挣回一元钱，他拿出一斤柿饼交给妈妈，那是因为妈妈奶水不足，喂妹妹用的。妈妈哭着说：“闺女没有了。”爸爸听后当场就晕倒在了院子里，二叔他们把爸爸抬到了一个门板上，医生来了，给爸爸打了一针，爸爸醒过来，医生说爸爸是过分劳累承受不了女儿没了这个精神打击，休克了，他太累了，他躺在那块木板上爬不起来，我坐在爸爸身边，流着泪水，爸爸从怀里拿出一个烧饼给我，说：“这是生产队发给的，爸爸没有舍得吃，省下来给你吃的。”我接过烧饼，我曾经吃过那种白面烧饼很好吃，可是我一口也没有吃，到屋里给了躺在炕上的妈妈。妈妈说：“好孩子妈妈不吃，给爸爸吃吧，这里有你爸爸买回来的柿饼，拿一个吃吧，。”我拿了一个，送给了爸爸，爸爸咬了一小口又还给了我，他说：“这是给你妹妹买的，她没有了，就给你吃吧。”我吃了，可我心里也很难过。
　　 又过了两年，我有了一个小弟弟，取名叫友生，到了晚上耕地的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从门前经过，声音很大，弟弟被惊吓的直哭，那拖拉机在村前的地里耕地，弟弟听到还是哭个不停，妈妈说用驴毛塞住耳朵才能听不到，可是村上就没有毛驴，上哪找驴毛啊。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好了一点，第二天请来医生，打过针就好多了。
　　 爸爸会两把刀泥瓦匠的活，他没有文化，尺寸算不出来，不能主持盖大房子，经常给乡里乡亲的盖个厨房，猪圈、小厢房、垒个灶火、盘炕、鸡窝，那个时候不是瓦匠不能收钱，只是管顿饭，还耽误挣工分，用他干过活的人，过意不去，常常送给晒干的大蒜，辣椒，或者新鲜的蔬菜。爸爸是个老实人，每年出民工，他都是在食堂做炊事员，因为他不会看人情打菜，分饭菜的时候都是低着头，只看饭碗，不看是谁的，所以就打的饭菜均匀。爸爸是个诚实的人，人家做生产队的饲养员，精饲料拿回家，家里喂着几个老母猪，一年生产好几窝，生产队的牛和马瘦的像是要飞的样子，社员们看不下去，就鼓动着换饲养员，人们总是推荐爸爸去做饲养员，爸爸上任几个月，那已经瘦得毛都不顺的牛和马就慢慢胖起来，变成另一个样子。因为爸爸从来不会把精饲料拿回家，都喂给那些牲口。
　　 爸爸尝到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头，决心让孩子上学，爸爸没有亏待过大姐，让她和那些有钱的人一样读了六年书，完小毕业没有考取中学就下学了。哥哥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初中毕业正是文革时期，上高中要推荐，都是那些家里有当官的或者是有党员的家庭的后代才能被推荐上高中，我们家是普通百姓，大哥自然上完初中就下学了，还好，他在生产队做个记工员，后来学着做了泥瓦匠。我上初中时学习很好在班上数学考试总是第一名，总分也在前三名，可是我知道上高中需要推荐，我没有想过要去上高中，可是到了下半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开始抓教育质量高中招生采取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我有幸以我们初中第一名，高中招生考试第十三名的成绩被高中入取。
　　 姐姐嫁给了本村的一个刚从部队复原回来的男人，他很早就没有父母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他分到只有两间房子，家里也很穷，他们都很勤奋，后来日子就逐年好了起来。
　　 当时我家里刚刚打发大姐出嫁，经济上很不宽裕，家里只有三床被子，为了让我有被子住校，大姐送回一条被子，可是还是有盖的没有铺的，爸爸就把我们装粮食用的一条粗棉线口袋拆开，由于装过红薯面，粘了很厚一层，只有洗一下，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脱水机，那么厚的棉布在下着雪的冬天里，怎么会晾干，只有在房间里点上晒干的红薯蔓，用火烤，外边飘着雪花，我们的脸烤的发烫，可是那条粗线布面就是不肯干。到第二天上学走时，还是半干。
　　 上高中只有一年正常学习，到了第二年下半年，又开始批林批孔，我只有借着那个机会学习画画和写作，由于学校的专栏办得好，我也跟着有点小名气，七五年夏天毕业，我被县农业学大寨水利会战指挥部招用做政工宣传工作，第二年武装部长兼任工地书记，我应征入伍，当了一名高射炮兵，后来调到了师部后勤营房科做绘图工作。
　　 弟兄三个只有五间房子，说媳妇都有困难。大嫂看好了大哥这个人，不嫌家穷，和大哥结婚后。那年我当了兵，几年后该轮到我娶媳妇了，我主动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为家里减轻了经济负担，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爱人主动帮助弟弟上完大学，为父母减轻了经济负担，弟弟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市财政局工作，双职工，弟弟很孝顺承担了父母亲大部分经济开支，我算是出门的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父母的牵挂，尽量为父母做一些经济补贴，大哥和大姐两家都在村里种大棚蔬菜，虽然累了些，经济收入很客观，他们守在父母身边尽心的伺候老人，他们付出的最多，为老人洗衣做饭，父母病了，还要在床前伺候，这也不是多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父母过得还算幸福。
　　 父母养育我们很不容易，养育之恩不是一点经济就能回报的了，大哥和大姐他们也辛苦了我和弟弟也很感激他们，如果有来生，我们做大姐和大哥，如果有来生我们做父母亲，让父母做孩子，还给他们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