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路梆子啊！那是禁锢在我心湖里蔚为壮观的声乐的江河，我会在每一个寂寞的晨昏打开缰锁心湖的朱漆斑驳的箭窗，一任那浩荡的声之水，乐之波，韵之涛，律之浪拍窗而入。
　　
　　 ——题记
　　
　　 我委实不知堂兄何时与老调子结缘，并且缘定今生，直到人
　　 生悲情谢幕。
　　 老调子是我们老家忻州的主打戏曲。
　　 老家忻州南连晋商沃土太原，北通西口河套，西接陕北，受草原文化和陕北民风影响，剧种繁多，诸如神池道情、繁峙秧歌、河曲二人台之类随处可见，但最正统的要数老调子了。
　　 老家那些人在干活时也不忘哼几声老调子，哼着哼着，就哼出了黄土味儿，哼着哼着，枯燥的日子就有了不一样的色调，平常人儿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气韵。我就是听着老调子长大的，所以虽说对老调子不怎么上心，但还是有所了解的。
　　 老调子，是我们当地人对北路梆子的统称，它就是北路梆子。
　　 北路梆子也叫"雁剧"、“上路戏”，大约形成于16世纪中叶，至清嘉庆、道光年间已趋成熟。流行于山西北中部、内蒙中西部、河北西北部及陕西北部，与中路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并称山西四大梆子，是北方较有影响的剧种之一。
　　 其实，北路梆子最初是蒲州梆子北上留下的剧种，经老艺人代代相传加工，与当地语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与蒲剧逐渐分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腔调高亢激越，表演强健有力、节奏直爽慷慨。郭沫若曾题词"听罢南梆又北梆，激昂慷慨不寻常"作赞誉。晋北至今流传的几句顺口溜：“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指张家口至包头一线），老死在宁武朔州。”足能体现北路梆子的发展态势。宁武县、朔县一带是山区，许多老艺人上了年纪之后，到这一带搭班混饭，直至老死，可见这一带是北路梆子的重要基地。——这些知识当然是堂兄告诉我的。
　　 北路梆子是堂兄的至爱，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北路梆子，因年龄之差，我不太清楚，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老家那块地界上，堂兄喜欢北路梆子是出了名的，简直到了“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程度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说起戏曲来堂兄就会插话，并且说得滔滔不绝、让对方张不开口；只要有人哼唱，堂兄就会过去跟着唱，甚至还会辅之以标准的舞台动作，唱着唱着，堂兄身边就会聚起一堆观众来，有了观众，堂兄就唱得更卖劲了。
　　 说实在的，堂兄唱得确实不错，他擅长老生这个行当，能把人物性格、心理、精神面貌拿捏的非常到位，只要他一张嘴，那高亢激昂的唱腔、苍凉悲怆的韵味随之即来，不管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人物还是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一经堂兄演绎，马上就会神形毕现，他那一丝不苟、正气凛然的样子常使听众产生无穷的敬意，那种北方汉子所特有阳刚之气常常让听众心头激荡起狂涛巨浪而忘却所有的所有。堂兄本人也是个忘我的表演者，一唱起来就是一两个时辰、甚至大半天，常常忘了干正事、因此没少受领导批评，但堂兄乐此不疲，领导拿他没办法，也就不怎么管他，这反倒给堂兄发展这门业余爱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久而久之，堂兄就成了当地戏曲界的领军人物和组织者，不论哪个村里唱戏都有堂兄的参和。就因为这样，堂兄是我们那一带的名人，拥有很多粉丝，这粉丝包括二叔二婶、我父我母、堂嫂和他的孩子们、当然也包括我。
　　 我一直奇怪的是堂兄明明口吃的厉害，说话时总是拉长脖子瞪着眼，好一会才能把所要表达的意思推出口，可一唱起戏声音却是那么好听、口齿却那么伶俐，为此，几番询问父亲，父亲告诉我“你毛哥哥那口吃是学下的，不是天生的……”，后来，我才明白堂兄是聋哑学校的老师，他的学生们都是聋哑人，聋哑人之间只能用手语交流，性情急躁的堂兄与这些聋哑人相处一久就口吃了。
　　 口吃的堂兄不爱说话，只爱研究他的老调子，为了练习老调子，他从来不在学校留宿，一下班就骑车往家里赶，一进门就拿起板胡操练。只要堂兄的板胡一响，隔壁的我准会第一个屁癫屁癫地往二伯家里跑，跑过去出神地看他和着板胡一板一眼地唱，是堂兄的铁杆粉丝。
　　 只要堂兄在，二伯父家总会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出出进进，进出的同时伴有一声声高亢清婉的老调子，那边唱来这边和，这些老调子同黄土地上的风儿一起飘荡在故乡的天空、放飞了我的童年、放飞了我童年的记忆，放飞了我童年的梦想，因此，有堂哥的童年是幸福的、满足的。
　　 我那时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光都在二叔家度过，而堂兄在家，我连吃饭都不回家了，生怕堂兄到哪里演出丢下我，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堂兄的肉尾巴，堂兄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跟着堂兄也走不了多远，因为，我们村学校就是他的演练场。
　　 小时候，农村没有电视、电脑，村民们没有娱乐活动，只盼着县文化局来放电影，不论放映什么片子，村民们都像过年一样喜气，可惜这样喜气的事情，一年也只有两次，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娱乐需求。于是，一些爱热闹、又有点文艺才能的人们就利用农闲时节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来打发无聊日子的同时也给大众带点调剂，堂兄就是这班人的总导演。
　　 每到冬天晚上，堂兄就会带领他那班人马到学校教室里排练节目，目的就是想在春节期间借着年味儿好好热闹一番。我每天晚上都会爬到教室外窗台上看他们怎么排练，一直看到大年初二戏曲开场。
　　 大年初二，村里排好的戏准备登场演出了，人们奔走相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涌向村西那个古老的戏台，边走边谈论即将上演的会是啥戏。
　　 其实，演戏内容也没啥稀奇的，无非就是抗战打鬼子，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人民当家做主之类，而且常常演砸。呵呵。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戏就演砸了。
　　 “咚咚呛……咚咚呛……咚呛咚呛……咚咚呛”，锣鼓一响，戏就这么开演了。荷枪实弹的民兵们押着一个老地主走向前台，不知是天气寒冷之故，还是演员们初次登台紧张之故，他们七手八脚就把老地主高高的纸帽子撺掇掉了地，一阵风吹来，那个帽子被吹到了台下，又被调皮的孩子们一阵乱抢，就成了满天飞旋的碎纸屑。“地主”急的乱吼：“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因为着急，脸上抹得白粉掉了许多，脸上白一块、灰一块，斑斑驳驳，滑稽极了，人们一看，笑得前俯后仰，再一瞅，这哪里是什么地主，明明是村支书嘛！台上台下又是一顿大笑。这一闹一笑，那些“民兵”们完全乱了阵脚，脸上原本装出来的凶相一扫而空，面对眼前的“地主”不知道该压还是该打，只晓得团团转，“地主”呢，更是乱了方寸，不知是该继续跪下演地主，还是站起来当村支书维持秩序，整个会场乱的一团糟，但却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这样下去可不行，该台柱子堂兄出场了，他也是笑得直不起腰，站在台子上最显眼的地方，酝酿了好半天吼出来：“停……停……下来！去……去……重新弄……弄……弄个……纸帽子来，再演……再演……”他本来就口吃，又着急、又失笑，更口吃了，脖子伸得像老鸭，脸面憋得像关公，他这一说不要紧，台上台下又添了笑料，人们更是笑岔了气……那场面……哈哈哈哈哈！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村里的人们一想起来就学堂兄那个结巴样，但堂兄丝毫不在乎，照样每年排演节目。呵呵。
　　 那天，那场斗地主戏到底演成了没有，我不记得，我只记得堂兄在众人面前的结巴样，只记得台上台下的哄堂大笑。实际上，即使当时的戏演成功了，群众们也还会大笑，本来嘛，村民们自个组织的剧团就谈不上剧团，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瞎凑数找乐子罢了。
　　 尽管如此，我们阳村正月里演戏这一传统还是很有规模的。首先，乡亲们会像看大戏那样去戏场里占座，我家占座的任务一般由我包揽，每年，我一穿上新衣服，就准备烂麻袋、破棉袄之类，早早到戏场里选个最好的座位铺上，用砖块压住就去玩了，玩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回戏场子看看有没有别人占我的座位——一般没有，因为，那标志村里人都认识，而且，只要谁做了标记，别人就不再碰了，约定俗成的。呵呵。其次，三村五地的人们都要齐聚阳村来看戏，来村里走亲戚的人也就多了，几乎家家都有亲戚，村里满街满巷都是人，着实热闹。其实，看戏的人多数不懂音法唱腔，也不管演员说的台词对不对，戏演得好不好，反正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大多数人只关心剧情中的好人和坏人，只要好人活着、坏人死了，就是一出好戏。呵呵。
　　 堂兄当然是内行，一般的戏他不上场，只有那些传统老戏，比如《三年教子》、《走山》、《金水桥》、《王老虎抢亲》之类，他才上，上去演老生。而周围村庄里那些人只要听说演老戏，来的人就更多，他们只是为了看堂兄唱就不辞辛苦地夤夜骑车奔忙。
　　 不演戏的时候，堂兄就坐到乐队里拉板胡，他的板胡技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简直就是忻州第一！三晋也没有几个他那样的板胡老手。据说，著名的老调子表演艺术家“小电灯”好几次要求把堂兄调到市剧团专门拉板胡，是聋哑学校离不开堂兄那样的骨干才没有去成。堂兄他本来就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加之干一行爱一行，几十年潜心钻研、陶冶濡养，成不了老调子方面的杰出人才才怪呢！
　　 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老剧团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规模扩大了许多，有好些爱唱老调、唱功又好的新秀被选了进去，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堂兄更是忙得不可开交，那段日子，是堂兄最幸福的时光，他忙乱地幸福着，幸福地忙乱着，每天在学校和村里来回奔忙，有时候忙到深夜，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上了。人迅速消瘦，但极其快乐。那几年时光，成了堂兄一生最美的回忆，以后，他只要一谈起那几年，就满面红光，二目灼灼，精神抖擞，有说不完的话。
　　 我十四五岁时，老是看到堂兄风尘仆仆，早晨上班晚上归来，进门就一头扎进排演场了。只要堂兄一走进排演场，热烈的锣鼓声和悠扬的板胡声马上就响起来了，演员们或刚劲或清婉的演唱声也马上从戏院里传出来了，地地道道、慷慨激昂、高亢又别具风情的北方味儿萦回天空久久不散，能传出好远好远的地方……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对堂兄那样的戏迷来说太短太短了。
　　 一九七七年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随之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们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解散，一些演员随即失去了一生钟爱的舞台，走向沉寂人生。
　　 第二年，堂兄从聋哑学校退休回到了村里，按理说，这下他能大显身手了，但村里自发组织的草根剧团已解散，堂兄反倒无处可去、无事可干了。因此，堂兄就像丢了魂，成天闷闷不乐，从二叔家院里飘出的板胡声也是那么凄婉忧伤……
　　 改革开放以后，也不知是人们生活好了之故、还是政府大力提倡之故、亦或是政府无为默许之故，反正乡村里必不可少的婚丧嫁娶等家族活动完全走了解放前的老路，沉寂多年的八音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文化宣传队，剧团里那些响当当的演员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加入八音会谋生，据说收入还算稳定可观，据说八音会组织规模很大、黑幕也不小……但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也无暇关注，我只知道，在农村，婚丧嫁娶活动请八音会助阵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而且请八音会花钱越多的人家脸上越有面子、越能得到乡邻们艳羡的目光和口水，能不能请上好点的八音会也成了乡亲们攀比家境的一个项目。
　　 过去的八音会规模不算太大，最多也就六个人，乐器以中国传统乐器唢呐笙箫、锣鼓铙钹为主，主要是乐器表演。后来八音会里增加了演唱歌舞活动，随即增加了电子琴、扬琴等乐器、还增加了音响设备，规模越来越大，有的达到十几二十个人，这样的八音会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剧团，演员们不但能现场演唱各种传统剧目、还能演唱各地名曲。请到这种规模大点的八音会花费当然少不了，招待规格也不能太低，但许多光景厚实的人家还是愿意请好点的八音会，因为好的八音会吸引的观众多、场面大、形成的气场轰动，主人的面子相对也就光彩；请的八音会小了，只有三五十个观众，而且也多是那些年逾六旬以上的老人，场面冷清，主人面子上就不好看。只有堂兄的八音会例外。
　　 八十年代后期，堂兄组织了一个八音会，堂兄组织的八音会在我们老家方圆几十里都出名，只因为有堂兄这个名人、只因为有堂兄那把板胡、只因为有堂兄多年演老生积淀下的完美声腔。尽管堂兄的八音会是规模最小的，但为了能请到堂兄的八音会，一些有钱人家不惜花费巨金；尽管堂兄一出场准能赚它个盆满钵满，但堂兄总是歇菜时间多于上场时间——不得已的关系、不得已的人情，他才去，一般情况下宁愿在太阳底下打瞌睡。你说堂兄这个人怪也不怪？怪就怪在他看不怪改革开放以后充斥人间的铜臭气！看不惯被金钱锈蚀了的肮脏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