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无缘相逢》的时候，小儿子卢永抢着替我写后记，他在后记中写道：“从我记事起，母亲的大多数时间即是和书为伴，我从来没想到母亲读那么多书，记那么多笔记，是要当诗人和作家。”他还写道：“母亲的诗文如母亲的人，自然、质朴、炽热、坦荡，字里行间充满着追求，读过她作品的人无不有如此的感受。母亲日日夜夜伏案笔耕，世间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都是母亲笔下的素材。美好的文学是母亲的生命，高尚的生命是母亲的文学。”
　　 儿子对母亲在文学上的赞颂在中国似乎没有看见多少，像这种用过高崇尚的话语更不多见，能看得明白，是一个没涉世的，大学正上三年级的，不满二十岁傻小子才这么对着世人骄傲地说母亲的文品和人品，这和吃奶的小孩说我要妈妈，妈妈好，似乎没多少区别，他远不知母亲开始读书还幼小得不知要干什么，常常因贪玩不想上学去，母亲在他外祖父（一个语文中教）哄导下一步步不情愿地走向学校，就这么一次次哄导，才没有养成逃学误课的毛病。再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读书是为了给患者把病治得好些，诊断得准些，一种不想在广大患者面前现出一个平庸的医生形象而已。
　　 既然学习了医学专业，既然走着医学路、吃着医学饭，作为成分不好的我，在那个时代绝对没有像小儿说的读那么多的书，记那么多的笔记，是要当诗人和作家。而那时极左路线、唯成分论，把我们那伙无地自容，有话不敢说的人推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好些人不敢和我们说话和靠近，怕把他们的红色染黑，在万分孤独和无聊之时，我偷偷地捧起了文学书籍夜里忘记一切地去读，想把那么一颗孤苦的心寄托在上面。我记得在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在无人处所有打发时光的办法，都是读书，无书不读，无刻不读书，以至于到了水到渠成那样，自然地提起了笔，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开始创作，绝不是为了当诗人和作家，而是为了把肠中那么些久久的积淤，像吐出淤泥那样吐出来，使自己不至于被堵死。把它们由心、由指尖流向笔尖，吐露在纸上，大概成了一滩滩发黑的陈旧性血迹，胸中为之宽悦，心情得到慰藉。这不，几个诗集、几个散文集、童话集、几部小说不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小儿子还说这样的傻话：“母亲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苦苦探索的一生，这在前边的集子里的序里和后记里都有详细阐述。母亲如文学，其文品人格鼓励过不少读者，更鼓励着我和哥哥热爱母亲、热爱生活，也热爱文学。母亲有一种勇士、从不败阵的精神，是我和哥哥奋进的能源。将爱心奉献文学，奉献社会，这是母亲人生的价值。”这是多么纯真和稚嫩的吐露，但我还是受到鼓舞，不是因孩子对我成绩的认可，而他那纯洁无华的崇拜和坦诚恳切的企望。虽然他认为母亲的文品和人品已达到那样的水准，我觉得不过是一种企盼，但，我认为只要对他及一些这么认为和赞许的人有好处，使他们上进，不去“认可”一些社会不许认可的东西，比如吸毒、赌博等等，我不得不庆幸我因为孤独才大量读书，绝大成分因为压抑才写书，在无意中走对的路，我一生倍感足矣。
　　 几十年来，读书和写作已悄然成了一种摈之不去的僻性，说什么也不能没有这么些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毒之极深的“疾患”。哪一天不读书不写过三、四千字的文章，便食不甘味，夜不寝席。到这么个份儿上，又使亲人们担忧由此劳累成疾，又多方比喻说劝，望我到此减少这些活动，可我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我自觉书是温暖、书是港湾，书是名胜佳景，书是医治百病的良药。如果哪一天我因不能忍难忍之事时，我便躲进书的港湾，使我安静使我忘记不愉，使我在那道很多人望不到的名胜佳景中边行边看，得到温暖，得到满足，赶我走出那里的时候，我已不是入港湾前的我，有了全新的心、全新的思维，又可以含笑面对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书给我渐读渐新的教诲，使我肠中无堵塞，性情和缓，神态常怡然。还可使我在远离孤独之后，远离那么些摒之难去的俗人俗物，引心宁静，一清神志。
　　 英国哲学家宾穆尔说：“一间没有书的房子，正如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再陈破的房屋，只要有书，便感到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不致坠入尘俗之境。读书是对人生的完善，医治百病，心身健康。”西汉文学家枚乘的名赋《七发》中的那个楚太子的“久耽安乐”，致使“百病咸生”。除了干些必干的事情，多读书，不会使疾病悄悄地趁空而入。不会有“大命乃倾”的厄运。后边的几句话窃之于别人的文章《读书养神神清体健》中，当一次剽窃“之贼”作为读书最后一种必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