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采编”是“采访”和“编辑”人员的合称。外出完成采访任务的人叫“记者”，在编辑部编辑稿件的叫“编辑”。又采访、又编辑的人叫“采编”。
　　 由此可见，“采编”比编辑要多些活力，又比记者多些才情。当然，活也干的更多些。
　　 不过，另有一种“采编”既不是真正的记者，也不是专业的编辑。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拉单”。
　　 ——题记
　　
　　 过罢2002年春节，在同学XXX的引荐下，我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杂志社上了班。
　　 杂志社办公室设在罗沙新兴装饰材料城五楼。时值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城市建设方兴未艾，装饰材料城的商业气息非常浓郁。和食品厂喧嚣、杂乱的环境截然不同，偌大的杂志社办公室，干净整洁，宽敞而又明亮。办公桌整齐排列，桌面上堆着书刊资料，最显眼的是每张桌面上都放着一部电话。
　　 但我看到的仅是一部分，是《东莞消费指南》的办公室。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对面，还有一个办公室。听同学XXX介绍，杂志社旗下有两本杂志，除了《东莞消费指南》，还有一本《东莞企业风采》。
　　 缘于同学业务能力过硬，与老总成了铁打的关系。在报到的第三天，我就拿到了证件——《东莞消费指南》采编证。
　　 当时，我没完全意思到“采编证”有多大份量，但却明白并坚信自己真正成了杂志社的一员，而且成了文化人，成了地地道道地跟文化跟文化人打交道的文化人。
　　 不由得，几分窃喜涌上心头。
　　 再见了！2002年；再见了！食品厂；再见了！烤饼车间；再见了！可爱的工友们！
　　 恍惚中，我觉得自己被美好和幸福紧紧地拥抱了！
　　 2003的早春特别暖和。每天清晨，我早早洗漱完毕，与同住一宿舍楼的同事们，通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再穿过一条宽阔的马路，准时到办公室去上班。
　　 但没过多久，我不想也不敢再进杂志社的办公室了。
　　 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每天有人给我安排好采访对象，而后坐在办公室里编辑稿件，再把署有自己大名的稿件交到总编室，最后由领导审查通过。刚开始那些天，我甚至想到了《红旗》杂志、《读者》月刊，还有我喜爱的《知音》、《女友》、《故事会》等等。
　　 然而，在这里一切都见鬼去吧！
　　 原来，在这里，所有采编的稿件都是要收钱的。在这里，所谓的采编”既不是真正的记者，也不是专业的编辑。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拉单”。
　　 说白了，就是拉广告！拉广告是需要信息和客户资源的。但在过去的食品厂的一年里，我仿佛与世界隔绝，哪里有信息和客户资源？
　　 很快，时间过去了一个月。我连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更别说什么采访和编辑了。我不知道电话往哪里打，也不知道怎么打。所有的这一切，杂志社没有专门培训，也没有人愿意告诉我。我感觉我被“晾”在了那里。
　　 就这样，坐在属于我的办公桌旁，看着匆忙的进进出出的身影，听着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我时常一脸茫然，手足无措。
　　 幸好，同学有时经过身边，偶尔停下匆忙的脚步，与我说几句鼓励的话，顺便向同事推荐我，也把同事们介绍给我认识。
　　 虽如此，我并没有和同事们融入一起。事实上不是我不想，而是感觉大家不愿接纳我这个新来的。
　　 在杂志社，似乎所有的人都营造一个私人空间，封闭、独特而密不可宣。不像在食品厂，工友们必须建立团队共同工作在流水线上。在杂志社办公室里，每人一张办公桌，每人面前一部电话，自然而然地，每人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宿舍，彼此互不走动，互不打扰。老江、老岳，还有一个长得高挑、白净、会说白话的广西仔，他们每人住个单间。另有一个姓杨的湖南人，被我同学和老岳戏称为“法轮功”。在杂志社只有他俩敢这样叫。每次叫，姓杨的也不应答，只低着头斜睨一眼。都知道“法轮功”不是个好的代名词。至于姓杨的内心怎么想，其不怒不嗔，单凭眼神，很难判断。后来我从同学和老岳他俩口中方得其解。原来这老杨不善言辞，独往独来，像个孤独的北方的狼，尤其是每回进入房间，必紧闭房门。但最终被人撞见几次，竟几次发现他在床上如菩萨一般，盘腿、闭目、打坐……。
　　 那些年，法轮功正在大陆盛行。老岳和我同学他俩不知谁在先，便给老杨扣上了一顶“法轮功”的大帽子。至于老杨老杨到底在练哪门子功夫，像一潭水，深不可测！
　　 跟孤独的老杨截然相反，在一楼的一个较大些的房间里，却共同住着几个从学校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许，他们和我一样，纷纷奔赴南粤这片热土之上，正为实现自己人生的伟大的梦想而拼搏、而奋斗。
　　 不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同事，每每不到下班的时候就不见了踪影。他们或接了电话提前离开，或正和客户在一起，或回去与家人共进晚餐。
　　 “下午五点半，不是喝酒就是吃饭”。我同学对五点以后接到的电话做了个系统的总结。这不仅表现他社交广泛，而且是对业务能力的衡量。事实的确如此。但凡成功的人士是少不了饭局的！
　　 同学早在东莞某知名地产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据他自己说，买房子的钱大都在杂志社赚到的。他的话，我确信无疑。谁都知道，在杂志社里，他的业务能力是最强的一个。最牛逼的一年，《东莞企业风采》的六个封面，有四个是他拉到的。封面的提成点数高，每个封面二到三万不等。另外他在杂志里开辟了好几个专栏，什么“人物专访”、“视角瞭望”、“经济与法”、“新闻特稿”等等，文笔绝好加之能说会道，每一期他的软、硬广告占据了杂志的半壁江山。超强的业务能力令老总刮目相看，也令同事羡慕不已。
　　 马不得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杂志社有个被众人称作“死马”家伙，业务能力一般，却贪图蝇头小利，每次离开办公室总不忘在胳肢窝里挟裹些杂志出来。聚少成多，而后三五角钱一斤卖给收废品的。时间已久，客户没见发展，倒与收废品的成了好朋友。在这方面，我同学却技高一筹。每期杂志出版，凡刊登有软性专访、特稿的客户，为了更广泛宣传自己，总想多要些杂志。想多要些杂志并不难，但须另外支付费用。杂志印刷是需要成本的。“指南”的工本费是10块钱，我同学按五折收费，若卖两千本，可尽赚1000块，外带人家还欠他一份人情。杂志社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也希望杂志发行越多越好。“法轮功”是搞发行工作的，所以经常被我同学“调遣”。但他只负责送杂志，收钱的事他不管，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收钱的事。
　　 如此这般，杂志社与客户、客户与我同学三方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当然，我同学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不知杂志社老总可知晓他的下属私自卖杂志？估计就算知晓，也会睁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毕竟人才才是第一生产力！
　　 在同学的深刻影响下，我欲如法炮制，但因一直没有逮到大客户，不得不无疾而终。
　　 在杂志社，有个叫老吴的人，也不住宿舍。他在东湖花园租了个一房一厅，业务能力几可与我同学比肩。但与我同学恰恰相悖，他既不能说会道，也不擅交际。憨厚敦实，几近木讷。他的专长是关键时刻，撂几个重磅炮弹。
　　 “XX老板啊，我这个月没有广告了，支持一下吧！”老吴高大的身子端坐在办公桌旁，声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但确保办公室里每个人都能听得到。放心，百分百放心，只要老吴电话一通，保证杂志在定稿在交付印刷厂的前几个工作日内，他的业务合同准会交到财务室。
　　 这种情况几乎成了常态。人人瞠目，个个称奇。他娘的，真是个老江湖，深不见底啊！
　　 与我同学、老吴步其后尘的还有老岳和老莫两个人。
　　 老岳，外号“岳营长”。河南周口人，曾在东莞某部服役，隶属海军，官至营长。后退役安排到东莞某镇某职能部门就业。因传统观念作祟，思想僵化，宁可不当官不工作，也不要岳家断了血脉。后与老婆挑灯夜战，精诚合作，终感动了上苍，喜得一子。
　　 我进杂志社时，听说其儿子有好几岁了，在老家由老婆带着，儿子头上还有俩闺女。因为一个人打拼，才与我等一起屈身于集体宿舍。
　　 他的口头禅是：XX老总你好！杂志快定稿了，还有两个版面给你留着，不然，这期上不了了！都抢着要呢！谁叫咱们铁呢！你请我们吃顿饭好了！那行，明天我们去见你一面！
　　 明明是一个人在说话，偏偏说成我们。
　　 毕竟社会阅历丰富，又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擅长团队作战，“拉单”成了小菜一碟。经常与他合作的有老莫、老江和我同学，有时老马也屁颠颠地跟着跑跑腿。
　　 老莫，广东茂名人氏。身材不高，但壮实。说话声音洪亮，待人厚道热情，是个有血性的侠义汉子。
　　 他每次拉到“单”，拿提成，发了工资，非得喊几个关系要好的吃顿饭、唱次歌。我第一次进KTV，甚至第一次叫小姐（只陪唱歌、喝酒、聊天，过去叫“卖艺不卖身”的那种），都是他张罗的。有一次，他拉到了茅台啤酒的业务，上了“指南”的封面，提成还没拿到手，竟提前把全公司的人叫到一起，在拉维亚KTV又吃又喝又唱，直闹了个大半夜，方才散场。
　　 除了在外面吃喝，还不定时叫同事们去他家里聚餐。他在我们集体宿舍的同一居民区租了个三房一厅，与老婆连同五个孩子住在一起。
　　 说实话，这样的人，这样的哥们，还有什么理由拉不到“单”？！
　　 在业务方面，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叫老江。他老家住在东北，属朝鲜族，做过国际贸易。此人面阔皮白，步态矫健，爱穿衬衫，打领带，公文包不离手，很是儒雅、绅士。因能采会编，攻于心计，与我同学、老莫、老岳、老吴四人堪称杂志社的“五虎上将”。
　　 “五虎上将”之下，还有一个姓何的老头子，秃顶，瞪着一双豹子眼，年龄大约六十来岁。老头子偶尔来一次办公室，神龙不见首尾。但每期杂志出来，都会上他好几个P的广告。
　　 当然，后生更可畏。在一楼宿舍同住几人中有个姓曹的大学生，可能进杂志社时间也不长。每次开早会，他都受到老总的表扬。缘由是这家伙每天都要打几百个电话，把一本《东莞黄页》都掀烂了。
　　 “成功不成功并不重要，关键是看你做了什么！”老总既是夸奖他，也是在告诫在场的所有的人。
　　 凭借“五虎上将”以及众喽啰们全力以赴的努力，每期杂志出版从不担心业务量。因而，常常看见老总喜上眉梢，与属下的几位得力干将称兄道弟，品茶言笑，不亦乐乎！
　　 转眼，时间过去了两个月。两个月来，虽度日如年，但终因怀揣一个“采编证”，时不时跟随同事参加一些商家的开业、周年庆等活动。每次回来，除了收到一些可用可不用的礼品外，额外还会拿到二到五百不等的红包。对我来说，能否拿到红包，直接影响到吃饭问题。
　　 杂志社是不发工资的，所有的收入全靠业务提成。业绩好，不仅有提成、有奖金，甚至还报销车旅、通讯费；没有业绩，什么都没有，白皮一张，只提供住宿。只提供住宿，人家还担心浪费水电呢！
　　 优胜劣汰，不仅是自然的生存法则，也是杂志社用人的惯用伎俩。
　　 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快要“入门”了。不料有一天，从来没瞥我一眼的杂志社老总突然站到了我面前。
　　 “来了多久？”
　　 “两个月了。”
　　 “干了什么？”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你来干什么？”
　　 “……。”
　　 “看在你同学XXX的面子，再给你一个月的机会！”
　　 硬邦邦的一句话，掷地有声。偌大的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没有谁在意老总跟我说些什么，但我依旧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像三月份，又像是四月份，杂志社办公室里的电话似乎消停了些。同事们围坐一起，关于醋、关于板蓝根、关于隔离和死亡的话题多了起来。
　　 没有人能够料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种叫“沙斯”的病毒像瘟神、像恶魔一般蔓延全球，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恐慌。
　　 很快，杂志社关门大吉。
　　 很快，北京传来坏消息；河南传来坏消息；广州传来坏消息……。接着，各种坏消息从全国四面八方传过来。工人感染，农民感染，学生感染，医务人员也被感染。飞机停飞，火车停运，轮船停渡。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积极投入到杀鸡、杀鸭、杀鹅、杀一切飞禽走兽的紧张战斗中！
　　 杂志社的宿舍成了一片孤岛。大家足不出户，连“五虎上将”也如同困兽，徒奈其何。
　　 特殊时期，我因祸得福。杂志社的老总再也没提我去留之事，甚至几个月我连面也没见过他一次。
　　 无聊之极。老莫、老江、老岳和“死马”几个人，开始在宿舍一楼的大厅里摆上牌桌，打起麻将来。
　　 有时三缺一，他们便喊“法轮功”或我过去“救场”。
　　 每次过去，我都诚惶诚恐。说实话，虽不做事，他们却有老本可啃，而我不同，手里没钱难为人啊。
　　 幸好牌打的不大，纯属娱乐，消磨时光。每次每人兑三十或五十块钱。收场以第一个人输完为止。赢了钱也不往口袋里装，赢得最多的人便请客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