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无事随手拿起一本《书摘》去读，读到了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孙郁的《穷人的声音》很受感动。他在很短的议论文里，详述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
　　 他说：“中国的文人是很会赶时髦的，谁领会了洋人的密码，谁便成了风潮人物。而一旦有了钱，就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员，连文字也雍容富丽起来，不愿承认落后，攀比富人，也许是向上的动力，但失掉的，常常是富人宝贵的东西。许多年前，还有一批为底层人写作的人，毕竟也有《三里湾》、《创业史》那样的书，但现在倘要有人，还在将一生精力，放在穷人那里，被人耻笑不说，还有一些落伍之嫌的。几十年的文学史，以穷人的苦乐为苦乐的作品，总没有写宫闱秘事者多，正说明了文人的势利。”
　　 作者孙郁，遗憾得很，我从未听其名，不了说目见其人。他生于1957年，比我足足小了十三岁，他正当不惑，说出了一个彻心透骨的问题。这在稠密的文人队伍里，能有几人，真可谓难能可贵。看着他的文章，真有些想见其人的期望。拉住他的手说：你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了画龙点睛的功效。目前确实缺少为广大劳苦大众说话的人，在这么被广大势利的文人粉饰的世界上，谁还能知道在生活富足的万花筒看到的确实不那么真实，在中国在世界上有绝大多数的人还生活在十分贫困落后的水平线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吃不饱穿不暖，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着。在我们的文艺文学圈子里，一开始写开放改革还有那么一些反映人民生活和劳动改变现实的一些比较贴近的文章，电视节目里也是这么真实地反映过，可现在不这么写了，不这么去编排节目了。日日见到的电视节目都戴了一付奇怪的闪着不知什么色彩的光环。本来表现农村的改革和人们生活的提高，硬要有那么一位女人从农村逃出去，遗弃丈夫，留下孩子。也神奇，她们大多都成了鼎鼎巨富，衣锦还乡，原来的丈夫已结了第二次婚姻。后妻和前妻的孩子亲密无间。这倒还说得过去，后母和前妻的孩子亲近，反映中国妇女贤惠仁爱的美德，亲近别人而生的孩子为己所生孩子，但非写前妻回来了，全身珠光宝气，富气咄咄逼人，插足在这个平静的生活范围之中去，使丈夫旧情重蹈，孩子不可适从，后妻自卑尴尬，无地自容。一个本来可以幸福的家庭变得人心惶惶，感情分崩，这算什么文艺，归根到底说明了个什么问题?无外乎是说，只要开放，妇女就要逃亡，只要逃亡就成巨富，本来被遗弃的丈夫，还要深深地爱着前妻，和后妻只因那么一点点“人味”而貌合神离的过日子。在一般的工作环境里边，总有那么一个漂亮年轻女郎看上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上级，厚颜无耻地去在其妻面前摊牌，大多都说这样的话：我爱上了他，这是真的，我不得不告诉你。在前妻瞠目结舌的情况下，这个年轻人说不上是漂亮还是轻佻得让人发怵的女郎，便趾高气扬，忸怩作态，实在令观众作呕。可是目前确确实有80%的电视连续剧都这么表现着三角恋，用鲁迅批评郭沫若的话就是“△”文字而已。他们的处理手法大多数雷同到不用再去构思，你的戏那么处理了“△”，我为何不能那么处理呢!我们公认，文字贵在创新，反对陈腐之感，而这么个简单不过的“△”不能稍稍变化一点嘛!脑子何其单纯，手法何其笨拙，骗人都骗不过去，这不叫剽窃叫什么?为什么都要剽窃这么个奇怪而简单、丑陋的模子呢?这就是孙郁主编所说的文人的势利和媚骨。当然确切一点说还不叫势利和媚骨，“△”恋能值得势利和媚骨?可以说只是一种微妙的迎合。当然，这批文人和演员也凭这些丑劣的文艺混着流行的饭吃。他们革履西服，油头粉面，时不时在电视上大谈其创作和扮演角色的辛苦和“艺术”处理。一个个油腔滑调，摇头动肩，自我感觉良好到不可负加。
　　 看看这些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内容让你总要费解——说明个什么问题，对于民众有什么启迪，作者、编者、导者、演者为什么要这样?
　　 回想50年代，我还是个初中学生的时候，读的那些作品，其中就有孙郁提及的《三里湾》、《创业史》，内容都为底层大众说话，不做说不脱离生活，虽然它们大大高于生活，但让人读了感想正确，启发正道，真真实实如饮醇酒、吃百花之蜜味正气纯。那时人们对作者要求甚严，还有人对《三里湾》作者提意见说：书中三对恋人都赶文章结束时圆满结婚，是有些牵强附会之嫌呀!可看看现在的“△”，那算什么呀!
　　 我们的文艺阵地还有一半是编导和表演宫闱秘事的，多得让人眼花燎乱，其实，只要你细细看看，不外乎是武则天、慈禧太后，唐明皇一些人的戏。把个武则天、慈禧返来复去地做作，她们的情欲性欲大到了和太监如何如何。要不是唐明皇和儿媳妇杨玉环的艳情也不会把她这么兴师动众地去招来招去，让全国人去看。情愿的去看，不情愿还得看，打开电视赫然，几乎把天下人都像赶羊那样赶到剧里，就这么大的声势，想得来的耗去的资财，你不看，对得起谁呀?后来，还有人专门编了《杨玉环》的戏，让全国人民去消耗时间，浪费眼神，你看累不累。当然，历史戏不是不能演，但演滥了就不会是很好的事吧?
　　 孙郁主编说：“我们曾有过左翼的文学，主张过下层生活的体验。茅盾、叶紫、柔石、萧红等，均写过感人的作品。但左翼文坛不久变成了文化官僚的名利场，一些成名的文人们，很快就穿上了西服，跑到洋场的夜总会去了。我在学生时代，有一回随人去一位作家的家里取稿，一进门厅，吓了一跳，简直像座贵公馆。作家在那时，是很贵族的头衔，享受着比一般人高的待遇。近几年来，一些曾显赫的耍笔杆子的人，哭喊着清贫，是昔日荣华衰败的一种叹息吧?”
　　 那些穿上了洋装到洋场的夜总会的文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势利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哲学”使他们显赫和富贵。一位平平常常的文人，用什么去显赫?不识时务的为穷苦大众说话的文人，显赫的可以说没有。他们针砭时蔽，那个朝代能容你谈真话?中国有一个偏僻的地方——甘肃省、庆阳地区、合水县，这个县城是个十分偏僻的山区边远地带，往东走不了多少，便是世界有名的大岭——子午岭了，说明偏僻的可以了吧。那里的人目不识丁的很多，多少代出了一个地区级挂上名的作家，是个女的，她是个说真话的作家，写文章批评县里一些干部作威作福，坑害百姓的问题，她差点丢了国家干部的“铁饭碗”，她还能显赫吗能富贵吗?一直到无法在那里存活下去的时候，出现了“贵人”，把她调到了另外一个单位“隐居”了下来，才得以安身。庆阳地区还有一位作家，在二十刚出头时就发表了一些作品，在省上小有名气了，调他为一个县文化馆的写作员。他写的东西多是同情劳苦人民的，因为他家即在农村，对贫困和受苦理解最深。他参加了地区作协，评为一级写作员，但在评工资时，县上少给他一级工资，他的工资还赶不上县委、县政府的勤杂工，他去找，人家笑脸相迎，只是不给那级工资，半年过去了，还是不给。这位作者是个怪才，他拿一喇叭坐在县政府楼道里吹，直到把里边的人都吹毛了，把他的工作调到地区文化部门去。显然是人家向上反映了。这位作者见了我，便哈哈笑了说：“看吧，一吹捧就灵，虽然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往树梢上挪了挪!”我为他的作法捧腹大笑。再后来见到他求读新作时，他说早不写了，原来是误入歧途，差点不可自跋，我为之叹息!
　　 孙郁主编还说：“秘鲁有位诗人，名叫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他有句话说得好：‘靠写作解决生计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超群者的头上永远戴着荆棘冠……我命中注定要做一个高贵的穷人。’拉丁美洲，有许多为穷人而写作的人，索飒女士的那本《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写过那群可爱的作家。作者将诗人的成长，说成是贫穷养育，给我以深深的刺激。走向底层，写尽苦痛，那才是真正的人本的东西。索飒引用《美洲记要》的评论巴列霍的话：在今天这个到处买卖快乐的时代，一切过分的幸福都是不道德的；为此，我们感谢塞萨尔?巴列霍吟诵了痛苦!我很感动于这一评语，以为写下了对人民作家真正的感怀。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漠视、冷嘲穷人的作家，都算不上真正的歌手。
　　 在国外，大量的著作，特别是那些文学艺术很高的名著，绝大多数是写中、高层人的生活的。奢谈贵族生活，赞扬绅士风度，依附于强势。他们写来写去，不是不知道人无外快不发，马无夜草不肥，那些富人是因为掠夺了大量穷人的财富才富得起来。自古以来，富人不会把财钱送给穷人让他们一夜之间变为富人，富人和富人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谁的也不会送给谁，都是利用小鱼吃大鱼，强权掳略弱者而聚的巨富豪财。在世界上也是穷国养富国。大国援救小国只是一种口号而已，也许为了给自个脸上贴金支援那么一次半次。
　　 只有来自底层的作家，才了解劳苦大众的贫困，他们才知道目前我们国家那么些富豪的别墅、工厂、没处放的资财从何而来。有人说中国人很容易成为奴隶，谁富了就给他效力换那么一点残羹剩粥去吃，就去为他鼓吹，来个锦上添花。话说回来，不在富豪处打工换口饭吃，绝大部人就会饿冻身亡，可对于那些已“功成名就”的作家看着人家的财富去写作就令人悲哀不堪了。
　　 孙郁主编还说：“有一次翻看杜甫诗集，读到那些感时伤世之作，不禁流下泪来。那些为穷人写下的诗篇，句句感人，篇篇动情，他那代人中，有如此的悲天悯人情感的，不是很多。为无权无势的人歌哭，那艺术的分量就重了。‘三吏’、‘三别’，与华贵的宫庭艺术比，显得凄怆、简陋，但那里却流动着穷人的声音。”
　　 注：闱——古时宫门旁边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