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政府机关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从政生涯。
　　 我只身一人，背着行李，乘坐火车，来到了省城。下了火车，走出站台，展现在眼前的是大都市的风貌。柏油马路宽又平，笔直的南北大街，东西大路，车水马龙，人群涌动。虽不多见欧式建筑，但中式建筑层层叠叠，一栋挨着一栋。我找到了省厅的办公楼，它座落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市中心，是个较宏伟的大院，主体楼呈躺着的凹字型。据说是日本人建造的，日本侵占东北时，这里是他们的司令部。现在这里住着省政府机关的三十几个部门。
　　 大院门口没挂牌子，仅有一个街名序号的方牌镶在大门左侧的门垛上。解放军持枪站岗，轿车吉普车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主楼门口是个厅式的雨搭，进入的门中间是转式的，两边是扇式的。进入后是个方形的厅，往后通向后院和一楼的食堂，左右两侧和正面的右侧均可上楼。正面的楼梯较宽，并排可容七八人，楼梯台阶嵌有铜板条，铺有地毯直通七楼。走廊是木质地板，铺着地毯。走廊里肃静森严，行人匆匆忙忙。
　　 省水产厅在四楼办公。我报到的处是政治处，在四楼左侧的拐角处。这里一边四个房间共八个房间，是省厅的中枢机关。省厅包括领导在内共不足四十人，但权利很大。厅里设办公室、政治处等六个处室。负责全省渔业生产的行政管理、政策制定、资金投入、技术指导和水产品调拨等。
　　 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原来厅里的一些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了，这些年也没有大中专学生毕业分配，所以厅里人气不旺。整个大楼里没有几个年轻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被指派到厅上一级的机关去临时作工。这个机关叫“农业组”，别看叫“组”，但它的级别挺高的，组长由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担任。当时全国在搞批儒，我的工作主要是把儒家的一些文言文文章，译成白话文，并写出文章和大字报进行批判。那时机关大楼的走廊里，还经常帖出批判某某的大字报，还分成两派，有时在会议上两派就打了起来。我刚来，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也只能批儒家的文章了。
　　 转眼冬天到了，省里搞农业“破猫冬”。就是冬天没有农活也不能在家呆着，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渠修梯田等。省政府机关的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我也去了，在一个生产队修梯田。在山下踩石场打石头，再把石头抗到山上修梯田。有一部分人打石头，多数是往山上抗石头。大一点的石头两个人抬着放到你的背上，你把它背到山上。肩背处磨红了磨肿了，也要坚持干。因为我做过“赤脚医生”，所以还兼做卫生员。谁伤着或者有点不舒服我可以给处理。我和老同志相处的很好，心情很舒畅。一个多月以后，完成了下乡任务回机关了。
　　 我除了译文言文外，也和老同志一起下乡搞调查研究。老同志对我印象不错，我思想很单纯，只想好好学习，努力为党工作，提高工作能力，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报达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不辜负父老乡亲对他的期望。转眼到了1975年，省内的一个县发生了较大的地震。省政府随即向震区派工作组和医疗队。我接到局里的通知，让我参加工作组。我没有迟疑，立即提前结束休假，直接赶赴灾区。
　　 工作组十几人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在县里，另一个到了震中心的那个村。我在震中心的那个组。医疗队五个人，和工作小组一同去了重灾区。到震区一看，整个村庄是一片废墟，伤员很多，老百姓都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工作组和医疗队立即投入了抢救工作。我的医生技能又得到了发挥，能够处理一些轻伤。当时对重伤号立即送往县医院，轻伤和临时病症医疗队就地治疗。同时进行消毒等防疫工作。抢救过后工作组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我在乡下工作队期间，省直机构进行了改革，把农业、林业、水产三个厅合在一起成立了农林厅，原来的水产厅变为水产局。我被安排在农林厅的政治处。农林厅的厅长是从一个农村的公社党委书记提拔上来的，水产局的局长是沿海渔村的生产大队长。厅里的形势较乱。本来就是一派一派的，这回就更加严重了。日常的工作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三个厅各自为政，个唱各的调。大的问题.政治问题当时的厅领导班子决定。有时召开全厅大会时各派还发生争执，一把手不得不站起来大喊大叫地把他们压制下去。
　　 当时政治任务很多。我刚从农村工作队回来就又跟着政治处的处长到农科院蹲点，搞什么贫下中农占领上层建筑，到农村去选年轻干部来农科院当中层干部，叫什么“掺沙子”。处长带着我到本省最贫困的农村去选人。通过严格的审查，选来了四名年轻人，他们在当地确实是出类拔翠的，安排在农科院的各研究室。
　　 不长时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所谓的“掺沙子”不搞了。实际确实是不行，他们在农村当基层干部是好样的，但让他们进科研部门，指导、带领搞科研，那不是难为他们吗。他们几位在这干了不长时间就被送回了原地。
　　 工作小组也回到了厅里。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一会儿一个中央文件，一会儿一个毛主席指示。毛主席发表指示要连夜宣传，有时要到街上去游行。厅里经常开党员大会，各派虽然进行了联合，但派性仍然存在。斗争十分激烈，有时在会上明着吵。我当时虽然是党员，但政治上还不成熟，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有时分不清怎么回事，只能是跟着别人跑。
　　 1976年开国领袖元勋相继逝世。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都在这一年离开了我们。特别是毛主席的逝世，那真是普天同哀，悲痛达到了极点。全国各地到处都设有灵堂，政府也组织大型的悼念活动。黄叶飘飘，传递噩耗，人们如丧老妣，失声痛苦。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公园、餐馆和机关单位，到处都有人因为过分悲痛而晕倒。
　　 接着机关的人员又有较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中到农村去的干部都陆续地回来了。我所在的厅回来了二十来人。有局长级的，也有一般干部。多数是全家一起回来了。没有住房，有的暂时住在机关，有的住在招待所。他们年龄都比较大，年轻的也四十多岁。还来了一位老乡，他建国初就在省政府部门，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全家都被送到农村。在农村受了不少苦，看到了我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小老乡，抱头痛哭。我对回来的干部很有同情心，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吧。我尽最大能力去帮助他们，他们对我也非常友好。
　　 机关的生活活跃了起来，除了本厅的一些活动外，这个大楼的管理部门也组织一些活动。这个部门是省政府下属的行政管理处，大楼里的食堂、宿舍、车库、浴池、幼儿园、卫生所都归它管。在农村还有个农场，农场的活，特别是秋收时的活，机关的干部要去干。还有个猪场，机关干部要轮流去喂猪。我去喂过半个月的猪。机关还组织挖防空洞，是在市内离机关不太远的地方，早上去晚上回，我去干了一个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在国家重视科学的形势下，国家要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也重视了外语的学习。省厅又恢复了原来农业、林业、水产三个厅的体制，我又回到了水产厅。我被安排到外语培训班学习日语。
　　 这个班五十名学员，是来自全省各市和省属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我省渔业战线的技术骨干，多数已在基层干了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承担着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的责任。但他们的外语水平还达不到国家要求的标准。通过这次培训要达到国家的标准，在评定技术职称晋级时外语这方面就合格了。学员的年龄相差较大，最大的已五十多岁了，多数的是四十多岁，我是最年轻的了。
　　 日语学习后，我又赴日本研修了半年。我研修回厅在养殖处主管全省的海水养殖工作。这时海水养殖生产发展很快。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省厅机关也相应地做了调整。成立了省海水养殖公司。厅内为海水养殖处，负责全省海水养殖行政管理工作。这个处（对外为公司）设三个科室，为生产科、财务科和办公室。包括领导在内共有二十来人。处长（也称经理）是原海洋渔业处的处长调过来了。我也被调过来，安排在生产科任科长。科里五个人，一名科长，一名付科长，三名工作人员。负责全省海水养殖生产的行政管理和对虾养殖的经营管理工作。
　　 我和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管理工作当中。由于对虾、扇贝等海产品养殖生产的发展，海水养殖已成为渔业生产的重点。国家和省里都很重视，各市、县也不懈怠。相应的管理工作是忙的不可开交。一、二、三月进行上一年的总结和本年的计划安排；四月就开始育苗、养殖生产的设备维修等准备工作；五、六月要育苗、放苗和开始前期养殖；七、八、九月进行养殖期的生产管理；十月要进行对虾的捕捞和加工；十一、十二月忙于储运和销售。我们科的五个人，既有分工，又要合作。要下乡调查研究、技术指导；要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请示汇报；要整理来自各方面不同要求的材料；要参加上上下下的各种会议。一忙就是一年。
　　 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五拾六元。没嫌少，觉得很满足。认为国家有标准，该给你多少就是多少。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自己不想挣多少钱和多弄钱的事。你工作做得好，自然国家调工资时会给你涨。那时国家和省财政，每年都无偿划拨支农资金上千万，扶持渔民发展海水养殖生产。我做为生产科的科长，毫无私心地配合有关部门，公正地把这部分钱合理地分下去，没发生过任何问题。
　　 1984年秋天，全国海水养殖会议在河北唐山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代表我省在会上发言。这次会议学到了各地的经验，也介绍了我们省的情况，收获很大。1985年秋天，全国海水养殖经济研讨会在山东潍坊召开。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做了《发展海水养殖事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发言，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1986年5月，我被任命为海水养殖处副处长。接着海水养殖处和淡水养殖处合并，成立为省水产养殖总公司。我成为总公司的付总经理，对内称副处长。我负责海水养殖部分，还分管总公司办公室方面的工作。
　　 1986年10月，我参加了全国养殖对虾加工工作会议。会议在佛教圣地普陀山召开。我从省城乘机到上海，从上海乘船到沈家门，从沈家门又乘船到达普陀县。这次会议的内容很重要。虽然是加工工作会议，但要全面汇报我们省对虾养殖生产、收购、加工、储运、销售等情况。因为国家对水产品购销有了新的政策，加上对虾养殖联营体制已实行多年，这次部里总公司对下一步如何搞，要进行讨论研究。来之前省里也做了一些准备，但在会议期间的讨论，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斟酌发言。参加会议的有各基地县和所属市水产局的领导，我要组织他们在一起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向总公司汇报。由于我是养殖公司联营体制创始时的老人，这些年又一直从事主管这项工作，所以在研究起来，是应付自如。在会上发表了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总公司最后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圆满地完成了会议任务。
　　 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在逐渐深入。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水产品市场全部放开，打破了原来统购统销的格局。全国的投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实行的无偿划拨给农渔民的支农资金和投入到国营企业的基本建设资金，都改为贷款形式，有借有还。原来的三级联营体制面临着改革。
　　 1987年年初国家水产养殖总公司召集联营省水产养殖公司，以及养虾基地县的经理，在北京研究处理联营解体有关事宜。我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拥护、赞成国家的改革政策；充分肯定了十年来联营体制发挥的作用；坚决执行新的管理办法。对已完成的项目视为结束，对正在进行的项目按新的办法执行。这些年我们省的水产养殖生产，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仅对虾养殖方面，建设了五个基地县。对这几个县国家扶持建设的养殖面积都超过万亩。对每个县的养殖公司，都投入基本建设资金，进行了虾池、育苗室和冷库建设。
　　 1987年金秋季节，国家财政部和农业部联合召开水产支农资金工作会议。省财政厅和水产厅各派一人参加。我去参加了这次议。会后我按期回到了省城。国家、省、县三级养虾联营虽然解体了，省公司还维持着开始时的对外称公司，对内为养殖处的体制。厅属的水产供销也是这种体制，对外称供销公司，对内为供销处。当时的说法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后来称为行政性公司，应该说是改革初期经济转型的产物，在全国为数不少。
　　 这几年我连年获奖。因1986年对虾高产优质养殖联合攻关做出成绩，获省科委颁发的奖励证书；在1987年全省对虾养殖大面积丰收技术开发竟赛工作中，成绩显著，获农业部颁发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证书和省科委、水产厅颁发的禜誉证书。在技术职称评定中，获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省人事厅、省科技干部局颁发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聘任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