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赵叔(散文)
我今年整整50岁,已经人过半百。在这50年生命中,我仔细回想,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就是我的赵叔。
赵叔和我是乡党,都住在礼泉县城北关的街道上,只不过,我家在正街上,他家却要拐个弯,在一条小巷子里。我们两家相距也就100多米,可以算作错开了的对门。
赵叔比我大30岁。我在大学毕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赵叔,却常见赵叔的父母。赵叔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人长得像菩萨一样慈祥而安静。我上学的路上要路过赵叔家门口,就常常能看见赵叔的母亲坐在门前,安静地做女红。我那时很害羞,每次看见大人,羞于问候,就低头跑过。有时候,赵叔的母亲却到我们家来了,和我母亲坐在炕上,不知道说什么话。每次,赵叔的母亲离开后,我母亲都要把她送得很远,回来后对我说,赵婆的儿子是个有本事的人,在西安上学,当大官。这就是赵叔在我心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上学,当大官。
赵叔的父亲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礼泉很有影响的人物。那时候,县上有一个市管会,赵叔的父亲可能是市管会惟一的管理员,他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脾性却非常刚烈,我们小的时候,从大街上走过,几乎每次都能看见赵叔的父亲戴个红袖章,在大街上维持秩序。他声音高亢而嘹亮,一直能穿透街市两头。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可能是1972年吧,全国备战备荒。有一天夜里,街上武装部的炮楼上突然拉起了警报,接着,就听见赵爷的声音,喊大家赶快到泥河沟隐蔽,敌人要来空袭了。我那一年才10岁,懵懵懂懂的,就被母亲从被窝里拉出来,一家人到礼泉县城北边的泥河沟里去了。那一夜,月光很美,泥河沟里聚了好几百人,把泥河沟那些雪白的芦苇都压平了。天快亮的时候,赵爷的声音再次喊起来,说这只是防空演习,现在警报解除了,大家回家吧!
小时候,我对赵叔的父母怀有不同的感觉,赵婆亲切可人,赵爷威武刚烈,令人生畏。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大学毕业了,工作分配到了西安,但是我的对象却分在武功。此后,我们结婚生子。我常常在每个星期六下班后,坐汽车,赶火车,往武功跑,那时候没有高速,只有磨磨唧唧的老班车,到妻子单位的时候,常常已经月上中天了。妻子单位已经关了大门,我只能像做贼一样翻过大铁门,偷偷潜入妻子的房间。这样常年奔波,很叫人烦心,平常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也非常辛苦,就常常流泪发狠,把气往我身上撒。她就想调到西安,一家人团聚。但是那时候,我们都刚出校门,什么人也不认识,有什么关系能把妻子调回西安呢?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来了,他叫赵景凯,是原来陕西省长赵伯平的儿子,赵景凯曾经在我干爸家寄养过,算一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哥。赵景凯给我出主意,去找赵叔。
赵叔那时候是陕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去向。正应了我母亲当年说的那句话——当大官。
在赵景凯的策划下,我和妻子在街上买了几瓶啤酒,一包塑料袋装的什么点心。一共花了可能5块钱。我们心里忐忐忑忑、七上八下的,怯生生地敲开了赵叔的家门。开门的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清瘦而美丽,后来我知道了,他就是赵叔的妻子徐姨。她看着我们,我们说要找赵叔,她就让我们进了屋。屋里空间很小,我听见里屋有男人说话的声音。我们就怯怯地站在客厅里。徐姨就笑着说,“进去吧,不要怕。”说着就带我们进去了。
我在一间不很明亮的书房里第一次见到了赵叔,这位此后影响我半生的人。
那时候,赵叔刚把一位客人打发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赵叔身材高大,他那天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身材笔挺,很是英武。他是典型的国字脸庞,浓眉大眼。我在心里暗暗喝彩,赵叔好人才!
赵叔招呼我们坐下,徐姨也给我们端来开水。我们的紧张和羞涩,也被赵叔和徐姨的热情化解了。赵叔说话是标准的醴泉方言,他问我们来意。我就说,想把妻调到西安来。赵叔说,“往西安调人,省上有三条标准,一要处级以上干部,二要中级以上职称,三要夫妻分居十年以上。”他问我们,“你们够那一条。”随着赵叔给我们宣讲政策,我们的头也就越来越低,最后,都快夹在大腿中间了。最后,赵叔说,“你们把名字留下,我再看看。”我们心里冰凉,失魂落魄,就要告别了,赵叔指着我们提来的啤酒说,“把这些带回去,给你爸喝。”我们要留下,徐姨也笑着让我们带走,并说赵叔不会收别人任何礼物的。
那一天,离开赵叔家,我和妻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一路没说一句话。我们想,一个幻影破灭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种颠簸的日子还得过下去。
但是,提前没有一点春风,却突然来了一场春雨。半年后,妻子接到了调令,她被调到西安了。我们高兴得吃饭都找不到嘴了。这一定是赵叔这个菩萨发了怜悯之心,救我们出苦海了。我和妻子高兴得一夜没睡,商量着咋样谢谢赵叔。最后,妻子做出了决定,筹集两千元,以谢赵叔大恩。
第二天,我把两捆十元票装在短裤的保险口袋里。短裤保险口袋,是上个世纪后期很流行的一件时装,那时候,西安小偷猖獗,被称作贼城。为了防贼,不知是哪个聪明的设计师发明的,在男人的短裤头前缝制一个口袋,再装上拉链,可以把不少钱装进去,再在外面穿上长裤,贼就很难下手。只不过人走路的时候,裆前有些突出生硬。那天我就很突出生硬,我和妻子共同保护着我的裤裆,来到赵叔家中。开门的依然是徐姨。我推说上厕所,在厕所打开了我的短裤保险口袋,拿出了那些钱。
我诚惶诚恐地把钱递给赵叔,赵叔没用手来接,我就把钱放在桌子上。我说感谢赵叔给我调来了妻子,给我办了天大一件事。赵叔一脸茫然,说这事不是他办的。我们顿时糊涂了。赵叔说,“谁办的把钱给谁。”接着又说了一句,“有钱孝敬父母,不要胡花!”
赵叔很威严地看着我,用眼神提示我,把钱收回去。我只好把钱又从桌子上拿起来,装在身上。
赵叔那天有些不高兴,我们也就不敢多坐,匆匆告别出来,临出门的时候,赵叔说,“你们能进西安,是因为你们是人才,西安还缺人才,抓紧办手续,来了好好工作。”
我们懵懵懂懂地出了赵叔家门。走了好远,还回不过神来,我说,“这事不是赵叔办的,哪能是谁呢?”妻子说,“你没听见赵叔最后那几句话吗?连傻子都能听出来。”我说,“天下有这么好的人吗?”妻子说,“赵叔就是。”
......
这件事过去了22年了,这22年里,我常常想起赵叔看见我递给他钱的时候,他的眼神顿时从柔和变得冷峻。赵叔的身上继承了他父母的不同人格,他像他母亲那样,菩萨般的从容慈爱,也像他父亲那样一丝不苟。去年,我和赵叔在天津开会,我还问过赵叔,“到底是谁把我老婆调到西安的?你为什么当时不承认?”赵叔说,“谁球知道?几十年,全忘球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痛哭失声,泪水一滴滴跌落在键盘上。泪水使我无法看清楚屏幕上的字迹。我之所以悲伤,是因为赵叔病了,而且不是什么容易好的病。
因为有赵叔的帮助,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来到西安,儿子上重点小学、中学,直到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而且马上就该毕业了。这一切,都是当年赵叔扶臂,我们才能走远呀!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赵叔退休了。赵叔的魄力和威望,使他无法真正地休息,他就和省上许多领导组织创建了“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赵叔说,黄河是母亲,为黄河做事,就是给母亲尽孝。
赵叔很有文采,更重要的是他很有思想和学问。赵叔通古博今,很善著述。他在退休后,编写了不少著作,大多是阐述为官之道和修炼人品的。他编写的《古代廉吏故事》,领头编译的《群书治要考译》都是治国的大典,可以流芳千古的。赵叔身材高大伟岸,人品高洁,为人大气磅礴,言语见底深远而幽默。站在赵叔身边,我常感到自惭形秽。
赵叔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震撼不已。他说,当年,他和习仲勋的弟弟,当时任陕西省省委组织部长的习仲恺一同下乡,到延安考察干部,准备选几个有才德的人调到省上来工作。他们一同看中了一个年轻人,论才干论文章都是一流的,他们就找那个人谈话,说准备调他到省上工作。那人自然欢喜。没想到,当天夜里,那人却买了两瓶酒和两条烟,分别送给习仲恺和赵叔。习仲恺和赵叔都一夜不眠。第二天,两人商量,这样的人品,是不适合到省上工作的。于是,那人就被否定了,烟酒也被退回去了。习仲恺和赵叔的人品几近圣人呀!
我这几年,常有闲暇,就被赵叔招到麾下,搞点与黄河有关的文化事业,而且能常常跟随在赵叔身后,为他扶臂拂尘,尽点孝心。在赵叔身边,我常常能听到许多高屋建瓴的妙论,关于人生,关于国家,关于未来。我常常想,赵叔如果不做官的话,必然会成为一位大儒,一个品德高尚的文化大家。
前年,我为二胡独奏曲《秦腔主题随想曲》填写了歌词,编配成大合唱。我和策划家张文立先生都激动不已,我们决定把这首歌第一个演唱给赵叔听。我们驱车来到赵叔家里,张文立指手画脚地演唱了一遍,我一直在留意赵叔的反映,当张文立唱到“中华脊梁,历尽苦难”的时候,我看见,赵叔痴痴地听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赵叔听完兴奋地说,“这首歌唱尽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应该在全省推广。”他说他要带我们去找省上的宣传部长。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宣传部一位姓刘的主管副部长接待我们,张文立又唱了一遍。刘副部长听完,手舞足蹈地说,"太震撼了,太感动了,但是我不懂。”我们顿时萎顿下来。这就是中国的两代官员的不同。赵叔敢担当,后一代官员只能耍嘴而已。
赵叔今年已经81岁了。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是他依然思维聪敏,胆识超伦。我们举办“关爱黄河书画摄影展”,赵叔讲话声若洪钟,涨人精神。我们去各地开会,他都谈古论今,精神奕奕。他吃饭每顿都超出别人一半还多。他总是那么的健硕,他怎么会有病呢?
我美丽的徐姨这几年也病倒了。每次我去看她,都见她一次比一次消瘦,一次比一次佝偻,也在迁延时日而已。
......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过年的,她说年是一种动物,凶猛异常。所以,每次年来了的时候,大家要放炮驱赶年。这就是过年放炮的由头。小时候,我无法想象,过年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怎么会被描绘成凶猛的野兽呢?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年确实是世界上最凶猛的,它能杀死一切生命。随着它一次次来临,所有的生命,都会在它的无声无息的催逼下走向死亡。包括我自己。
但愿赵叔、徐姨能再多经受几次年的催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