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史记——商君列传》，心中总有不平之气，“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而同在此篇中，太史公记录了商君变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之法，强其国而富其民，破刑不上大夫之惯例，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先河，实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之举，不论是在封建王朝，还是在当今社会，均乃大智大勇者方能为之。以太史公之大才，亦无法抹杀商君之功，只能鄙其为人，徒增笑耳。
　　 商鞅之功，源于变法；商鞅之死，亦因变法，故作法自毙，商君当为始作俑者。然商君虽死，商法未息，秦君杀其人而重其略，亡其族而用其法，终成统一霸业。
　　 何为法？法者，治国之重器！
　　 法之精髓，在于“信”，故商君变法之前，徙木立信，取信于民；变法之中，刑上大夫，立信于朝；乃至商君败亡之时，犹受法之约束，以商君之死捍卫商法之信。
　　 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商君死后2352年，公元2014年，在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终于再一次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此实乃我中华民族一大盛事！商鞅成功变法，十年强秦；今日中国走上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道，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无信不立，法无信则不公；不公之法必将半道崩颓，古有商君“徙木立信”，今日本届政府以极大决心和魄力，“反腐立信”，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惯例，上至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国蠹硕鼠之辈，下至地方基层的蝇营狗苟之徒，均惶惶不可终日。周五打虎，周一拍蝇，反腐工作遍及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不，不止是中国国境以内，连外逃赃官都绝不放过。中央立“信”决心之大，力度之强，跨度之广，持续之久，前所未闻，今日始见！商君若有灵识，必将为此击节叫好！雄鸡一唱天下白，玉宇澄清万里埃！
　　 法之生命，在于“公”，中国之法，乃全体中国公民共同遵守之准则，商君两次变法，涉及秦国政治、经济、军事，打破士族阶级特权，突破国民身份壁垒，上至贵族阶级，下至阡陌小民，均以商君之法为行事准则。今日，中央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决不允许法外开恩，决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人民群众得以走进法院，参与、旁听各类审理案件，薄案甚至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全程播放公审过程，“公平、公正、公开”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法之权威，在于“实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弱秦终成霸业，在于几代君主均将“商法”奉为金科玉律，一脉相承；今日我党正式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正是为了进一步确立宪法的法律地位，防止人亡而政息。法制建设就如同一艘庞大的战舰，它的运转需要复杂的操作和漫长的时间，但是一旦启动，就不会轻易停止，法律实施遍及诸多领域，上至国家总体战略决策，下至公民琐碎民事纠纷，事有大小之分，而执法却无贵贱之别，正确或是错误，合法抑或违法，自有国之公器予以裁决。长此以往，我国民做事，必问“此事合法吗？”，而非“此事我找谁？”！
　　 泱泱大华夏，煌煌数千年，王朝交替，制度更迭，“人治”抑或“法治”是历代执政者必做的选择题。我以为，我们今天的领导集团已经做出了选择，这也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商君变法，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足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今日依法治国之路，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商君逝去久矣，而商君之法犹存；商君逝去久矣，而商君之精神不朽；商君逝去久矣，而我辈仍在商君之路上执着前行。若商君有灵，当曰：千年后，吾道不孤，终成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