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来临，按气候，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从地理上说，太阳正在南回归线上，北半球昼最短夜最长，日照最少，严寒真正来临。
　　 清明扫墓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不管是南国还是塞北，每到清明时节，离家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总是要赶回老家给祖先扫墓祭祀，
　　 我的家乡称清明扫墓为“挂青”，这个词的词意实在表达的非常准确。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满目青山，郁郁葱葱，“青”是那个季节的主色调，人们选择这个时节给祖上扫一扫墓，挂一串草纸，挽一缕青棵，培几掀新土，植几株小树，炆两柱香，祭祀祖上，根之所在，理之所该。
　　 殊不知，我的家乡还有另一个习俗“挂冬”。所谓“挂冬”原意和“挂青”意思一致，也是祭祖扫墓的一个习俗。 “挂冬”主要程序是将墓葬周边的芜杂草木砍去，墓土上的杂草铲除，培上新土，称之为“盖被子”，然后烧纸炆香放爆竹，是按照人间习惯再一次缅怀逝去的祖先。情理上，寒冬来临，人间已经盖上厚被子，用上取暖器，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远在天堂的祖先是否安好？寒冬季节被褥是否暖和？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墓葬一年来在山岗上风吹雨打，水土流失，冬季干旱，将墓葬整理修复也是最好季节。
　　 清明有假一天，冬至却因为是小区域习俗不能放假。
　　 如果正赶上休息日，我是雷打不动要回家乡给父母双亲“挂冬”，如果不赶巧，只好择日而行。好在习俗规定“挂冬挂到年”，意思是说“挂冬”可以一直挂到过年前，并不妨碍培土盖被思念父母的一腔情怀。
　　 我的父母双亲是彻彻底底的农民，按父母的说法是“祖宗八代”都是没有出过大山的农民。父母大字不识一个，旧时从小的娃娃亲，确切地说母亲是童养媳，但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养育了五个子女。五个子女长大成人后，他们来不及享受清福，便撒手人寰，静静地睡在山岗。
　　 父亲一生苦难磨砺，一生坚韧坚强。从记事起，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念叨里，父亲的形象在我心里渐渐的就成了一座伟岸的丰碑。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很帅气，也很活跃。据说武术功力很高，三五个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棍术飞舞起来到了水都泼不进的地步。那时农村传统文化活跃，父亲是舞狮的掌头人，狮头重有70－80斤，狮头舞动起来，没有一定的体力和功力，是难以完成的。父亲舞狮应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50年代参加全县农村文化汇演获奖，得到了县长的亲自接见，后来又说县采茶剧团在一次选调武生时，父亲是人选之一，可是被爷爷拒绝了。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残疾，没有亲眼看过他的武功，也没有看过他舞狮，只见过挂在墙上笨重的狮头。那些传奇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也许在母亲眼里原本就是如此，我也没有必要去寻根究底。但父亲身体素质极好，从他受伤自救及他去世前的坚强，我由衷叹服他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坚强的毅力。
　　 父亲是在一次狩猎中受伤致残的。60年代那时森林茂密，野生动物很多，狩猎是那个时代增加肉食的有效途径。父亲是狩猎高手，獐子，野猪是主要猎物。可是在一次深山狩猎时，枪管爆裂了，把整个左手皮和肉全部掀开掀掉，血流如注。父亲说，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求生，一路狂奔，尽量往有人迹的地方跑，希望被人发现。父亲狂奔近10里路后，终因流血过多体力不支，倒在一条小路旁。
　　 小路是求生的唯一希望，大约一天后，父亲终于被人发现了。那人摸摸父亲还有气息，就把父亲背出大山。简单救治后，不得已只有送往县医院。从小山村中转到县医院，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又是近一天过去，到县医院后，受伤的左手已经坏死，只有截肢了。医生说，没有极棒的身体素质，早就没命了。
　　 我出生以后，父亲只有一只右手。伟大的父亲用一只手，撑起了这个家，养育了我们五兄妹。父亲一只手可以犁田，耙田，可以劈柴，农活基本不受影响。亲眼见过，一箩筐晒干吹净的谷子，至少有80斤，父亲一只手轻松提上二楼。
　　 父亲是文盲，可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突然考了我一个字发音“zuo”，我说是“作”吗，父亲摇摇头，说是“做”。这就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人生教诲。到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明白这两字的区别了。“作”不是“做作”吗，用现在的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而“做”，就是做人，做事，人是做出来的，事情也是做出来的，做事累不死人，人只会被气死。
　　 父亲对我要求很高，期望也很高。在部队的时候，每次回家，父亲问的一定是“入党了吗？”
　　 “什么时候开车来见我？”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全部的心思。年轻时我感到莫名的压力，也是奋斗不息的动力。当我把在部队入党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第一次和我对樽而醉。当我开车来见他时，他却静静地躺在山岗上。每次扫墓，我都齐齐地跪在墓前，轻轻地呼喊父亲“爸，我开车来见您来了”，虽然我泪眼婆娑，但我分明看见父亲颔首微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慈母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伟大的，想起母亲我就止不住泪水涟涟。母亲是童养媳，说是八岁就要给全家洗衣做饭，她用一生的操劳，一生无怨无悔地付出，维持了这个家，撑起了这个家。
　　 母亲非常娇小，不足150厘米的个头，90斤体重，赢弱廋小，一阵风都可以把她刮倒。父亲残疾的头几年，还不能正常干农活，母亲偿尽了人间苦难，硬是用娇小的身躯养活了这个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听哥哥姐姐们说，母亲在生产队里干大男人一样的农活，担不动一担谷子，就分两次担，要比别人多跑一次，却挣男人一半的工分。有一次母亲在铲田埂时，晕倒在田里，大哥大姐把母亲抬回家时，才发现母亲膝盖处长了一个巨大的脓疮，母亲苏醒后，母亲、大哥、大姐三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由于超强的体力劳动，母亲原本娇小的身躯又驼了三分，显得十分的矮小。但是在我们子女看来，那是我们坚强的依靠，那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一个谁也不能比拟的伟岸的，丰满的母亲形象。
　　 母亲大约是很溺爱我的，从记事起，母亲就喜欢带我到墟镇去。老家的门口有一条小溪，过小溪有一座木板栈桥，没有固定的踏板踩上去叮咚作响，如果踩到边上踩偏了，还会掉到小溪里去。所以每次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过河时，总是要说“过河哟，踏板哟，掉到河里不管哟”，我总是紧紧地抱住母亲的大腿，亦步亦趋，小小心心过了河去，如一只小鸡躲在母亲的翅羽下，惊奇地探望外界的一切。
　　 老家到乡里墟镇有5－6华里，因为第一走出大山，第一次到大地方“见世面”，我兴奋异常，一路小跑，可是毕竟年幼，没多久就累得走不动了。在想要母亲背一段时，母亲说如果要背，下次就不带你来了。为了下次还能出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一路跟着母亲走完了全程。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墟镇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供销社了，供销社柜台里虽然不如现时商品品种繁多，但在我看来，那已经算得上是琳琅满目了。站在糖果柜台前，我踟蹰难行，母亲看出了我的馋相，花了一毛钱买了十粒糖果，这是我人生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巨大财富。如此巨额财富，我不舍得一次狼吞虎咽，珍惜的如金子，一粒糖果剥开，用嘴舔舔，然后又用纸包起来，想吃的时候再舔一舔，就这样十颗糖果我居然吃了好几个月，同时也孩提伴里一种无限炫耀的资本。那十颗糖粒虽然少，但在我看来永远是那么的甜密，那么地幸福，一生都难以忘怀。
　　 买了糖，解了馋，母亲就问：“以后还想吃吗？”我点点头。母亲又说：“那就好好读书，读好了书就有糖吃，还可以站在柜台里去卖糖。”多么诱人的目标，多么宏伟的计划，母亲的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这些年来，我走过很多地方，走出了小山，走进了大学，在外漂泊一生，当过兵，到县里，到市里，每一步或许喜悦，或许坎坷，但有糖吃，到柜台里去卖糖，这简单而朴素的“理想”永远是铭刻在童年心里，是时刻激励我人生奋斗的动力。
　　 人生漂泊，我四海为家。当我转业安定下来时，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晚上，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单位，母亲中风瘫痪了。这个消息如一声闷雷我一时不知所措，那时还没有小车，只能叫街头三轮车高价前往。三轮车说太远，车子安全有问题，我顾不了这么多，只好再次加价，冒着寒冷，冒着坎坷泥泞的乡间小路，一路颠簸几十公里几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家。下了三轮车，我就冲一样的往家跑，还没到小桥头，我就高喊：“妈，我回来了。”跑到母亲的床前，我疯了一样地扑向母亲，母亲虽然中风瘫痪了，口语含糊不清，却依然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温暖的手摸着我的头。那一刻，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哭得如孩儿一般。
　　 对于母亲，我悔，悔在我明明知道母亲有高血压，没有守在母亲身边叮嘱她按时吃降压药；我愧，愧在我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及时将母亲送到医院救治；我恨，恨自己无能，自己小家还在没有安定，没有房子也没能力将母亲养在身边；我怨，怨黑白无常太无情，母亲苦难一生，还来不及享受子女的幸福，就早早瘫痪在床，两年后撒手人寰。
　　 每年的清明、冬至两季，来到父母墓前，我总是齐刷刷地跪在墓前，泪水如断线的珠儿，滴湿了衣裳，滴湿了黄土。“子欲养亲不待”是如何的痛彻心扉，每到离开，我总是三步一徘徊，五步一回头，回望伫立在山岗上两座墓碑，泪流满面。
　　 今年的冬至刚好是星期一，远离老家的我，虽然时时挂念冬至培土“盖被”，但终因路途遥远，年底工作忙，只好改期。但我的心永远牵在那里，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那里有我的父母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