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位上总有那么一些“好人”，只要提起他们的名字，无论谁都会说，那是个好人。这种人往往为他人失掉许多利益。比如升工资时，他们会说把我这一级工资让给家庭困难的人吧。那时候物质供应很差，单位生活车外出拉回一车菜或水果什么的，在排队争领的人群中，很少看到他们；他们在工作中很少挑三拣四，领导分给什么就去做什么，遇到困难撑着；别人不干的，领导往往加在他们肩上，也不嫌多，一付担是挑，两付担也是挑。正好相反，那些见利不让，在工作中粘轻怕重的人大家一定会说，那人“不行”，严重一点说那是小人。
　　 只要工作中挑重担，见利不占就可以两全其美，当个“好人”或“高尚的人”，奇怪的是这么一些“好人”或“高尚”的人们，往往在工作没人干时领导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而在评工资、评职称时，如每人有份的时候，他们自然有份，如果按比例分配数目，他们一则不争二则领导也想不起他们。想不起别人，人家或破门而入问个究竟讨个说法，他们永远不会问究竟讨说法，息事宁人的办法即是放弃他们，照顾争名夺利的一伙。赶到退休，这些好人工资低还往往没有职称，按条件他们没有问题，早该上去。
　　 平时，谁都会说不要见利就上，失去人格，谁遇上谁尴尬，难得两全。社会的发展，物质渐渐充足，人们的生活都应提高，在整体提高的情况下，也使每一个人都得到生活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为广大民众都要健全人格，把利益尽量让给别人，作为领导应注意分配合理，不要鞭打快牛不上夜草。应该减少或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矛盾，不要人为造成差异。提倡整个民族健全的人格，把方便和利益让给别人，把困难和吃亏留给自己。如古人说的那样“清心寡欲”，用共产党的话就是：大公无私，不损人利己。在不贪的一个方面，就已有高尚的人格。
　　 当然贪的范畴不光限于物质方面，还有名誉一面，名和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性。一个人成了名，利也不求自到，也是一个人的价值实现的标志。国家奖励了大科学家吴文俊、袁隆平大量的金钱，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又得到了丰厚的奖金，名利双收，但不是他们有意索取而是推荐到了那种光荣的位置，那样的名和利是任何人也不说是不好或不高尚的。在为科学工作献身一生的他们，没有想过科研成功能得到丰厚的利益，而是想着科学研究的成功和发展关乎整个民族的发展和生计。往往不求利，只求贡献的人有了名也有了利，这样的知名度高的人我们希望益多益善。物质决定人生活，但追求应有正当手端。为了事业或斗争的原因，可以失去利益甚至生命。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名与全民族息息相关。周总理为国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全部心血贡献在全中国民族的幸福之上。无论在任何时代我们希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辈更应淡泊名利。
　　 有些人重名重利，不择手端攫取，结果弄个鸡飞蛋打。等到职位高升，名声赫赫之时，便伸出捞钱之后，钱到手之后便沉溺于酒色之中，大半生的努力往往毁于一旦，将他们原来的人格分裂扭曲，根源都是利益为害。全民的利益驱动人们去做好事，严重的个人利益驱动人去干坏事恶事、表现在一般民众方面，有更甚者表现在领导方面，最后驱使行为者赔上前途以至生命。
　　 有人说：“道德品质的高尚和卑下，首要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为极端个人主义。名利之于这类人，作用不外是助纣为虐，结果只能是欲益反损。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忘我奋斗，名利不争，然美名、利益之类则常常不胫而走，不期而至。”
　　 社会评价之后所得的名利是合理的，大家所赞扬和卫护，可发扬光大，引导那样徘徊的人在正确的名利道路上前进。不应该是开始的主旨，而是最终的必然结果，相反，则往往两空为宿，求荣取辱有苦难言。
　　 只有立志为公，设身为人，淡泊名利，奋斗为准则，才有光明的前途，会越走越坚越走越美好。
　　 淡泊名利和艰苦奋斗勇往直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可以使进取者用很大的精力做出超越名利的崇高境界，做出利泽千秋的事业，例如袁隆平的稻子的研究成功，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不是功在当代，利泽千秋嘛！
　　 作为平常人的我们，也要具备这种内涵，记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古训，对自己对晚辈的熏陶都有好处。如果是领导干部，我认为首先应明白如何对待名与利，不能为天下的资财为己有，不图虚名，不近功利，取之有道的光明磊落的态度永远成为提醒自己的座右铭，淡泊态度与进取精神统一起来，才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