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标准的人，即是为家尽孝为国尽忠。在家不孝的人，难以尽忠。因为孝道和忠是衡量人的行为准则。
　　 文革之中，批判孔子的孝，把孝说成是四旧之最，这是大错特错的观点。孝道虽从古有之，但不会是有人说的那样，是特别为了奴役妇女而想出来的花招。古时候的人说孝顺父母不怕天，父母在不远游，子女、特别是儿媳妇每日三省公婆，早省要在满天星星的黎明前，晚省得在公婆要入睡的时候。记得母亲对我说，晚上没省过公婆的她们，因为一整天的劳动，早疲累不堪了，还不敢有片刻的休息和大意，站在公婆门外在门帘缝隙里窥视他们说着闲话，抽着烟，不时张嘴打呵欠时，便估计快入睡了，但还不敢进去，要等他们有入睡的行动时，才把尿盆儿提进去，帮着扫炕铺床，伺候到睡定，才给息灭灯，退了出去。父母的婚姻都是双方老人订的娃娃亲。母亲说，幸亏你爹是个知识分子，要遇个愚玩之人，也得过一生。母亲的话含有很大成分的侥幸之意，但，殊不知多少娃娃亲因感情不合而悲惨一生呢！所以说孝道是古代社会历史产物，但不是传统的都正确合理、天经地义的。该灵活使用的传统道德也要灵活应用。
　　 在古代，人们在个体农业的梏桎中，必须安居，才能和国家政权相互谐调，才能从事大规模跨地区的工程建设、文化建设、防止内战、抵御外患，战胜灾害，才能维护太平世道。
　　 古代中国只有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条件，也是唯一选择，生产组织即是一家一户的农夫小单位形成的。国家机构离不开一家一户农夫的纳税进贡，国家自然要想办法使这些个小农家组织定居乐业。如若达不到上下协调，内外稳定，则天下大乱，国便有丧失的危险。为了巩固基层秩序，增加人们远近上下的团聚力，只有利用“孝道”的至高原则。一个家庭的兴败是国家兴败的缩影。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细胞是家庭，古时候更为重视家庭这种构成国家的基本细胞。家破国破，不利用“孝”道去聚结为国再忠也是空谈。所以千百年的“孝”道真正大过了忠的作用。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渐渐把“忠”和“孝”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古时候，一个人出生以来，不“孝”则天诛地灭，不忠还没那么严重。有些朝庭的官员，为了父母，在晚年可乞骨骸回家，不算大逆不道。如果抛弃父母去外求官，可是万人唾骂的事情。
　　 “孝道”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今天，我们不会取掉这种千年的传统道德，更要重温，要将古老的“孝”“忠”根据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的今天，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思想体系。这种高度抽象概括意义的孝，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对治理社会混乱和民族的兴衰，有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