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坤老师虽然去世十多年了，但我总时常怀念他。因为他是我众多教师中令我佩服、令我同情的一位好老师。
　　 孙老师是我上小学三至六年级时的体育、音乐老师。他是少数民族，中等个子，身材偏瘦，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明、祥和的印象。他的体育课教得很好，什么体操、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高、跳远、踢毽子等等无所不会，尤其是音乐课教得更好。
　　 他是全校六个年级惟一的一位体、音老师，所以，全校的体育、音乐课全都是他教的。他不仅精通乐理知识，各类乐器，而且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三四年级时，那时因为我小，对他的印象仅仅是体、音老师而已。到我上五年级时，我喜爱上了音乐，所以很喜欢他，崇敬他。因为我是班长，与他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想学乐器，他便教我。记得他第一次教我的乐器是笛子，在他的指导下，很快学会了吹《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后来我想学口琴，他便课余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将1吹、2吸、3吸、4吹等七个音符写在墙上，拿出他心爱的口琴教我。此后他又教我学会了弹琴、拉二胡、板胡、箫等管弦乐器。并跟他学会了识谱、谱曲等乐理知识。也在他的教授和感染下，更喜欢上了多项体育活动，为我锻炼身体和丰富业余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文革”期间，因为他是“右派”，而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我才知道他解放前上过洛阳师范，参加过国民党的军训。1957年被打成中右分子，但保留了公职，把他从县城一所学校调到离家20多公里的山区、也是我的母校——龙驹学校任教。由于是“右派分子”，所以他只有默默无闻，忍辱负重，一心做好教学工作。他工龄虽长，但工资却很低。因工资低，他生活很俭朴，很少看到他穿新衣服，经常是一套黑色制服。为了减少家庭开支，他有时一个星期天上山打柴，下一个星期天扛着几十斤的柴，翻三座山，走20多公里的路，回到县城家里。连夜还要赶回学校，不影响周一学生做早操。有时我们几个同学也与他一起上山打柴，为他作伴。对他的遭遇，只有同情、无奈，无任何帮助。
　　 上世纪70年代末，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工资提升了，快到了退休的年龄时，才被调回县城学校，与家人团聚。后来我一直上学，也不理会与他联系，有的只是思念。参加工作后在县城只见过他两次，才知道他已退休，在一家卫生单位帮忙，全家过得很好。他说他在报上、电台上看过、听到过我的文章，对我会写文章很是赞赏，多加鼓励。此后，由于我长外出，再没见到他。几年后我向同学打听他时，才知道老师已仙逝多年了。我听后，甚感悲痛，但更多的是悔恨。悔恨自己没有去看过他，关心过他，感谢过他。
　　 孙老师去世了，使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也是我的一大损失。但他留给了我做人的真谛，教会了我各类乐器和音乐知识。虽然每样都不精通，但却增添了我不少知识、兴趣和爱好，对我的学习、工作、身体带来了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