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之忆
　　 那是一段生命历程中所走过的无边沼泽，曾经有两个年轻人携手走过，我和我的妻子。在我们共同穿越时，上帝为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把她陷入了深深的泥潭，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没有把她拉出泥地，在经过一番无力的挣扎后，她消失了，消失在沼泽的深处，我木然地在原地徘徊许久许久，之后默默地远离。再回首，霜鬓华发，沉吟无语。残存的记忆中留下的，是沼泽深处那遗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那干涸的泪腺，在倾洒中印下了往昔的桩桩回忆。她走了，我留下了，留在这没有温暖的世界里，那寂寞的灵魂在孤独的世界里，虽然伴随着日出日落，依旧还没有找到春天的踪迹。
　　 初秋的日子里不乏回忆的影子，一九九二年的初秋之时，正是我心中最难度过的日子。先妻燕子正在第一次手术后于家中疗养，但是手术时医生已经感到她的情况不好，实际上就从此时起，病魔开始把魔爪伸向了她，并且逐步地摧残了她的健康，最后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
　　 自此后，我的家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和打击。这意外的厄运到来，把我之后经历的时光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我逝去的青春和所有的伤感，都好像如坠迷雾，深深地沉入了痛楚的海洋。因为故事开始于初秋，所以每逢此时，好像脑神经早已做好了复制的伤情软件，就开始在时间基本吻合的基础上为我复制痛楚的回忆，把无限制的伤感和杂乱的情绪统统的向我倾泻。使我本来已经变得麻木的灵魂，在经受冷风袭击的同时再度苏醒，往事从记忆的河流中不停地闪现、泛滥，直至决堤。尤其是严冬时节，伴着冰霜的冷凝，使我孤独的灵魂再也回不到现实，更找不到渴望归宿的梦境……
　　 生活，在命运之神主宰和创造的过程中，难道没有设计一架不太精准的天平吗？如果有，那为什么不给我找到平衡的准星！我知道：这抱怨，这牢骚，都是内心的发泄，不可能感动在天的神灵；本来唯物论者不相信神灵。年轻时我读过一些唯物的哲学书籍，可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在黑格尔与上帝论的两者中间地带无法选择，不定的游移。这解不开的谜团，把我的生活引入困境。那洒满无碘盐的伤口，已经不起秋风的摩挲，从儿子的诞生开始直至妻子病逝，那曾经的一幕一幕，尤其是九二年秋天的记忆，便又回到了现实。
　　 上世纪农历八八年腊月二十，县医院。儿子诞生，那天医院的产科共接生七例产妇。白天接生六例：一例死女婴，五例健康女孩；傍晚开始停电，我买来几支蜡烛点燃，又买来手电进行照明，医生为我妻子接生。孩子难产，医院征求家属意见，想使用吸胎器引产，后果就是很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出危险。岳母在身边说：不管孩子，先管大人。母亲着急的看着我，要我拿主意。我不同意。要求医生改用其他的手法接生。
　　 一位医生急忙把产科主任叫来。那位满脸堆笑，神态从容的中年女医生看了看情况，叫护士拿过消毒的手术工具，她在旁边进行侧切指导。接生医生要过产剪，进行侧切。我和另外一名医生在较远的旁边照着手电。不知是切点不准还是切得较深，当时伤着了一根很细的小动脉管，喷血像很细的注射针头挤出的水线，渍得很远，我心惊肉跳，不知凶吉。在两把手电光束中，主任医生要过止血钳，很快地夹住了喷血的细血管，然后捏住，血止，又把那条细血管折了一下，用止血钳夹着送回肉里。孩子很快的降生，不哭不啼。医生说是脐带绕颈，十字披红，是个带把的男孩；剪断脐带，医生倒提孩子的双脚，拍打孩子的后心，哇的一声，孩子哭叫出来。医生用带着橡皮套的手指，缠了纱布把孩子嘴里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像扔一只小猫似的把孩子扔到旁边的一个单人床上。当时我紧张得浑身通汗，额头上的汗水不住的向下流。医生叫我先靠在墙上站稳，避免紧张休克摔倒。母亲赶紧拿来包裹孩子的小棉被，去包裹那哭叫的孩子。岳母来到产妇的身旁。我傻愣愣地看着房间里的一切，高兴地心花怒放……就这样，我的儿子诞生了。
　　 从这个孩子来到世上后，我的罪孽就宣告开始了。我看到脑袋顶像个牛角尖的儿子，又看看那两条小短腿和长身子，自己就表示不满，怕是怪物。母亲在旁边说我不懂事，刚生的小孩子有这样的，过几天就好了。岳母对我连喊带叫，怎么我都不对。她用别人家的饭碗和小勺子盛东西喂妻子，我说拿我们自己的用，最后招致一顿吼吃。以她的观点，不脏不静，吃了没病。她女儿为我家添儿子了，有功了，她说怎么就怎么，我一家人就该低三下四的、比孙子还孙子了。我母亲也叫我听岳母的，好好伺候坐月子的。
　　 在妻子坐月子的日子里，我像哈巴狗一样围着妻子转，包鸡蛋，端小米饭，弄红糖姜汤水，把头钻进被窝用电灯泡为妻子烤缝合的部位，怕潮湿引起细菌感染。我按照医生的说法，每顿不要给超过六个以上的煮鸡蛋。母亲每次要我煮鸡蛋不要少于八个，妻子吃不了那么多，叫我吃我又觉得没必要浪费，妻子让我母亲吃，我母亲推脱。妻子就叫我每顿少煮些，岳母不在的时候，我就煮六个，她开始能吃下，吃不了就给我。就为这，被娘家妹子发现，说我家不叫吃，她妹妹一次就煮了十个，妻子吃不下，经不住妹妹的劝，全让她吃下了，结果当天发烧不出汗了，不吃不喝没奶水，妻子流泪哭泣。叫来岳母，岳母说我家拿着不当人，不给吃饱，闺女是饿的才吃多了，要找我母亲说长短。我母亲要去村里找医生，岳母拿起筷子在妻子嘴里搅了一阵，妻子哇哇的吐了一地，就这样才开始出汗了。医生来了，拿了些助消化的口服药，我虚惊一场。接着又被两个母亲轮番进行教育，反正里里外外都是我的错。当爸爸的滋味酸甜苦辣，没法说。
　　 整个一个月子，也赶上过年假期，又不能外出。我被弄得实在没法。母亲和我小心地照顾妻子，妻子只要见到家里人就爱掉泪，我家就招来一顿数落。我气不过，母亲偷偷地劝我，别上火，满月就好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是，满月后，我的妻子开始说腿疼。岳母说：不是从医院往回接冻着了，就是被我气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慢慢的就没再说腿疼，产假过后不久就上班了。
　　 两年后因为疏忽，她怀孕了，那时已经和母亲分家，我母亲不想让打胎，愿意多留下个孙男娣女。为了不丢失两个人的民师工作，妻子叫我带她去医院流产，但是她心里很胆小，说是怕疼。我还说她是胆小鬼，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她从人流室走出之后，医生告诉我：是个小子，成型了。我心里觉得对不起那个小生命，他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心里觉得很憋屈。这次打胎后，我要上班，她叫人替班，我不能在家照顾她。开始母亲照顾她，后来她就带着儿子回家了。没住几天，我把她接回来。因为她不愿意离开我们自己的小家，已经不愿意回娘家了。
　　 年轻时的夫妻，即便是磕磕绊绊，总也是恩恩爱爱，希望形影不离。在没有别人的挑唆中，两个人上班做饭，休憩共枕。虽然彼此不能很好地沟通，随时间的延长，变得越来越能互相适应了。我手把手教她烧火做饭，逐渐的把这些任务推向了她自己；虽然她有时气急败坏的乱骂乱打，只要我开始发怒，她还是有点恐惧。因为她再去娘家不回来，已经不用母亲托人请她了。受过我冷遇后，她开始不听娘家人的撺掇了，也开始对我产生些我能接受的温情，毕竟是年轻的夫妻，她开始把心情转移到我的小家庭里来了，还是母亲明白，分家后就有这样的优点。不过，经年过节我们两个人吵吵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两个人就为我们蒸好馒头，弄好鱼肉，忙活一两天，我俩就在赌气中变得气顺了。我后来怕父母辛苦，过年心情不舒坦，也开始自己学者收拾所有的家务，有时她从娘家带回些吃的，凑凑活活，平平静静的开始过日子。结婚四年后就互相离不开了，下班回家，只要是她还没有回来，我心里总是空空落落的，好像缺少点什么。她下班从我母亲那把儿子领回来了，我先亲亲儿子，再抱抱她；她打我两下，我再把她放开。接着两个人便开始做饭喂猪，吃饭看电视。饭后经常不刷锅碗，两个人还要送孩子上班。后来我习惯了，再不责怪她，家里很少来客人，没人笑话。一切随缘，生活开始变得温暖。偶尔岳母来看看，说我家像猪窝，训斥我一顿，我开始紧张地收拾，后来就皮了，自己不做声，她说我有老主意，便自己下手在我家当一次临时保姆，之后气得就不爱来了。我和妻子儿子生活在三人世界里，一切平安无事。偶尔我出去看看赌场，不敢下注，回家后被她知道，乱骂一气，我不言语，自知理亏；最后在我一句：还有完没完？的恼怒后，就平息下来。她是不主张赌钱的。
　　 不知道究竟是侧切埋下的祸根，还是打胎留下的问题，拟或她爱吃炖鱼后放几天的带腥味的白菜帮，舍不得扔掉，还是我们俩过生活时心情不一样爱讥嘲……在九二年春天她告诉我，她的大腿外侧有东西，就是原来经常疼的地方，我用手一摸，就是。有块乒乓球大小、非常薄的能动一些的硬东西，就在皮肉的里面。就是这比枣大不多的薄硬块，原来是巴在骨膜上的一个魔鬼毒蜘蛛，它不经意的来到妻子的身上，慢慢的把她带到了远离人间的天堂。
　　 在本县和临市的两家医院检查中，医生都大意了这是个隐藏的吃人的恶魔。都认为可能是一块囊肿，因为手感外表光滑，并且能移动，殊不知，那移动范围不大的东西，在靠近股骨外的中心部位，还留着一个巴在骨头表层的“根”。
　　 托亲戚关系，九二深秋，县中医院的院长，外科一把刀贾大夫为她做的手术，手术前按右腿股骨外侧囊肿、下的治疗方案，确定用手术的方法去切除。最初的手术时间定为半小时左右，可是手术在一个小时候依然没有完成。我着急的在手术室外边转来转去，后来拿了把椅子登上去，想从窗户的上亮玻璃格中看看里面的情况，玻璃格上面贴着报纸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一会儿麻醉师兼助手王大夫打开门，从里面走出来；接着贾大夫也从里面走出来，叫我们将燕子背到病房去，手术结束了。贾大夫把我叫到诊室，告诉我手术的结果出了点麻烦，说被切除的肿物有根，长在骨膜上并且边缘不清，让我拿着切除的肿物到安国医院的病理科去做病理，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带上切除的一块像肌肉样的枣状大小的硬块，登车去了安国市医院的病理科，记得当时化验师是姓张的女大夫，用镊子夹出装在瓶子里的受检物，用肉眼看后说是块肌肉。几经做切片，最后由保定市省附属医院病理科诊断为“横纹肌肉瘤——腺记型”。张医生说是恶性肿瘤，我当时只知道是不好的事情，又接着问到底是什么病，医生说就是癌症，我立时傻眼了。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的头脑发懵了，自己也不知将来会怎样，只想到自己的家就要完蛋了，妻子要花钱看病最后只能病死，孩子还小，将来会怎样呢？我的泪水不断地流着，直到下车时被售票员叫住要买票的钱，这才醒回过神来。我找到贾大夫，让他看了手中的病理报告，他说“麻烦了”。他叫我将病理切片和报告送到北京五棵松301医院去分析一下，或者到北京积水潭骨科医院再诊断一下。看是不是情况属实。属实人就没救了，最好的情况是诊断错误。叫我不先要瞎着急，还不能让妻子知道。（实际上，在她临死前几天，我很想告诉她真实的病情，又怕她一下子昏过去，到后来已经没机会了再说给她实情了，对她自己的病情，她一直蒙在鼓里。现在想想，既然她没想道自己是绝症，还是我没说的好，要不然真实的病情会把她吓坏的，不知会出现什么难以想象的结局。）
　　 之后，我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去北京医院看病的情况，先到大队部去找发回不久的身份证，看有没有自己的，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有人说在临村的大队部里，有一些外村的身份证。我托人打开那里大队部的抽屉，从几十张没有发下去的身份证中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我的，最后我在县公安局办了张临时身份证，通过关系，被人领着，匆匆忙忙的带了燕子去北京做检查。
　　 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附属医院——人民医院门诊楼。接诊地点是在国庆节前夕上午的骨科诊室，由当时医院的中心手术室的护士长邓香芹直接带领进去的。看着门外等候叫号的病患者，一个个在家人的陪同下等待着护士的叫诊，有的静静地，也有的急不可耐的，但是大多都很安静。里面的诊室是专家坐诊，并有进修医生做助手进行接诊。我领燕子进去看病时，接诊的是一位刚回国的知名博士后专家，三十多岁，英俊潇洒、高个子的男人，话语带着浑厚的男中音。他向我们询问了燕子的病史，接着看了看患病的部位，又用手摸了摸燕子的颈淋巴部位，之后用医用手锤轻轻地敲打了患者的腿部几下，就接着填写病历本。再后来让病人走出病房，问我们家人知不知道患者得的是什么病。我说：“知道，是癌症。”他叫我们有心理准备，如果病人的恶性肿瘤转移得不明显，考虑右髋关节以下完全摘除，进行截肢。我当时感觉有点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可还是对医生的观点持怀疑的想法。医生提出先化验一下血，做个胸透拍片，下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