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梅口述，王万兵整理创作
　　 陪文育艺露春枝，万炮齐轰头颈低。
　　 汪汪犬声胆欲碎，汹汹勒令义段离。
　　 生吞牛肉呛喉结，纸做棺材葬士师。
　　 摘帽宽容乃戏事，斗争生级未穷期。
　　 ——题记
　　 我在1934年出生于广东五华梅林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就喜欢用墨涂鸦，爱幻想。每当我帮母亲煮饭而坐在灶前烧火时，抬头就可以看见上屋旧墙上的那条很长而且弯弯曲曲的裂缝。这裂缝的形象，有时似狗，有时又如龙……在似与不似之间，蕴含着什么奥妙，使人浮想联翩。
　　 这平凡而又说不清楚道理的变形，经常浮现在我脑际，伴随随着我读到中学，在美术老师的启蒙下，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界现象的千姿百态和对绘画的特殊兴趣，产生了对艺术创作的冲动。当时山区文化和经济都非常落后，没有书店，更没有图书馆。为了买图画书，我利用星期六专程八十里到安流镇书店买了一本《铅笔静物画》小册子，如获至宝。以后又从别处借来了丰子恺的漫画《战时相》等第三本画册，反复临摹。其寥寥数笔就把人物画得栩栩如生的画风，对我的后来追求艺术的精炼影响很大。从那时起我就树起了理想的风帆，渴望读完高中就报考美术学院，梦想成为一位出色画家。
　　 厄运降临——组漫画成右派
　　 由于土改之初我们家庭被划为富农（土改复查为中农）。父亲在解放前当过民选副保长，被定为反革命，送内蒙古劳改。我无法读完高中，缀学后即被母校优先聘为图画和音乐教员。当时有位同事魏先生送给我一支扁头油画笔，说是他叔父读上海美专用过的，并介绍一些油画知识。后来我就用这支笔，第一次用自制油画颜料画我的叔公和伯父写生像。1975年开始在《五华农民报》发表《如果小树会说话》等作品。1976年提升为中学图画，音乐教师。
　　 1957年，《五华农民报》登载了某氏的一篇旨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小品文《灶王爷》，列举了“灶王爷”的丑恶特征，小标题是：一动不动，二目不灵。三朝元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巧不通，八面玲珑。九霄云外，十分逍遥。当时觉得破除迷信有意义，我就根据这十个小标题画成漫画《十丑十恶图》，因此我被打为“右派”，大张旗鼓批斗，稍作申辩，就罪加一等，成为恶名昭著最年轻的右派分子。而该文的作者却安然无恙。事隔二十多年后才知道真相：该画稿投《工人日报》，未登采退稿。某主任无视“保障人民通讯自由”的国法，擅自拆我信件，便将此油画上交县反右办公室。他当上反右积极分子，而我却成为阶下囚。在流不尽的眼泪和数不清的屈辱中思考着三个字：文字狱。
　　 特殊劳教——画功救
　　 1958年初夏，全县被划的大部分右派都被勒令到华城劳动改造。我们住在钟家祠，白天整队点名，由两个挎驳壳枪的管教员“陪同”这浩浩汤汤的号称“牛鬼蛇神”的文弱书生开BU河子口开山造田，烈日嗮脱几层皮，风雨冲洗尽斯文雅气，叫脱胎换骨。晚上听训示或写“交心”材料，消磨我的个性与灵性，打上负罪的烙印，叫做争取重新做新人。此时才知道“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被圈定了的右派，即使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也是右派。这“客观”两字的奥妙不是凡夫俗子可以理解。所以“阳谋”家足可以其乐无穷，任意处置。
　　 过了一段时间，把开山造的田，划出一部分作为菜地，我被任命为种菜组长。同时遵命把开山造田的规模实绩画成鸟瞰图上报，以彰改造之业绩。半年以后，调我任绘画组长，组织几个会书画的右派在政法委部门监督下专门画有关政法方面的宣传画。当时只有文字资料，没有任何美术方面的书籍参考，完全靠想象及写生来完成任务。我在大量的绘画创作中，最重要的是油画《治保模范》（组画），由参加省政法展后，据说选送北京参加全国展。领导们对我的创作思想，绘画能力和工作表现估计是好印象，于是1959年11月20日，开会郑重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
　　 大跃进饥荒——饥饿线上的考验
　　 为了进一步考验，我被特殊留用，继续搞绘画工作。那时我和难友温育光被安排在附件农村治保干部家，由刘大娘关照我们一日三餐的伙食。当时正是中国社会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旗帜后，全国陷入经济困难处处闹饥荒的时期，我们的粮食标准，每天六两米，由刘大娘掌握，三餐平均吃，没有其它副食品。也许刘大娘又考验我们，每餐都是一个钵子较大，一个钵子较小，两钵稀粥和一小碗无油煮的番薯叶。我和育光都极为自觉，每餐都主动把较大钵的粥让给对方。但大多数是育光让给我，他说我体质差。他往往不吃菜，把白粥喝得津津有味，从不发怨言。他说比起那些在水电站干重活的右派们，尤其是比那些手肿脚肿还要劳动的右派们要好多了。我说照这样类推，我们简直就是养尊处优了。其实我们有何尝不是饿得面黄肌瘦呢？有一晚夜战吃了青菜代餐，患急性胃炎上吐下泻，痛得昏过去。不知道怎么躺在县医院床上，迷迷糊糊听医生说：“怎么营养情况这么差”？原来是育光和小孔把我弄到医院救回来的。
　　 有件小事，至今脑子留有问号。那时每月生活费12元，扣除9元伙食费，仍有3元零用钱。我每月坚持在银行里存2元。一年下来，数目可观。这是一位老难友告诫的：“任何时候留有救命钱”。有一次我到银行支取2元急用，回来打开存折见夹着4元，我立即跑回银行对工作人员说：“同志，我支取2元，而你给了4元，多出2元，现在还给你。”那个面熟的营业员一言不发，把钱丢进抽屉里，以奇怪而带怒的眼神注视我一会，视乎在说：“蠢猪”！
　　 回复教职，带着枷锁亦舞蹈
　　 1961年我挥复了公职，但工资不能挥复，只能领取最低工资的待遇，这明摆着是“异类身份，低人一等”。我在中学，电影院，文化馆干过美术工作。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新生事物。有感与斯，创作了木刻《志在山乡》，《老贫农与新社员》等作品，相继在《汕头日报》发表，每幅稿酬为2元。有眼红者告密，报社不再发表我作品了。事实上，1962年以后，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严峻情势下，只有老老实实在职改造的份了。但那时学校开展阶级教育，我借这个理由，利用假日深入到八乡山苏区去访问，写生，在学校举办《继承革命传统当革命接班人》的写生作品展。当时领导不表扬也不反对。到了1964年冬，全县文艺会展，由我编词作曲表演唱《英雄赞》，荣获一等奖，轰动一时，给山区中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全校师生为之振奋。校长对我的态度也起了变化，要我为他父母画肖像，课余喜欢邀我打乒乓球或下象棋。我为了“安身”，往往巧妙地败下阵来，争取宽松环境，以便完成我的几幅肖像作品。难忘的山区学校，静静的夜晚。从窗外射进了的皓月清辉，从山野传来的自由虫鸣，伴随着我在油灯下作画。渴了喝一杯白开水，饿了再喝一杯白开水，只有此时才是我的神驰乐园。
　　 文革兴起，史无前例万炮灰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大右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每个角落，当然我的房门更难幸免，出入必须低头。那万炮齐鸣的声势，吓得本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我更加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等待着如在县城看到的那样：游街，戴纸帽，全身用油漆涂了个黑人儿，手敲破锣边走边喊“我是黑帮，我罪该万死……”平日亲密无间的师生们忽然变得如同陌路人，有的学生拿着木枪瞄准，有的挥着道具大刀在我胸前比划，我一时成了麻风病人似的，谁都怕接近。我必须天天看大字报，硬着头皮接受批评。还好，没有实质性罪行。有两张大字报比较严重，一张是一位女教师写的，说我教唱国歌时把“不愿做XX的人民”这句，特别重复多次，是不服改造的表现；另外一张是一个同学写的，说我画的报头，在大海航行的轮船背后有层层白浪，企图翻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校领导发动全体学生围剿，我被当作文革重点惩肃的对象。
　　 在这屈辱，孤立的危难关头，我感到随时都能被押上“断头台”。正在热恋中的情人，突然来信宣布断交。此时我犹如站在政治悬崖边上背后被猛力一推，坠入万丈深渊。爱情的绝望，政治的熬煎，孤苦伶仃抑郁成疾，我的嗓子哑失，不能放声唱歌了，就是说话也变成被阉割了的太监声。马克思曾说：“愤怒出诗人”，而我却惊恐涌诗情，默作一首诗：陪文育艺露春枝，万炮齐轰头颈低。
　　 汪汪犬声胆欲碎，汹汹勒令义段离。
　　 生吞牛肉呛喉结，纸做棺材葬士师。
　　 摘帽宽容乃戏事，斗争生级未穷期。
　　 接着我就被下放到鸿图嶂下的大双小学，以示惩处。或是“借刀杀人”之毒计。鬼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处置。
　　 神圣使命，造神专画领袖像。
　　 风云突变，分派开战。由于斗争的需要，必须配合忠字红海洋，画巨幅最最最敬爱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像。谁能担任此任？人们又想起我这位小廖，把我借调到县里专门从事着一神圣使命，画了一幅又一幅，越画越需要画，乃至有些乡镇都要画一幅以示革命。那时没有调色油买，只好由药用的清鱼肝油代替，画厅一角堆放着几大箱鱼肝油。本来鱼肝油在那时来说是上等补品，但我从来不敢贪吃半滴，众友称是廉洁自律的模范。这么大幅的主席像，前段用大格子起稿，以后画多了，就直接用色彩起稿，用丈把长的竹篙一端，插上画笔，站在于画布一定的距离，像打功夫一样，稳、准地一笔一笔地画。由越画越多到越画越大，似乎越大越忠，从巨幅布上作画到大街上五层楼高的壁上作画，最后到县革委大门左侧特建的忠字碑上作画，爬到高高的脚手架上，心虚脚抖，为了壮胆，立即从毛主席的语录汲取力量，反复叨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据当时流行学“毛著”的经验，这样活学活用，能立竿见影。但我的脚依颤颤抖抖。为保命着想，借了邮电工人的安全带系在腰间。作画的第一天起，意外望见县革委主任、军代表在县革委门前设椅端坐，是休息？思考？瞭望？他天天都那么准时，七点半到八点半都坐在那里。路过的人似乎距他远远的绕开走，只有不时要请示报告什么的才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这意外的压力，给一个戴着黑帽而又要完成神圣使命的人是何等威慑！我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画那幅巨制的，生怕画出偏差招致灾难，幸好直至画完为止，他始终没有来“光顾”。在那疯狂的年代里，像我这号人物，随时都可能挨斗受刑一直生命危险。然而，我的画笔总是让我化险为夷。对此有人传说：“这是毛主席像显灵，在暗中庇佑，尽管你凶险多多，始终没有挨打受刑，这不是奇迹吗？”这些戏谑之言真使人哭笑不得。其实我感慨的是，双华中学造反部仍不放过我，把揭露我：“大右派罪行”的大字报，经过山遥路远突然贴到大双街头，企图煽动当地群众揪斗我，堵塞我的生存夹缝。然而有位当地的民办女教师告诉我：“别怕，没有人斗你。你在村头写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特大标语（七幢屋联排，每幢侧壁一个字），群众视为神功，有口皆碑，中学小学的钱校长想调你去他那里任教，被大队拒绝了。钱领导说，不调就不发工资。群众知道了此事都说：“调校长走可以，调其他老师走也可以，唯有这个老师不可以，上面不发工资，我们大双人会养活他。”啊！终身难忘为我筑起挡风墙的父老乡亲。
　　 勒令退职——突然袭击好恐怖
　　 翻云覆雨转手间，我毕竟又要调回硝烟未散的原中学。对此，新领导推心置腹与我谈话。他说“以前对你的不公正的待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派搞的。我们通过几次交涉，到县局请示才把你从小学调回来。现在老师不足，你除了原来的工作，就增担高一的语文课。”意外的重用，使我受宠若惊，在茫茫的黑夜里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以后来了工宣队，又来了校革委新主任以加强领导，那时文化课是无关重要的，中学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新主任白白胖胖，其自我炫耀最会煲猪肉汤。工宣队们长于扑克，其中一位自称是焖狗肉专家。我除了上好课之外，还要到校办农场去劳动，排练节目，利用假日或晚上到农村去演出。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地位，等级跟着“感觉”走。我跟着感觉试图抬起头来向前走，然而却犯了大忌。皇历注定：职业“反面教员”，其特殊职责就是当远动的靶子。都必须将他打翻在地。果然，1969年冬刮起“大清退风”时，我又是第一个被迫辞职的。老虎剥皮，也只剥一次，看来摘了右帽更是右派。这样层层剥皮，只有死路一条！在突然袭击勒令我退职的大会上，我不知那根神经出了问题，突然作出危险的反应，脱口而出：“我才三十四岁，正是发挥才能的时候，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那个头头的脸掠过一股森冷的阴气，会后知险情的朋友暗中通知我，“快走，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我一时成了“弃婴”似的，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声，在万分痛苦与惊恐中离开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