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起叫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是现在说的乡村医生，我当时就是一名渔村的“赤脚医生”。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国家统一的中专、大学都停止了招生，但各地根据实际需要，开办了一些短期的学校，当时称“抗大学校”。我县六九年的秋天，抗大学校开课了。这个学校设有医学专业，我被选送去学医学。医学专业学习的课程主要是临床医学，包括外科、内科、儿科、妇科和五官科。学制是六个月，授课完又到县医院实习了三个月。我刻苦学习，特别是在医院实习，不怕脏不怕累，虚心向老医生学习，不管是临床诊断还是处置和护理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各科成绩都很好。抗大学校毕业后，我回家乡当了当时称谓“赤脚医生”的乡村大夫。
　　 我们村是个比较大的沿海村，离县城较远，大队管辖着沿海的八个自然屯，从东到西有十公里长。大队部设在中心屯，在大队部的屯设有一个卫生所。所里有三位医务人员，一名是位老中医，一名是教师出身自学成医的西医，还有一位是所谓的学徒生，加上我就四个人了。我虽然是新人，但经过学校的专科学习，又在县医院实习过，所以可以坐诊给患者看病。来看病的患者多是本村的，也有临村的。那个年代，老百姓有病开始不看，在家用偏方什么的，抗一抗就过去了，实在不好才来就医。所患疾病多为常见病和多发病，再就是外伤患者，也有危急病人。对重症和危急病人进行紧急处理后实行转院。总之，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个由“赤脚医生”组成的卫生所，确实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我在这里长大，很了解老百姓的苦衷，对他们理解、同情，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工作起来热情很高，早晨早早上班，中午顾不上吃饭，晚上忙到深夜。有的病人来不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来找，背起药箱就走。我经常晚上不回家，住在卫生所，好出夜诊给病人看病。在所内我虚心向其他三位学习。老中医大夫教我中医中药，西医大夫教我西医临床知识。当时在中医针灸的基础上，兴起了新医疗法，我认真实践。各自然屯也配上了卫生员，我成了他们的老师。大队又成立了合作医疗，卫生所经常组织各屯的卫生员集体活动。老中医带领我们上山采药，采回的药材，自己加工成中成药，给老百姓治病。我整天忙得不已乐乎，这样的和谐工作环境使我成长的很快，生活很充实，医疗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
　　 大队决定从卫生员当中选了一位女孩进了卫生所。她是个渔家姑娘，文化不高但肯学，掌握技能很快，时间不长，打针、包扎、针灸等都很熟练，包括给儿童打点滴，外伤的缝合都操作的得心应手。卫生所又让她到医院学习妇科。很快她就成为卫生所的妇科“赤脚医生”了。我和她年龄相仿，我们在一起工作，互相关心、帮助、爱护，逐渐发展到相爱，后来我们结婚了。当时本大队和临村的孕妇，都来找这位女“赤脚医生”给检查身体状况。各家孕妇的情况她都了如指掌，并定期地去巡回检查。有要分娩的了，不管是什么时间，她背起产包和医疗箱就走。她经常几天几夜守在产妇家里，来完成产妇的生产。孩子平安降生了，她才背着产包疲惫地回家休息。再后来我上大学了，毕业了在省城工作，她还在老家做“赤脚医生”，我们两地生活十年她才进城和我团聚，她在渔村干了十五年的“赤脚医生”。很受当地老百姓特别是女同胞的尊敬和爱戴。
　　 当时的合作医疗，主要的医疗费用由生产大队出，个人每年每人拿五元钱，平常看病就不用拿钱了。这个办法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基本保证了当地渔民平常小病的就医问题。“赤脚医生”也本着“能吃中药不吃西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肌肉针不打点滴”的原则来用药，抗生素类药物也尽量少用。购药在国家规定的指定医药公司进药，绝对没有假药。由于老百姓平时一般不用西药，加之药品保质保量，用药治疗效果特别的好。
　　 “赤脚医生”还有个特点，就是不分什么科，都要会看。还有防疫、看病治病、计划生育一起管。也没有什么化验、心电图、B超、CT、磁共振等医疗仪器，就靠传统的“望、闻、问、切”来诊断，最多是有个听诊器听一听。想患者之想，尽量做到少花钱就治好病，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和家庭的负担。“赤脚医生”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些比起现在的医生，我的感触真是太多太多！我们这一批“赤脚医生”，绝大多数一直在农村为当地老百姓看病治病。后来都经过各级的培训考试，获得了市里颁发的“农村医生证”，他们是农村医疗战线的骨干力量，为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做“赤脚医生”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最满意、最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