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倒不是要去了解其生平，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做院长，什么时候辞职出书等等，那些都是表面的。读余秋雨，其实是解读的一种文化现象，解读其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的思考，解读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凭借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的力量，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播给世界，让世界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甚至去打消他们心底隐约担忧的“中国威胁论”。如果是这样，那这种现象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事件，它已经远远超了一个作家的基本职责，而是上升到了文化传播的使者。
　　 最近空闲又将其代表作《文化苦旅》重新翻了遍，当然，每一次的阅读总有不同的收获，归结一下，还是被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的研究及独特的人文视角所折服。最近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些他的演讲视频，其实喜欢余秋雨倒不是感性的崇拜或者“追星”，而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元素在集结。比如在谈起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余秋雨归纳为四个“不喜欢”和四个“道”，即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失序，不喜欢分裂，崇尚至善之道，君子之道，中和之道，潇洒之道。这些归纳看似简单，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很有内涵也很有现实意义。
　　 一
　　 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不喜欢”随手拈来。就拿不喜欢远征来讲。汉朝，算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了吧，但对待外族首先还是采取礼仪的方式，比如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仍坚贞不屈。再比如张骞也一样出使西域，联结友好。当然这其中也有战争，也有政治原因，但总的来讲，中华民族还是比较崇尚礼仪之邦，不喜欢去强占他国。中国历史上唯一打仗厉害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确实远征过，西边打到了黑海海滨，东边基本囊括了整个东亚，建立了元朝。然而众所周知，元朝是中国历史统一王朝比较短暂的，1271年-1368年，短短98年，它的消亡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个王朝太喜欢远征了，使得这个民族容不得下它，因此催生了百姓的反感，加速其灭亡。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了，带了那么一支庞大的船队，不管从经济角度还是军事角度，去占领几个小岛国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事实却相反，不但没有占领，还互通有无，经贸往来，缔结友邦，甚至还帮助他国平乱，也许这就是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雏形吧。我们把视线转向西方另外一个大航海家哥伦布，他虽然发现了新大陆南美洲，但也很快占领了新大陆，可以说他是做了回赚钱的买卖，所以他的冒险是有回报的。而郑和的航行可以说是亏本的，因为所有的费用都是有国库承担，并且还带有大量的赠品送给访问国的领导人，并且出手还不小气，这样计算真的就有些“得不偿失”。因此史学家一直认为郑和的七下西洋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也就不无道理。而这些例子足以反映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不喜欢远征的民族，这对于当下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从历史和民族文化找到了反驳的依据，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世界环境。
　　 二
　　 再如不喜欢极端。余秋雨曾在一次演讲中这么说：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其实细想一下，确有道理。在中华文明史上也有过极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是极端的，当然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看法也需要客观对待，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极端的文化行动总的来说是弊多利少，但我们也要注意一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一窝端”，比如对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还是留着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进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这个极端应该还算有些保留，至少没有昏庸到连百姓生存之书也焚毁。但秦朝经二世而亡，与这个极端的文化政策不无相关，因为国民容忍不了这样的极端，从而推翻了秦王朝。
　　 再如清朝的文字狱，也算是一种文化极端行为，但在康熙身上这种行为又多了些暧昧。康熙对那些曾经一直奔走呼喊抗清的文人志士多采用了柔和的手段。比如对待黄宗羲。余秋雨先生曾经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细说过：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后来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不光是百姓不喜欢极端，连帝王也不太喜欢极端。最终往往采用中庸之道，从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延续。
　　 三
　　 再比如说不喜欢失序，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华民族的进程史上，中国始终处于一个有章可循的社会中。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讲的就是一种“序”。比如说世袭制度的产生，当然，现在我们肯定会用科学的理论加以反驳，这个社会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血缘关系延续不了聪明才智，记得小时候常听一句民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其实就有些世袭的味道。但此制度诞生于那么一个文明刚开化的时代，却是很科学的。与其让所有的人都去抢那个至尊宝座，还不如定个规矩，让人围着这个至尊宝座安分守己，要抢，最多也就局限于某个家族，这样的争抢毕竟比全国人一起抢耗费的代价要小得多得多，这样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失控，从而造成更大的混乱。
　　 再比如科举制度，虽然延续到后来这个制度变异了，仅仅局限于了八股，但在隋、唐、宋等朝代，这个制度可以说不比现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差。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要去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才干，不能仅靠自己的自荐或别人的推介，还应有个标准，这个标准从何而来呢？那就考试吧。考什么呢？那就考文化。用文化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学，用文化来为这个社会选拔一些优秀的管理人员，用文化来为这个社会创造一个人人向学的社会氛围。这的确是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有文化开始，又归结于文化，良性循环，而中华文明在这种文化良性循环中得以延续与光大，想想那是何等的完美，也正是如此，才开创了唐宋几百年来的文化鼎峰。以至到今天，对于唐宋的文化成就，我们还是抱着仰望的目光，去研读一千年前的辉煌。也正是这个“序”，得以让中华文明传承至今，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祖先的辉煌与失落，让我们在发展中寻找历史的踪迹。
　　 其实这个“序”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很大。现在我们完善法制，提倡法制治国，让人们在一种制度下生活，不至于失控。但综观当下，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比如一件小小的案件，有高层的批示与无高层的批示，办理起来速度可能就不太一样，效果也不太一样，严重的甚至结局是大相径庭，而这种现象的背后也许就是因为当事双方的背景、权势不太一样，从而造成了人为干预法制的公平、公正。比如前些年总理帮民工讨薪一事曾引起人们的广泛赞誉，但反过来想，这么一件小事还得惊动总理，那下面的政府干嘛的呢？难道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不可能吧。既然知道为什么又处理不了呢？还不是因为官商之间存在了太多的利益牵连，从而造成了不公平。当然这还是凑巧总理遇到了，百姓大胆说了，媒体报道了的。那没有遇到的，没有说了的，没有报道的呢？那又何处申诉呢？由此可见，“序”是多么的重要。
　　 四
　　 不喜欢分裂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一直在分分合合中艰难前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许是一种自然规律。
　　 春秋战国的争霸归结于了秦朝的大一统，三国鼎力的称雄归结于了晋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催成了大宋王朝的建立，乃至后来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完成中华大一统。在中国百年的屈辱的近代史中，被日本强占统治了50年的台湾，由于二战的胜利于1945年回归祖国怀抱。而被英国和葡萄牙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澳门，也分别于1997年、1999年收回主权，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海外游子终究还是要归根的。
　　 台湾问题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能完满解决，但那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不管是这个问题的遗留者蒋介石先生还是其继承者蒋经国先生，一生一直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未改变，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应该可以说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们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杰出的继承者，也是近代史的两大强者，而强者的对话也许会产生冲突，但那骨子里流淌的血液是相同的，甚至是相融的。对待历史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军事上的成败来论英雄，就我个人感觉而言，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有些方面台湾似乎比大陆保护的更好，或者说延续的更真实。因此对于两岸现行先经济、文化的交流，再政治的协商是很有道理的。有了文化上的统一做基础，政治上的统一也就水到渠成，成为了必然。
　　 五
　　 从以上浅薄的叙述，可以看出余秋雨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看法是非常有说服力了，因此他经常被世界组织或者著名学府请去演讲，而他也正好利用各种场合宣扬中华文化，打消人们内心的疑惑，用一种正史、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古老的华夏民族。
　　 笔者曾有幸于2008年04月27日在昆山亲身聆听余秋雨所做的一场《笛声何处》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余秋雨用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解读发源于昆山的昆曲，确实也是一种享受。昆曲之所以重新回归大众的视线，于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2006年5月20日，昆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8月8日，又以唯美的场景出现在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上，客观而言，与余秋雨的努力与宣扬是分不开的。因为是那本《笛声何处》让人们重新审视那以往的辉煌，重新登上那华美的舞台，重新唱响那久远的腔调。让人们在惊艳中享受，在享受中惊喜，在惊喜中珍惜和保护。
　　 余秋雨曾经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访谈录中透露过自己的心声，就是想要靠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的力量，去宣扬中华文化，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但总的来说这条路还是比较寂寞，他同时还提醒大家，走这条路还必须具备三个要求，第一，有充分的信心，要自己能养活自己，比如对于自己出的书是否畅销一定要有自信；第二，要勇敢，遇到大事要学会自己投入，不能只凭书本，要实地考察；第三，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外界的批评与赞誉，要学会不投入。他的这些总结就是对他这些年“苦旅”的一个总结。用这三条，他排除了一路上的艰辛与干扰，从而神情坦然的走到了今天。
　　 综观当下，我们是否应该从余秋雨的身上学到点什么。在笔者看来，他身上的独立的文化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学习与敬仰。这一点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一个人不管官职多高，学历多高，财富多高，缺少了文化人格，那你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之人。文化在当今这个物质的社会中还存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我们不能没有文化，文化在中华发展史从来没有缺失过，没有了文化的支撑，社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同在黑暗中前行，谈何生命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强盛，首先应该是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强盛，只有这样，国人才可团结、互助及博爱，这个民族才能激发其潜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战后的日本之所以恢复如此迅速，其大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当这个社会有这么几个人为文化呼喊，为文化守根的时候，很欣慰，大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说明我们内心的文化情结始终留存着。因此我们需要去珍视这一种现象。
　　 当然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人总有缺点，但评人论事还是要以其本身的功效而言，余秋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追寻，文化上的思考，是一种正面的社会现象，因为我想说，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放达，珍惜这么一群文化人，我们这个社会也许会更和谐，更美好。
　　 就让彼此多珍重吧！
　　
　　 2009.05于怀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