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机缘不能用言语表达。我知道春喜是二十年前，不曾想到，二十年后，能在古城西安相遇，而且在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
　　 记得，二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文学如火如荼，天南海北，我们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一时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置许多于不顾,风风火火不经意地投入到这场校园文学运动之中，梦想可以通过文学来改变世界；带着飞蛾扑火一般的牺牲精神，一意孤行，吃着干馍喝着凉水，仍然不怕天不怕地潇洒地行走在文学崎岖的道路上。有一举成名者，也有破落不堪者，大多在生活的重压下，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忙于日常的琐事。二十年后，拥妻携子，当日子过得还心满意足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尖锐的棱角已经渐渐磨平，生活中似乎缺少些什么。原来在心灵的低处，这么多年来，神圣的文学大旗还在迎风飘荡。
　　 1995年，我在陕西省教委主办的《当代中学生》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小文“千树万树梨花开——陕西中学生文坛扫描”提及了:一批诸如马萧萧、洪烛、田晓菲、邱华栋、郁舟等为先导的“少年作家”、“校园诗人”。陕西的张春喜也忝列其中，当然还有许多现在文学界的中坚力量。“神童作家”刘绍棠亲笔来信题词：“我希望校园出作家”（那时候很流行题词）。放到现在，打死我也不会写这类文章，吃力不讨好这且不说，唯恐把谁遗漏了，会心里不安的，还会遭到一些“炮轰”。自己莫名其妙的当了“炮灰”，还不知道咋作死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生生死死的一些事情，有时候觉得活得还不是很开心，但知道调整心态，知足常乐。近日春喜送我他的四卷本——中篇小说集《秦川故事》、短篇小说集《关中农民》、诗歌集《行走记忆》和文学评论集《长安思评》，洋洋120万字，我是诚惶诚恐，为自己虚度岁月而汗颜，也是老兄的执着而敬佩，不敢怠慢，用了三个晚上，读了这四本书。
　　 在这四本书中，我个人比较喜欢他的短篇小说集《关中农民》，可能基于我现在的个人偏好吧？！我认为，诗歌是满怀激情的事情，二十岁左右尽情可去抒写；文学评论呢，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准确的评判能力，敏锐独到的观察力和不畏权谋独立精神，这些很难做到。人过四十，真是写小说的好时光。我喜欢读春喜的小说，还缘于我们俩各种文学题材都去尝试写过，广而不专，这是我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来自渭北农村，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熟悉农村生活的春喜说：“我想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农村的生活，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我想用最通俗、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写出农民喜欢看的小说，写出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写农民的酸甜苦辣。”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作家，首先应该写自己熟悉的；文学是个体的劳动，一个人不能抹去青春和生活的记忆。如果非要去一味拔高，不去思考，追求所谓的全球化视野、普世价值，那是丢了自己的文化之根。
　　 瓷实的春喜是熟知农村生活的。《丁三》《丁四》《莲花》《党二》《老雷》《寻娃》《三朵金花》《瞎子麻娃》等，一个个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很有神气。他笔下的“莲花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在生于70年代的我们眼中，是愚昧、贫穷、传统守业，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维系农村千百年的文化在金钱面前土崩瓦解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农村，在春喜的笔下，虚实结合，诙谐幽默，质朴自然，直接简单，人情世故，矛盾冲突，处理的比较到位，特别是对人物，例如顶尖美人“莲花”，这个农村原生态的女人，被大队长黑狗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认命结婚，不到一年，黑狗不觉新鲜又去找丁寡妇；莲花主动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水生的瓜棚，而且为了这个男人的工作，不惜以自己身体为代价找公社王书记，县上马副县长。当水生要莲花离婚自己要娶她时，莲花却很绝情，以死要挟，生是黑狗的人，死是黑狗的鬼。这就是农村女人，无奈、容情、决绝，维护着她心中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又不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还有翠花，丈夫王二因为没有挣不来钱去抢劫被判刑后，面对三个女儿高额的学费，面对村长黑蛋利用救济的威逼利诱，她妥协了，在被迫中尝到了黑蛋的男人味，而对王二过去的感觉却像猪拱一样无情调可言。农村女人敢于冲破封建的樊篱，摆脱生活的逼仄，追求属于自己性爱的自由，但最终殃及三个女儿，是福是祸，恐怕只有自己知道。
　　 收粮盖房，计划生育，集资修校，随意摊派等等，这些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常见的事情，宗族斗争、贿赂选举等等，这些事情一直延续至今。顾及小利益，只看当前脚下，狭隘自私，确实是农民的局限，是大环境大社会共同造成的；农民大多善良、无辜，我觉得，他们一辈辈生死于黄土大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毫无怨言，虽然现在这种生活的宁静状态背打破，但他们仍然固执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在叙述描写中，春喜基于对读者的考虑，尽量使用标准的书面语，也运用了一些方言，我比较喜欢这些秦腔方言，能够准确地传情达意，这一点，不懂地域方言的人是永远不懂的，这是语言的秘密。
　　 可以说，春喜的这些短篇小说，是扎实认真的，没有寓言式的劝诫，没有玄妙式的神秘，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莲花村”，中国最基层村庄，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情感的真实变迁，农耕文明的遗落和农村关系的变异，这种嬗变，让人思考，在恍如眼前的记忆中，值得痛苦的思考。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真正的一穷二白，穷得投稿时要自己糊信封，那时候我们家也没有像样的椅子，我是趴在水泥粮仓上，坐在一袋粮食上学习和写作的。”春喜的日子，我想我们那个年龄的农村娃都经过，停电没人告知，经常无缘无故，蜡烛是我们最好的亮光。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春喜近乎痴迷，狂热地写着自己的“关中农民”和“秦川故事”，表达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情怀：对文学的坚守。1990年，春喜由陕西文学界六位重量级作家——胡采、杜鹏程、李若冰、路遥、贾平凹、白描联名推荐，保送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完成了一个农家子弟“鱼跃龙门”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给了他一个机会，大大的机会。有利于他站在农村外边的城市，反观农村的问题，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写作。感谢吉林大学对文学的宽容，好像给我也发过电报，差一点和春喜成为师友。现在，文学式微，边缘化、圈子化、利益化、官僚化，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要过高的期待文学会给自己带来的什么，金钱、荣誉？这些，在目前很难。作为普通的一员，我想，自己既然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就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的爱好和兴趣，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让文学回归本质；文学依然神圣，我们生活也要多彩，有意思，有意义。
　　 春喜和农人一样默默无闻、扎扎实实侍弄着自己的庄稼，他说：“我常常问自己，文学之路这样艰难，为什么自己矢志不渝呢？说实话，文学给不了我生活所需，但我的精神所需和灵魂所需来自文学，和文学结缘，不需要理由。唯有长期坚持下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得其乐，乐在其中，我想，这就足够了。”对文学的坚守，对写作的坚持，这就是春喜的人生态度和情怀，文学已经深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不离不弃；或许无诗意可言，或许困难会更多，“新农村”期待我们去探寻，农村深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剖析。我们不愿和“土豪”交朋友，就愿和文学谈心，坚持一场马拉松的写作长跑，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和道德底线，这就是70后写作者的偏执与追求，还有几分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