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停职工作”不是太大的事，但我这次“停职工作”可闹悬了。动静之大，涉及之广，时间之长，让人惊魂。
　　 事情的起因是总公司进口秘鲁鱼的问题。简单说这批进口鱼在品种问题上总公司和货主发生了差异。总公司派我赴秘鲁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在处理过程中遵照大使馆的意见坚持履行合同把鱼运回来，而总公司的意见是退船退货。在我和总公司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我做为副总在电话里顶撞了老总。这位老总靠着他同学是主管副省长，厅长都要让他三分，和我就叫上了。总公司免去了我在国外全权代表的资格，用传真直接对货主船主提出退船退货，命我直接回国了。我回来后把国外的情况如实地向总公司和厅党组做了全面的汇报。国外的大使馆把这一问题报告了国家外交部、经贸部。国家对总公司这一国际违约事件要追查责任者。省经贸委开始调查此事，省水产厅在听取总公司总经理单方面意见的情况下，厅党组决定，停职了我的工作。在省厅专职纪委付书记和人事处处长，找我谈停职工作的问题时，我问因为什么停职我的工作，他们的回答是因为秘鲁鱼问题我在国外期间不执行公司的意见。我说：“我在国外怎么不执行公司的意见了？公司让我和货主船主见面，告诉我实在不行就运回来。免去了代理资格后让我回国我就迅速回国。这些意见，那一条我不是执行公司的意见！再说现在造成的国际违约事件是总公司直接操作的，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凭什么停职我的工作。”他们无言可对，我很气愤，但没有办法。“停职工作”表面上看没什么，就是不让你工作了，休息休息呗。其实不那么简单、轻松。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处理、惩罚、折磨，甚至可以说是摧残。我这样一个党培养二十多年，正在为党工作，在整天忙着，干得正起劲的时候，突然不让干了，那会是一种什么心情。经历过的人会知道，那就是被人“当头一棒子”和“当头浇一盆凉水”的感觉。这一阵子，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追的很紧，要求处理责任者。很显然停职我的工作，是总公司老总、厅长和主管省长他们一起研究的“丢车保帅”的办法。我体会到官场险恶啊！平常他们让你冲锋陷阵，关键的时候让你挡枪子，出了问题他们官官相互，拿你做“替罪羊”。
　　 我想到了大使馆。他们提醒过我说回来后要有一场考验。告诉我有特殊情况可以找他们。我眼前一亮，坚定了信心，相信他们会帮我的。我写了一份传真稿，发给了驻秘鲁大使馆。着重讲述了回来之后的一些情况。告诉他们，我已被“停职工作”，让我检查“在国外期间不执行公司意见”的问题。并强调表示：“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国外的情况大使馆是清楚的。我不会屈服，我会坚持到胜利！”给大使馆的传真发出后，我轻松了很多，天天照常上班。总公司成立初的三个业务处，国外业务处剥离出去独立直属厅管，国内业务处和基地养殖处原所属的实体归总公司直管，这两个处成了空架子，名存实亡。原虾场、冷库都变成总公司直属的分公司。个别三、五人也成立XX分公司。这些分公司直接对总经理承包。公司的老干部逐步离休、退休回家，有的办理了内退。技术干部纷纷停薪留职和调出，新领导调进安排了不少新人。闲散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公司没有了过去的坚强领导班子；没有了过去的机关工作作风；没有了过去的职工队伍；没有了过去的技术骨干力量；没有了过去的那个氛围。变成了请客、送礼、喝酒、打麻将成风，市侩人物得宠，老实人受气的局面。
　　 大使馆有回音了，通过新华社发了消息。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在“中外关系”栏目，发表了题为《秘鲁同我司的购鱼争执可能提请国际仲裁》。开始写到：“新华社利马讯，我司正面临一起国际经济诉讼案。如败诉，国家除蒙受政治损失外，还将赔款42万余美元。公司领导不集中精力研讨对策，却忙于‘内战’，前景堪忧。”接着写到我去了之后，“在我驻秘鲁使馆商务处的配合下，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大家认为，在鱼已备好，船将到港，即可装船的情况下，公司方面不易提出退货、退船，应该履行合同，运回鱼货。公司根本不听这些意见，他们不顾退货、退船将要承受经济损失，于去年11月22日给我驻秘使馆来电话仍坚持‘务必退货、退船’。”“我驻秘鲁大使馆认为公司的作法不妥，当事人向该公司转达了使馆的意见，但该公司不予置理。使馆不得不向省长发了特急传真，传真指出：‘这种单方面要求无条件撤约.不重合同.不守信誉，是违反国际惯例的，同时我货款已付，无法追回，因此，毁约将在政治.经济上对我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要求省长过问此事，指示该公司履约。公司收到此传真后，指责使馆的意见不妥。”“公司领导人不但不承认单方面违约是错误的，反而利用职权撤销了当事人‘全权代表’资格，剥夺了当事人向上级机关（农业部和经贸部）阐明意见的权利。同时撤销了从厄瓜多尔派去秘鲁的公司‘代理人’资格，还公然把使馆给省长的传真转发给秘方货主，把我内部矛盾直接暴露在外商面前。公司当事人被撤掉公司‘全权代表’资格于去年十二月中旬回到公司，第二天就向公司的副科长以上全体干部全面汇报了关于进口鱼的情况。随后，他还写了‘关于进口鱼情况’的专题报告，向公司和省局党组全面地阐述对这批进口鱼的意见并汇报了在秘鲁时的工作情况。”“公司的领导对当事人的意见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在各种会议上指责他，竟毫无根据地说什么货主、代理人全是骗子，还说我驻秘鲁大使馆为了得到佣金也参与了这场骗局等等。此后，公司领导报省厅决定撤了当事人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让他‘集中精力，认真检查错误’，主要检查‘不执行公司的意见，违反了组织纪律’的错误。当事人在我驻秘大使馆的支持下，为避免我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坚持了正确意见，但遭到完全不公正的对待，身心受到很大损伤。”
　　 公司有不少人知道了《内参》的事。有的人直接和我说一些安慰的话。不太熟的人也用和以前不一样的眼神看我了，似乎是在赞美我。公司的领导们也肯定知道《内参》的内容，但他们和厅领导的态度一样，象没事人似的。对我仍是一付阶级斗争的面孔，没有人和我说什么，继续对我“停职工作”。我当时的心情是比开始时好多了，觉得心里有底了，更加不怕了。心里想，正常情况下，厅党组应该借助《内参》这个事，解除对我的“停职工作”。我也可趁这个机会，检讨一下自己的一些作法，给领导一个台阶，大家合好算了。
　　 但事与愿违，随着国际上的结案和国内的通报，公司赔款、挨批之后，外部风波基本平息。省厅、总公司对我继续“停职工作”，并且对我的审查升级了。从开始的公司办案，发展到厅纪检组参入，最后公司所在地的区检察院也进入，变成了三家联合办案。他们在内查外调。对我的审查不仅仅是秘鲁鱼的问题了，而是对我参加工作以来的情况进行“过筛子”，普遍审查。大有“挖地三尺，要找出事来”的架势，真可谓是在“磨道找馿蹄”。经过近一年来的调查，他们终于认为找到我的“问题”了，开始了对我的讯问。审讯人是区检察院三科（干部科）的科长和一名检察官，厅纪检组的付组长和公司负责纪检的领导。厅纪检组的领导开头向我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意思。并对我说，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已经掌握了有关问题，希望我端正态度，与组织积极配合，老实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接着，检察院的科长向我宣布：“在深入调查掌握证据的基础上，经院党组研究，认为你已经构成犯有‘渎职’罪，现对你正式立案侦查，实行‘取保候审’。你要到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就是要找两位保人为你担保，还要填写有关表。之后问有什么要说的。”我很镇静的向他们表示，接受组织的决定，一定正确对待，积极与组织配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快把问题搞清楚。我找了个“保人”一起去了检察院，办理了有关手续。检察官和我说：“严格的说，从今天开始，你没有人身自由了。但我们对你，实行从宽的办法。你还象往常一样，照常到公司上班，随时接受我们的讯问，有事需要离开这座城市，要向我们请假。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对你正式实行审讯，你要把你的问题好好想想。”
　　 第二天，检察院对我的审讯开始了。开始几天检察院来一名科长和一名检察官，省厅和公司主管纪检的领导陪审。后来科长和省厅、公司的领导不来了，只有一名检察官和公司的一位纪检干部参加。多数情况上下午都谈，有时下午不谈。讯问正规、严肃。有时问法比较刁钻，有意让上他们设的圈套。如检察官开口就问：“你犯了什么罪？”我回答：“我没犯什么罪。”我有问必答，认真谨慎，实事求是。有时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有时吵的不能再问下去，只好作罢。正常的一问一答均作笔录，吵架的话就不记了。一次完后要看笔录，并要签字按手印。问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秘鲁鱼问题，一个是养虾问题。先谈的秘鲁鱼问题。尽管他们用一些诱供的问法发问，想让我答出有问题的口供，但事实摆在那。不管他们怎么问，回答的结果，都说明“玩忽职守”的不是我，而是总公司的领导。所以问了一遍就不问了。养虾问题，是他们在认为秘鲁鱼问题抓不到有问题的情况下，经过两年的调查，提出的新问题。虽是新问题，但我并不陌生。他们问的就是1989年公司虾场养虾的情况，是我所经历过的，完全可以讲清楚。问的比较细，我一一如实回答。当年的养虾，是我主管不假。但从年初养虾生产计划的制定，整个养虾期间的管理，到秋天的收获，年底的结算，每项工作，每个环节，都经过处部里的研究，报总公司主管部门和总经理的批准。并且，都有文字材料可查。当年养虾是亏损了，但主要原因是发生了从没有过的虾病灾害。由于虾病灾害的发生，全省乃至全国当年的养虾普遍亏损。从工作程序到具体做法，以及造成亏损的原因，都不能说是大海“玩忽职守”，何谈犯有“渎职”罪？！真是无稽之谈！审讯进行了四十五天。后来检察官对我客气了。表示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领导授意，没有办法。最后让我就养虾问题，写一份材料给他们。后来我写了有关养虾情况的材料交给了检察院。检察院的审讯就这样的结束了。
　　 检察院和公司好长时间没有人找我，厅里更是不闻不问。当时我处在“取保候审”阶段，公司在搞内部承包，就把我撩在一边了，也就没处开工资了。原来公司开的商店也黄了，我爱人的临时工作也没了。真是把我逼到了死胡同了。但我要生活下去，要供两个女儿上学。我顾不上什么“取保侯审”的规定了。开始了自己谋生的道路。我没有本钱，又处在“取保候审”阶段，开不了公司，做不了大买卖。只能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只能做当时不少人做的“对缝”。开始是什么都联系，木材、玉米、化肥、桐油、豆饼等等。结果是什么也没搞成，没挣着钱，倒搭进了不少费用。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我认识到，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考虑干点什么。我的优势是搞了多年的海水养殖，所以他在围绕海水养殖去想搞点什么。当时海水养蟹的发展方兴为艾，河蟹育苗是养蟹的必须。河蟹育苗必备其培育所需的饵料。我开始搞育苗期所用的饵料生意。我先联系育苗室，也就是用货单位。我认识不少育苗技术人员，找他们就等于找到了用货单位。在同学和各市、县同事的帮助下，联系到了用货单位。再去找货源。当时育苗所用的饵料有进口和国产的两种。进口和国产的货源都要有。因为有的育苗室用进口的，有的用国产的，还有的两种都用。每年的年底确定下用货单位后，根据用货方的要求，去确定供货方。过了春节，就开始落实有关具体事宜。五月初就把货组织到用货单位了。进入育苗生产期，还可为饵料不足的单位临时组织货源。我办事认真，讲信誉，对育苗单位负责，给他们组织的货保证质量，货真价实。取得了用货单位的信用和好评。供货单位也认可认真的做法和可靠的用户。我做成了几笔，不能说挣了大钱，但能养家糊口了。爱人不愁每天的生活费了，也不愁两个女儿的上学费用了。我的“对缝”生意，不但把他从贫困的生活中救了出来，还把他从“停职工作”、“取保候审”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转眼我被“停职工作”五个年头了，“取保候审”也两个年头了。我想，不能一直这样被“停职工作”和“取保候审”吧。他们不找我了，我该找他们了。我开始分别找起来。首先找公司的领导谈。他让我找厅里，说“‘停职工作’是厅党组决定的”。找厅里领导，他们让我找检察院，说“‘取保候审’是检察院决定的”。找检察院，他们说：“案子还没有完”。问什么时候才能完，他们说：“不知道”。找了一圈，把我推了出来，还是没个头绪。我开始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从市检察院开始，到省直至国家监察部和主管检察的中央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并附上了有关材料，要求尽快给予答复，不然要进京上访了。我的上告信起了作用，不久，有信了。中央、省、市三级领导都有批示。市检察院院长直接批到办案区检察院。要求他们调查清楚，写出报告，限期结案。这年九月，公司通知我到区检察院三科去，我按时去了。走进三科办公室，一位较年轻的检察官接待了我。我自报姓名，他听后惊讶的说：“你这么年轻啊！”我回答说：“还年轻吗？1990年到现在，我由三十八岁已变成四十二岁了。”他尴尬的说：“是啊，可真快。”并让我坐。坐下后他和我说：“我是三科的科长，你案子的情况和你说一下。”“我们科经手你的案子也两个年头了，原办案人员已经换了。我们现有人员接手以后，进行了认真地核查，最后认为你没有罪。报请院里决定撤案了。这两年你受委屈了，你担待点。工作的事你找你们主管厅，相信他们会妥善安排的。”我问他：“有什么材料吗？”他说：“有一份《撤销案件决定书》，已经交给你们单位了，你可以找他们要。还要给你开一个《撤销取保候审通知书》，现在就给你开。”他让工作人员给我开了《通知书》《通知书》中写到：“因撤案，现决定撤销对其取保候审的决定。特此通知。”这份《通知书》只一页，但我拿在手里感到很沉。我一肚子的话，却没有和检察官说几句。拿着这份《通知书》，来到了公司人事处。处长笑容满面的接待我，并给找出了《撤销案件决定书》。我看完后说要复印存留，他同意了。《决定书》中这样写到：“我院于1990年6月接到群众举报反映XXX在任公司副总经理时，不听从组织决定，擅自和个体户搞联合养虾，结果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经审查决定1992年5月4日对其立案侦查，同年5月将其取保候审，后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人XXX在与个体户联合养虾及后来改为技术服务协议时，都与总公司总经理研究过，经同意后责成部下属的业务科正式开展工作。他这样做，主要是为公司扩大业务范围，为公司创利，但由于当年自然灾害，虾大面积减产，致使个体户产不抵债。个体户欠公司投资款，以六百亩虾池作为抵押，并有正式协议书。综上所述，原认定被告人XXX犯有玩忽职守罪不妥，故决定撤销此案。”我拿着《通知书》和《决定书》，反复看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被“停职工作”至今八个年头了，八年来发生多少事情啊！我和爱人双方的四位老人都先后去世了。在她们的晚年，我本来应该很好的照顾她们，但因为我被“停职工作”，没有好的条件照顾她们，反而给她们增加了烦恼，使她们为他担心、着急、上火，以至患病，过早去世。特别是在她们临终时，还在担心我的问题。我感到很愧疚！想起这些，我的心在隐隐作痛。又将解决“停职工作”的心火点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