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叔，男；昔年40岁；初小学历；爱好读报，却常念错字；家庭出身贫农；第八生产队队长；全家5口人，家庭经济，无余粮也无外债；主要政绩，所在生产队交公粮连年位列全公社第一名，个人和集体多次受到大队、公社和县里表彰。
　　 那天早上，老海叔的亲弟弟、现任村主任的长江叔给我打电话，说老海叔如今胃口还是不错，每顿能吃两个大馒头，外加三碗豆腐汤。我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把他都写到作品里了，他可出大名了。长江叔说，你老海叔才不在乎什么名不名呢，他大半辈子了，要出名早就出名了。我说，老海叔当年可是全村的大V啊，在全公社有粉丝近千名呢。长江叔有些没听懂，我换了个表述方式：“我老海叔那时候可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全乡享有很高的威望。”
　　 1982年春，父亲调动工作，携家带口告别了这个至今都令我念念不忘的乡村。我们离开了这个乡村，离开了村西头，也离开了我的老海叔。那时，我十四岁，对这个乡村的依恋程度还不够强，但对它已有了鲜活的记忆。后来，无论走到哪里，这鲜活的记忆都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也无法抹掉。离开乡村的那天，老海叔表情苍凉，他是用目光在默默地护送着我们离开的。他不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大家都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走，舍不得未出五服的亲人们淡出他的视线。祖父曾极力反对父亲背井离乡，可还是没有挡住父亲执着的脚步架不住父亲的执拗，只好做出妥协，被迫跟着父亲一起去千里以外的大兴安岭安家落户。父亲不无情绪地对老海叔说：“大兴安岭再偏远，也比这儿强。那里，至少每年都能吃上百顿的大白馒头，也用不着再看老天爷的脸色了。”老海叔知道父亲对自己有些不满，却不再作何争辩，只是把头扭向一边不停地用手摸着脸。我知道，老海叔在流泪。他知道我们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来了，也不会再依恋这里的一切了。父亲对开拖拉机的长江叔说：“就这样吧，开车。”四个轱辘的拖拉机“突突”地开动起来，拉着我们全家和大包小裹驶出了村西头。拖拉机开出很远了，我依然能看见老海叔还站在村西头望着我们。
　　 从1972年到1983年，老海叔当了11年生产队长，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抓革命促生产”上。全大队8个生产队，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其它事业，第八生产队始终走在最前列。老海叔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满足社员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社员田大福老爹去世，家里却吃不起办丧事的大豆腐。老海叔知道后二话不说，回家就将老海婶早已选好准备下酱用的半口袋优质黄豆送到了豆腐坊，给田大福家做了一大案板豆腐。田大福感动得要给老海叔磕头，却被老海叔连忙拽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膝盖只能给你爹下跪。”这一年，老海叔家没能吃上自家下的大酱。老海叔不甘口味寡淡，只好厚着脸来找祖父：“二大爷，大葱都下来了，没酱也吃不下，您就赏我一碗酱吃吧。”祖父说：“你家咋不下酱？”老海叔：“我家的酱缸被老母猪拱翻了，唉，可惜了一大缸酱了。”祖父：“拉倒吧，你家黄豆给谁了当我不知道？馋了就直说。”说完，祖父爽快地给老海叔盛了一大碗香喷喷的大酱。老海叔嬉皮笑脸说：“还是二大爷心疼我。”见我靠在门边好奇地注视他，老海叔蹲下身满脸讪笑地说：“大侄子，知道不：大葱蘸大酱嘎嘣呛上。”说完，就站起身小心端着大酱喜滋滋地回家了。
　　 玉米成熟了，那丰满的玉米穗在田间格外诱人。收工路上，男女社员们都忍耐不住掰了几穗苞米，准备带回家给孩子解解馋。可一到村西头，发现老海叔正凶神恶煞般等着大家伙呢。老海叔说：“你们真是以队为家啊！这苞米下来是好吃，可你掰他也掰，那不把生产队掰黄了吗？”他让社员们把苞米都交出来，否则就扣工分。大家都知道老海叔说到做到，只好将藏在衣服内的苞米噼里啪啦地扔到了一旁的几只土篮子里。母亲抱着侥幸心理，想绕过老海叔。老海叔眼睛毒着呢，他大声说：“身上有苞米，一看就知道。我看她还是赶紧把苞米拿出来，也好给大家伙做个榜样。”母亲气得把两穗青苞米从衣襟内拿出来扔到地上，哭着回了家。老海叔大声说：“我家嫂子都主动把苞米交出来了，大家伙还有啥犹豫的？”大家心里这个气啊：掰几穗苞米，你老海也小题大做，太不近人情了！可气归气，大家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打那儿以后，社员们再也不敢掰苞米了；也是打那儿以后，母亲再也没给老海叔好脸色。毕竟是本家，起码的面子都不给，还算什么亲戚。1987年夏，父母回乡探亲，应邀上老海叔家吃了顿接风宴。已有50多岁的老海叔心情十分激动，一个劲儿地给倒酒夹菜，“大哥”、“大嫂”亲切地叫着，分外热情。母亲问：“老海，当年你嫂子掰几穗苞米，你就没鼻子没脸地给没收了。在你领导下，嫂子家没得到啥利。”老海叔听了，红着脸说：“那队长也不好当，要是咱家不做出点儿样子来，你这大兄弟还咋管理全队啊。”
　　 管理一个百余户、四五百人的生产队，确实不容易。那时，家家户户生活条件都不好，一日三餐吃饱饭就算不错了。这些还不算难，难的是统一人心带好全队。生产队里不乏调皮捣蛋咋呼起屁的，要没个管理力度，谁服啊。老海叔刚当上队长那阵子，张大嘞嘞就不服气。他整天像个碎嘴的叫驴，到处说老海叔的坏话。生产队开会传达上级精神，老海叔刚要讲话，张大嘞嘞就在下面说起小话来。老海叔这下子真生气了，右手“啪”地拍了一下小炕桌，小炕桌上的水缸子摇晃起来：“张大嘞嘞，你那张臭嘴是不是该戴上嚼子了？整天嘞嘞来嘞嘞去，你是不是有瘾？要是对革命生产有意见，你就站起来直接提！提不出来，你他妈的就是孬种！”老海叔这顿骂还真管用，张大嘞嘞顿时闭上嘴不再嘞嘞了。老海叔义愤填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看很有道理。少数‘地富反坏右’，总是在和‘抓革命促生产’精神搞对抗。咱们生产队就有这样的坏分子。如果再继续搞破坏，我老海能忍，革命群众们也不能忍！”说完，那双冒火的眼睛就紧盯着张大嘞嘞不放。张大嘞嘞慌了手脚，连忙站起身：“队长，我可不是坏分子，我就是嘴巴好说。以后，我再也不乱嘞嘞了，请看我实际行动吧。”自此，张大嘞嘞真就不敢再乱嘞嘞老海叔一句了。徐大个儿对张大嘞嘞说：“你就是头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张大嘞嘞“嘿嘿”一笑：“我这头驴，得听老海队长指挥，他让我拉磨我就拉磨，他让我驮东西我就得驮东西。这叫什么来着？对，这叫为人民当牛做马最光荣。”
　　 我很纳闷，老海叔很有领导能力，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也从不马虎，怎么到最后还没干起来？父亲苦笑道：“你老海叔性格直，干啥都认真。可光靠这实干傻干也不行，何况他还得罪过公社领导呢。”那年，老海叔因生产上的事与大队书记刘大背头意见发生分歧，未按刘大背头的话去做。这个刘大背头和公社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关系很铁。年底，公社评先进生产队时，把第八生产队撇到了外面。老海叔忍不住跑到公社找那副主任理论。副主任不理不睬，还振振有词：“荣誉不是争的，是干的。你这样争也没有用，我想给你你就是先进，不想给你你就是后进。”老海叔气急了：“我是给我自个争吗，我是给第八生产队的老少爷们争！”副主任鄙夷地骂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话，老海叔一看他那嘴型就急了，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脖领子：“你再骂一句我听听！”副主任哪见过老海叔这架势，连忙赔笑：“我没骂你，我怎么敢骂你呢。”老海叔愤怒地说：“你这人心术不正，良心让狗吃了。说句痛快话，我们第八生产队的先进到底给不给？”“给给给，你撒开手我马上就给。”老海叔撒开手，公社副主任喊来农办主任：“赶紧给老海生产队补一张奖状，快！”老海叔把奖状领回来了，当着全队男女老少的面，自豪地将它挂在生产队的荣誉墙上。可老海叔隐约地感到，一条无形的绳索正开始羁绊着自己，那为乡亲们做好事做大事的抱负，最终也未能得到实现。
　　 老海叔喜欢读报纸。当时公社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大队订《农业报》。生产队不够级，就啥报也没有了。老海叔一星期去一次大队部，顺便找几张旧报纸翻看一下。刘大背头很不乐意，经常给老海叔白眼儿。一次，老海叔又去大队部借阅报纸，却没找到。老海叔问：“刘书记，我想借报纸学习一下。”刘大背头说：“想学习是好事，可我这里没有供你学习的报纸啊。你要是真愿意学习，就自己花钱订一份嘛。”老海叔说：“个人不许订报纸，要是许的话我就订。”刘大背头激老海叔：“你要是自己掏钱想订，大队给你开证明。”老海叔说：“你要给我开证明，我就去订报纸。”自此，老海叔花钱订的《农业报》经常出现在生产队部里。一到学习政治理论时，老海叔就端坐在炕桌前，一本正经地念着大段大段的文章。要是哪个社员不认真听，他马上就放下报纸，给人家上纲上线。李眼镜儿喜欢抢风头，经常给老海叔挑刺儿，一会儿小声说：“应该念‘一小撮’，不念‘一小最’”，一会儿又说：“那该念‘歼灭’，不念‘千灭’”老海叔这个气啊：“李眼镜，你装个屁。你以为你戴个破眼镜，就有文化了？灯一关，你小子都找不到老婆在哪儿。”社员们哄堂大笑。李眼镜嘟囔道：“咱好歹也上过中学，当老师都可以。”老海叔说：“看把你嘚瑟的，明天我去小学校给你推荐下，好让你当老师。”李眼镜摆手告饶：“队长，我就是信口胡咧咧，你可别当真，我还是当我的生产队会计吧。”老海叔继续念报：“个别人不安心当生产队会计，还妄图混进革命教育队伍……”
　　 老海叔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平时他最喜欢那个不到3周岁的小儿子。那两年，每到春节扭秧歌时，老海叔都要带着小儿子一同参加。小儿子也像老海叔一样喜欢露脸，他小腰上系着红绸子，手中拿着把大扇子，跟在老海叔屁股后踩着鼓点儿有模有样地扭起来。老海叔与小儿子一起在秧歌队伍中来回穿梭着，越扭越欢，不时惹得围观群众阵阵叫好声。人们在夸赞小儿子聪明伶俐，也是在钦佩这位既严肃认真又朴实可爱的老海叔。毕竟，只有这样的生产队长才深受大家的尊敬和拥戴。
　　 长江叔在电话那端问：“你小子在听吗？”我回过神儿来：“当然当然，我怎么敢不听您这位一村之长的话呢？”他笑起来：“那好，全村老少爷们都欢迎你回家乡看看。”我说：“放心吧，我一定回家乡看看，看看您，还有老海叔。”
　　
　　
　　 201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