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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年10月，南京城的上空忽然飘起了洁白的雪花，说是雪花其实更像绽放的礼花，它们似乎在为一个王朝的诞生而庆贺。
　　 城门楼上，朱元璋对身边的刘伯温和李善长说：“瑞雪提前到来，说明上苍助我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刘伯温和李善长深表赞同：“元璋同志说得极是，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早日实现您的宏图大业。”朱元璋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得天下后，我们一定要制定个章法，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黎民百姓，让大家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未等刘伯温开口，李善长连忙道：“元璋同志深远谋略，有国就要有法，法不严则国危。我们一定要制定出像样的法律，比元朝的好，不，比历朝历代的都要好。”朱元璋颔首微笑，手捻胡须继续赏雪。
　　 我对朱元璋有好感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同志很有法治观念，对治理江山社稷很有韬略也很有前瞻性。“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可见，尚未得天下时，朱元璋就开始酝酿和思考过立法之事。领命遵旨后，刘伯温和李善长立即组织力量抓紧实施。在朱元璋同志反复审定修改后，不到两个月，《律令》出炉了。两个月啊，效率够高的了。这足以说明朱元璋同志善于用人，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律令》出炉的同时，李善长还弄出了一部叫《律令直解》的条例。皇宫中，已成为洪武皇帝的朱元璋边烤着火边听着身边工作人员关于《律令》执行情况的奏报。大明初定，一些大臣争权夺利，形势复杂。乱世出重典，严格刑法方能稳定局面。朱元璋暗下决心，一定要以非常之法，救非常之弊。
　　 雪花在《律令》中潇潇洒洒舞了6个冬天。这6年，朱元璋同志对法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每每对各地执行操作《律令》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雪霁初晴，朱元璋心情极好，遂命太监传刑部尚书刘惟谦进宫。朱元璋对刘惟谦说：“小刘同志，你负责大明的司法工作，一定对《律令》有着深刻的感受。朕命你以《律令》为基础，重新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法律。我想好了，新法就叫《大明律》。”刘惟谦诚惶诚恐应允：“皇上圣明，臣一定不负厚望。”刘惟谦接了这份活儿倍感责任重大，回去后立马邀请京师内外所有的法律学者和专家，在刑部专门腾出的两间办公室里开始加班加点工作。对参加加班的同志，刘尚书还自掏腰包，买了许多烧柴和茶叶，让大家在温暖的屋子里干活，而且还能喝到上好的茶水。不到三个月，也就是洪武七年二月，《大明律》终于出炉。其篇目仿《唐律》分《卫禁》、《杂律》、《断狱》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在听取刘尚书的汇报后，朱元璋同志说：“《大明律》是我朝开创以来的第一部大法，必须要突出一个‘严’字。法若不严就是自毁长城，自挖墙脚。我们要通过《大明律》，让天下臣民不想违法不敢违法！”随后，朱元璋花了3天时间亲自审阅《大明律》，可谓字斟句酌。对其中量刑较轻的地方，朱元璋都进行了细致修改，使《大明律》成为“严”字当先的“不刊之典”。
　　 《大明律》刚性十足，可操作性极强。颁行天下后，朝野上下各行各业秩序井然，遵纪守法者越来越多，人人行为得以约束。凡触犯《大明律》者，很难法外逍遥。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同志又命人对《大明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大明律》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包括五刑、十恶、八议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自此，中国历史上法律体例焕然一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那位性情宽厚的太孙朱允炆同志认为《大明律》用刑苛重，量刑应适当减轻。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太孙，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大明律》中70款重刑条文重新进行了修改。在《大明律》三次大规模修改中，朱元璋同志自学成才，成为一名伟大的法学家。在后来的嘉靖、万历时代，《大明律》虽屡经修改，但总体上都保存了朱元璋同志的思想精髓。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今人多羡慕古人能娶小妾，联系《大明律》，不禁哑然失笑。《大明律》中《户律》第六卷第三条明文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可娶妾，违者笞四十。”也就是说，您如果是个没有高贵身份的人想娶小老婆，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无子，年龄四十以上，而且只能娶一个小老婆。如果违反规定，你就要先挨40鞭子。若你是普通百姓，即便有钱想雇几个佣人那也不行。《大明律》中《户役》第四条规定：“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当然，在维护《大明律》尊严的幌子下，一些忠良和无辜者遭到诬陷迫害的也屡见不鲜，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重要的法典，《大明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草创于朱元璋登基前，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代。它特色鲜明，条目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对清朝、民国乃至新中国法制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在法制建设的历史上，《大明律》光彩夺目，朱元璋同志更是功不可没。
　　 因《大明律》的诞生，明朝的雪纯洁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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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雪轻柔如絮，就像胡惟庸家里豪华的被子一样绵软舒适。
　　 在朱元璋同志的光辉业绩中，丞相是一个关键词。自打登基后，洪武皇帝朱元璋对丞相这个职位一直很矛盾。从李善长、徐达到汪广洋再到胡惟庸，像走马灯似的调换来调换去，而胡惟庸后，明朝索性就不再设丞相一职。到了清朝，这一职位也未出现。也就是说，胡惟庸光荣地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丞相。
　　 胡惟庸这个人说白了，有野心没胆量，有贪欲没素质，在往具体一点儿上说，此人乃十足的小人。最早这个人具体干啥，到现在都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李善长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能帮就得帮。在李善长的积极推荐下，胡惟庸自然前途光明。他先后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中书省参知政事，朱元璋当皇帝第6年，在换了3任丞相后，经过民主测评、群众推荐、组织考核，最终胡惟庸同志被任命为右丞相，没过多久，又从右换成了左，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重臣。胡惟庸这个人没当丞相时还比较谦和，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加之一副气质内敛、做事谨慎、沉稳老练的模样，很受朱元璋同志的喜爱。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岂不知，没有勃勃的野心怎能有如此的演技？胡惟庸在演戏，在努力演一场完美的戏。
　　 要说，胡惟庸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那是扯淡，毕竟假的就是假的，演得再真，总有露馅的时候。对胡惟庸的品质，刘伯温早就有评价。洪武元年的第一场雪，刘伯温就在皇宫中向元璋同志坦陈胡惟庸不可重用：“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车辕就会断裂犁杖就会残破，国家必将受其拖累。可朱元璋同志不以为然，还把刘伯温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惟庸同志年富力强，说话办事很谦虚，群众关系又很好。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要有度量，要向他多学习，和他搞好关系。刘伯温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刘伯温目光锐利，早就引起胡惟庸的嫉恨。那年，刘伯温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率御医前往探寻外加看病。一副毒药任刘伯温修行再好，也无力回天。最终，睿智的刘伯温同志还是没有躲过胡惟庸的毒手。
　　 小人向来是人一阔脸就变。报复心极强的胡惟庸当上左丞相后，权势显赫，遇事专断，骄纵跋扈，彻底丢弃了原来那副小心谨慎的面具。他官气十足，对百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套，谁若不服，就向元璋皇帝进谗言，把白的说成黑的，让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阴险毒辣可见一斑。朱元璋同志还真愿意听信胡惟庸的话，不经调查，经常处置胡惟庸的眼中钉肉中刺。可胡惟庸却感觉意犹未尽很不过瘾，索性绕过朱元璋直接搞“老子就管你们了，我不一手遮天谁能一手遮天”的一套，把没罪的定为有罪，把小问题变成大罪过，甚至生杀废黜大事，都不向朱元璋同志汇报，自己直接处置就是。就连大臣们给元璋同志的奏章，胡惟庸也要先审一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一律扣下。这样，没多久，百官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那些热衷功名善于钻营者，则纷纷投靠到胡惟庸的门下，送钱送物送美女不亦乐乎。正直的徐达对此深恶痛绝，向昔日的老战友今日的皇帝朱元璋同志投诉胡惟庸。朱元璋把批评刘伯温的话又向徐达重复了一遍，并加了一句：不要庸人自扰，要“将相和”。
　　 徐达做不到“将相和”，可胡惟庸却在朝廷内外到处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个人很讲乡情，凡安徽籍的官员大多都在他的圈子内。为了与太师李善长密切关系，胡惟庸居然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亲侄子李佑，真是门当户对好成亲那。这还不算完，胡惟庸还善于拉拢朱元璋同志的反对者，比如陆仲亨和费聚两位。胡惟庸的相权越来越大，而朱元璋的皇权则越来越受到威胁。总有一天，你老朱也要听我指挥。胡惟庸一边搂着美女喝着小酒，一边欣赏着庭外的雪，舒服至极。可胡惟庸高兴得有点儿早了，殊不知，朱元璋重用他自有重用的原因，那就是他原本很勤勉很克己，一旦抛弃了这一点，等待他的除了不满外，就是杀身之祸。你以为你是丞相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的权力再大也是我给的。现在，你不知天高地厚跟我玩起了轮子，你就去死吧！
　　 很多人对朱元璋杀胡惟庸报以同情，甚至质疑胡惟庸的谋反罪名是否属实。其实，谋反不谋反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皇权的存在。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朱元璋同志终于以“谋不轨”罪名，果断地杀了胡惟庸，与胡惟庸一同殉葬的还有他的九族包括讨好卖乖的不成功人士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
　　 临死之前，胡惟庸望着满天的飞雪，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升天还是会下地狱，但有一条他已清楚了，那就是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与自己的魂灵一样马上就要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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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雪降吉祥，朝廷选贤良。明朝的雪飘来飘去，飘到了洪武二年。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可以过安宁的日子了。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看着朝堂之外的雪，求贤若渴的朱元璋与大臣们商量：“历朝历代都有选拔人才的方式，我大明江山要千秋万代，需广募贤能。”李善长上前奏本：“陛下说得极是，自隋唐以来就有科举制度。我朝新立，理应效仿古人之举，面向天下招贤纳才。”刘伯温上前奏曰：“隋唐科举制度还很有局限，我们可借鉴其长发扬光大。我认为，实行科举不能搞‘一勺烩’，更不能一次只招那么十几名。应分成几个层次逐级选拔，并扩大招贤规模。”看来，扩招一说，早在明朝就有了。朱元璋闻听大喜，立即昭告天下，定科举法实行科举取士制度。
　　 实行扩招，科举范围广了，这对那些想从政的大明子民来说无疑是最利好的消息。于是，天下有志从仕者纷纷弃农、弃商，开始十年寒窗苦读书。在《明朝的雨》中，我曾经提到过明朝的科举等级和方式，这里不妨再赘述一下。明朝科举完善了武举和殿试制度，以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而考试又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院试的考生叫童生，参考者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不等。这一级主要在州县范围内。通过一年一度的严格考试，成绩优秀者为秀才。考上了秀才也就摆脱了平民身份，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不须徭役，见到父母官也无须下跪。乡试绝非乡间考试，这是省级统考。在这一级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明朝规定参加乡试者要符合“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及十五之上”等条件，否则不得报名。三年一考的乡试中举名额极少，命中率比现在公务员录取率还低。但凡中举者，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如果你见过哪位举人去参加地方官员的追悼会，别以为他和这个官员是亲戚，很大可能是来探听虚实想替补空缺的。会试也是三年一考，考试时间一般在二月份，地点为京城贡院。考第一名的叫会元，其他入围者为贡生。凡考中者，定能谋上一官半职。会试成功者最后参加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主考的殿试，相当于今天组织上选拔领导干部。根据考生的表现，再划分三甲：一甲为进士及第，状元、榜眼、探花，名额各1名；二甲叫赐进士出身，名额若干；三甲叫赐同进士出身，名额若干。殿试成功者均视为国家栋梁，最低职务是副处级。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时候是不允许女子参加科考的，也绝没有《女驸马》中冯小姐女扮男装中状元的事。明朝科举考试是天下从政者的主要途径，也是光宗耀祖的最好办法。儿子很小的时候，我逗他：“宝贝，长大了干啥去？”儿子奶声奶气地说：“考北京大学，当状元。”北京大学每年确有文、理科状元，但此状元非彼状元。明朝的大学生只称为监生，状元在那时可是三年才出一个啊。
　　 身份论尊卑，学历最重要。你是进士但你当的官不一定比举人当的官大，可一旦举人出身的官员知道你是进士出身，他马上就会站起身深施一礼。若都是进士出身，那就比年限。我比你早三年及第，即便你年长我几岁，你也得给我行礼。年限比完了，就该比具体名次了。我是二甲第二名，你是三甲进士，那你就该给我再次行礼。这个麻烦那，想想当年这些科举成功人士可真够累的。哪比今天啊，管你哪所大学毕业，只要是国家承认的学历，一考上公务员，只有凭行政级别论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