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粒微尘细沙。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相当多的时间。有时，十年光阴完全能改变、重塑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文革十年，在没有经历过的人眼里，不过是一段故事，或者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至今记忆犹深。那种刻骨的彷徨、失落与遗憾，是今生今世也难以忘怀的。
　　
　　 【一】文革初起
　　 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我随病退的父亲回乡，转学到另一个县城的中学读初一。我还没完全熟识同班同学的名字，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就来了。一夜之间，校园里的所有墙头上贴满了大字报。那铺天盖地的白纸黑字上面，写得都是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名字，以及一些本与我们毫无相干且闻所未闻的事。
　　 当时的我们，只是一群充满幻想的幼稚初中生。对于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并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盲目地跟着起哄，挥舞着拳头狂喊口号而已。能够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我们觉得很新鲜，也很刺激，更多的是莫名的放松。哪里想到若干年后回忆起这场文革对我们的影响，只能用痛心疾首这个成语呢？
　　 学校召开的第一次师生大会，是欢迎赴京回来的校长张绍九。
　　 那天，踌躇满志的张校长高坐主席台上，肥胖黑红的大脸兴奋得放光，大谈他的京都之行：京城怎地热闹，中央怎地下了决心要清理阶级队伍，要彻底捣毁形形色色的“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一锅烩。那天，张校长那富有宣传、鼓动的铿锵言语，把坐满了学生的大礼堂渲染得群情激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们学校一批率先革命的师生，以他们过人的政治嗅觉，挖出了隐藏在学校教师队伍中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教导处李主任和他的妻子。
　　 李主任是学校里最具学术权威的老师，平日里傲气十足，所以揪出他来，台下学生们心里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念头。可我们对他那徐娘半老的妻子却又有几分怜香惜玉之情。她年轻时肯定是个标准的江南美人，讲得一口吴侬软语。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配上天生的双眼皮，皮肤白皙，走起路来袅袅娜娜，曾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平日里，她跟丈夫李主任一样，持才傲物，骄傲得像只孔雀，很少正眼儿瞧学生。但爱美之心却让我们从心底渴望一睹芳容，渴望倾听她那燕语莺声。我想，处在懵懂青春期的学生尚且如此，可见那些僻地小县的男人们，更是百爪挠心的痒痒了。
　　 那场平生第一次参加的批斗会，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李主任穿着整洁的白衬衣、蓝裤子，一双黑亮的皮鞋。他平时很注重仪表，即使是被押上台批斗，穿着上也不肯马虎。与整洁仪表极不协调的，头上戴着白纸糊的圆锥形高帽子，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黑字。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的木牌子，在“打倒李xx”几个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叉，木牌很沉重，使他不得不低下头，佝偻起身子。偶尔侧目，用怨怼的眼神瞅着批斗他的人们。
　　 李主任的身旁，是他那漂亮的妻子。原本一头乌黑大波浪卷发，被造反派们强行剪去了半拉，成了阴阳头。两只破鞋垂挂在胸前。她穿着那件合身的布拉吉，外面套着那个年代几乎见不着的粉色胸罩。显然，这是那些垂涎于她的美色，却吃不到葡萄的淫邪之徒干的好事。
　　 她的脸上是冰冷漠然的，紧闭着双唇，嘴角流下一缕细小的红线。现在想来，当年的她，许是因反抗而遭了耳光，更可能是她不堪忍受种种羞辱而将唇舌咬得出血。
　　 不懂事的我们，就那样坐在烈日下，看耍猴似地注视着台上的批斗。听那些造反派师生滔滔不绝地历数李主任夫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与糜烂的生活作风。
　　 原本负责敲钟打杂的工友，此刻神气活现地成了批斗会场的主宰，连那些平日里对他不屑一顾的老师们，此刻也唯唯诺诺地看着他的眼色行事。
　　 烈日，炙烤的人们如身处蒸笼般难受。我看见李主任那被汗水打湿的头发披贴在额头，整洁的衣裤早被那些人推搡得皱皱巴巴，多了好几块醒目的黑指印。
　　 突然，会场起了一阵骚动，我看到李主任的妻子栽倒在地上，眼睛紧闭，脸色苍白得像张纸。工友走上前，用脚尖踢了踢她的髋部，喝道：“臭娘们，起来，装什么死？”
　　 地上的人毫无反应，工友装腔作势地举起拳头喊道：“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台子底下，稀稀拉拉的声音凌乱地附和着他。
　　 我动了恻隐之心，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批判词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只是对漂亮的女教师有一种怜惜之情。觉得她是那样的高雅，那样的卓尔不群，是该被人疼惜呵护的。现在的场面，如同一朵娇贵美丽的牡丹花，被一只肮脏的大手攥搓着，蹂躏着，让人恶心和切齿。
　　 我还看到，曾做过动员报告的张校长，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偶尔，工友会将颇有深意的视线转向他，他只是在嘴角挤出一丝皮笑肉不笑，但眼神是闪烁复杂的。
　　 仅仅一天后，站在台子前的主角就成了张校长。他胸前挂的牌子上的字是“打倒走资派张绍九”。
　　 批斗会一场接一场，主持会场的除了那个工友，还有一拨又一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批斗现场的主席台上也不再是开始的文斗，除了拳脚相加，有时候还用上了棍棒。许多原来批斗别人的，也陆续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风声鹤唳，斯文扫地，老师们个个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站在台前的是谁。
　　 幼稚懵懂的我们，像观看走马灯一样参加一场场乏味的批斗会。直到我再次转学离开，我都没弄明白批斗的内涵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大串联
　　 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我又一次转学，到了离家更近的一所中学。
　　 那时候，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一间书声琅琅的教室，摆不下一张用心学习的书桌。转到新学校不久，正赶上最后一批红卫兵大串联。于是，我跟着教外语的陈老师和十多个男女同学，踏上了南下串联之路。
　　 母亲听说许多年轻人出去串联后，再也没能回家。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外出串联。想想看，我从没离开过家，出过远门，而且我又是那么的弱小。可在那时候，红卫兵小将的前进步伐和顽强斗志是所向披靡的，家长们根本阻挡不了、也不敢阻挡自己儿女的革命意志。母亲在亲眼看到由陈老师带队的串联队伍，亲手将我托付给住在一个大院的学姐后，无可奈何地目送我随着大伙儿离家。
　　 我们出发的日期，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天，是那样的苍白干冷。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蓝卡其面“二大袄”，背着乳白色配大朵茶花的被子，背包带子上还插着一双球鞋。斜挎着的草绿色书包上，印着一颗红心，托起伟人的半身像。包包旁边，用白毛巾系着一个黄色的搪瓷茶缸。
　　 我们的队伍从住地马厂出发，沿着钱集、塘沟一路向东南进发。沿途，贫瘠的冻土上那稀疏干黄的麦苗在寒风中瑟瑟地抖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乡村土路上除了野地觅食的鸟雀和几只虎视眈眈的土狗，几乎看不到行人。经常要走很长的路才会遇到一个村庄。偶尔会有几个冬日农闲无事可做的老乡，缩着脖子，将两手笼在棉衣袖中，跺着两只脚，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过往的路人。身旁的小狗们狗仗人势地吠叫着，戗着颈毛。似乎好奇，又似乎排斥着我们的串联队伍。
　　 村庄的土墙上，到处用油漆刷着黑色或是红色的大字标语，诸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字样，右下角标着“红联会”、“农总司”等等落款。平原地区的乡村虽是贫穷，但并不封闭。因此，革命的步伐始终是紧跟形势的。并且因为与城里同派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拉近了城乡的距离。
　　 我们的领队陈老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个子很高，两颗门牙的间距很宽。听说他已经娶了媳妇，但他丝毫不像是有了妻室的人。和学生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没个正形。大家也乐得有人带着耍。每当耍闹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用眼光瞥着队伍中的妹妹小雨。在遇到小丫头冷冽责备的眼神时，他会稍稍地收敛自己的言行。真没想到，五大三粗的汉子，竟会怵一个毛丫头。也许，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陈老师的妹妹小雨，和我同岁，我们俩是串联学生中最年幼的两个。邻居琪俊姐姐因了我母亲的托付，尽责尽心地照顾我，并捎带上了小雨。在我的眼里，能干的琪俊姐姐就像个“小妈妈”。在家里，她煮饭洗衣，照顾身体不好的父亲和一群很小的弟弟妹妹。所以，她懂得很多，也会做很好的饭菜和针线活。
　　 高我们两个年级的方明和赵云，总是迈着两条长腿走在队伍前头，故意将我们拉下很远。方明脸色白皙，文绉绉的，被同学们戏称“假大姐”。赵云是有媳妇儿的人了，和我们这些小屁孩没有共同语言。我老远地看到他边走边侧过脸和方明说着什么，“假大姐”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那时，我很纳闷，他们究竟说些什么呢？会不会是说我们的坏话呢？
　　 对于串联，我很兴奋，认为走出家门，真的就是海阔天空，真的就是长见识了，因而兴致勃勃地走一阵跑一阵。但不久就累了，肩上的背包越来越沉，两条腿像灌了铅。尤其在中午走过化冻的土路时，两只脚粘成两个大泥坨，走几步就要使劲地甩去脚上的泥巴。队伍行进的速度明显地慢了许多，原先欢快的歌声也被“哎哟哟”给替代。
　　 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里。
　　 天暗下来，四野雾气茫茫，隐约只看到脚下的路。周围的暮色里，像隐藏着无数只妖怪，寒风在路边电杆瓷壶上发出低沉的呜咽或是尖利的啸叫。我已经没有力气走在前面，却也不敢落在最后，生怕黑暗中哪里会突然伸出一只手，拽住我的脚脖子。
　　 还好，琪俊姐姐始终不离我们左右。再后来，陈老师也停下脚步等着我们，呲着他那宽缝门牙的嘴笑着说：“丫头，走不动了吧？再坚持一会儿，前面就有镇子了。”
　　 我抬头使劲睁大双眼向黑暗的前方看去。可不，远处黑暗中忽闪着许多亮点点，一眨一眨得像一颗颗小星星，又像是萤火虫屁股上那粒忽明忽暗的小灯笼。
　　 那天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到达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是在一个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教室里，贴着四壁堆放着课桌，腾出中间的地方摆了两排简陋的木床。床上没有被褥，只铺着厚厚的稻草。这间房住着十来个来自各地的女生，光是我们一行就是五个。琪俊姐，我和小雨，还有大个子黄家孝和小个子柴忠芳。
　　 放下背包，我一屁股坐在稻草铺上，才感觉脚下阵阵刺痛。脱去鞋袜细看，发现脚掌上长出好几个指头大透明的水泡，火辣辣地疼。
　　 琪俊姐打来一盆热水，先让我泡脚，然后托着我的脚，用针线包里的细针轻轻地刺破水泡。拔下一根头发，从水泡里穿过。泡泡里的水顺着发丝流出来，濡湿了整个脚板。按理说，这些水泡是不能挑破的，要让它们自己吸收完水分空瘪下去。然而，明天天亮我们又要出发，脚上带着泡是不可能上路的。所以只得挑破了放水，那样虽免不了疼痛，但勉强可以走路。
　　 那一夜，我们睡得很沉，巴不得天不再亮。
　　 第二天的行程更艰难，十来个人有一半成了瘸子，呲牙咧嘴地在路上摇晃着前行。
　　 又是一个黑夜来临，路边枯黄了的野草不知被哪支串联队伍给点着，蔓延成了一大片。却又因天冷，因疏草孤立而很快熄灭，只留下一片焦黑的灰烬。
　　 这一天，我们只走了二十多里路，便再也不想挪步。
　　 虽然我们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我们到底还是成了怂包。
　　 到南京的几百里路，我们足足走了一星期还没到。途中，见到接待站我们就像见到了救星。亟不可待地加快脚步，去享受那寡淡的白菜烧豆腐、豆芽烧粉丝和刷锅水样的米汤。那年月，这种待遇不算差了，而且是免费。对于到处吃白食的红卫兵来说，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何况，进了接待站，预示着可以好好休息一阵子。
　　 对于没吃过苦的我们来说，长途跋涉的确辛苦，但前头充满未知的诱惑远大于天寒地冻和劳累，我们坚持下来了。没想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却是娶了媳妇的赵云。在到达南京之前，他的背上生了“搭背”。俗话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老中医的女儿黄家孝和大姐姐琪俊似乎对这种恶疮有些见识。她俩配合着将赵云的衣服后襟掀起，露出宽宽的脊背。在一处毫不起眼微红的皮肤上下手，用一根缝衣针挑破皮肤。天哪，竟然露出一截白线样的东西。琪俊姐用针挑得那根线“咯嘣蹦”响，终于将它挑断，说是敷上消炎药粉就会好。琪俊姐抹着额头的汗说，若非是治得早，那根白线长到深入骨髓，可就有性命之忧了。
　　 那天，我看到娶了媳妇的赵云疼得直哭鼻子。第二天，他借着回家养伤的理由，退出了我们的串联队伍。有人说，这是“搭背”帮了他的忙。其实，他早惦记分别几天的妻子了，真没出息。
　　 离南京还不到一百里的时候，我们累得再也不想走，于是拦了一辆货车。之前，大个子方明曾经拦过一辆，那车开得擦到方明的身子才停下，司机伸出头骂了句：“找死啊，闪开！”然后加大油门绝尘而去。恨得我们指着那辆车回骂道：“奶奶的，你才是去找死呢，急着去投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