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元标（1551年－1624年），姓邹，名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省吉水县县城小东门邹家人，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与赵南星、顾宪成号为“三君”。邹元标自小聪颖好学，9岁就学儒家经书，22岁考取进士初入朝为官。多次犯颜直谏，以致数次被杖，屡遭贬谪，但老了性情有所缓和,能够肯定自己年轻时的喷青行动为不够成熟所致,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宁折不弯的著名大臣、学者、哲学家。1624年卒于家中，享年七十三岁。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授忠介谥号。
　　 1571年,20岁的邹元标跟随嘉靖进士胡直外游，他们到过许多名山大川，也访询了诸多的书院。从而结识各家学说，影响深厚，所以立下为学之志。他品行专一，学习刻苦，敢于碰硬。他一向认为：作为一个有道德和上进心的人，就不能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应具坚强不屈的拼搏精神。
　　 1572年他在南臬书院讲学。这人自小就是个神童，《明史》上说：“他‘九岁通晓《五经》，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似乎考试的道路对他常开绿灯一般，1573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举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妒忌，实乃春风得意马蹄疾也。
　　 邹元标考取进士后，入刑部观察政务，与伍惟忠结为至交。他做人一向胆大，敢于揭露社会丑恶现象。1573年九月二十六日，首辅张居正父亲病逝，他居丧之时却不回家悼丧尽孝。
　　 年底，围绕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后他是否要回家悼丧尽孝？朝臣们个个皆争论不休。而邹元标刚处见习期，此时的他还是个办事进士，用如今的话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国家的大是大非问题根本论不到邹进士评头品足。
　　 如此一个尚未站稳脚跟的官场新鲜人，按正常的逻辑，肯定是老老实实地看热闹吧，国家大事岂能轮到他操心?可邹进士是个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小年青，说他为这时代的喷青,一点也不为过。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邹元标，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烈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张居正不回家悼丧而“夺情”的荒谬。奏疏写毕，正准备入朝经太监之手传递给皇上过目，恰好碰到吴中行等四人被廷杖，当着群臣的面廷杖皇宫大臣，则是杀鸡给猴看。目睹上书弹劾首辅是如此下场，多数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临危不惧，斗志更旺。待吴中行等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请求某太监转递，又恐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就谎称太监说此为告发造假的折子，而且还给这位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顺呈皇帝亲眼过目。
　　 较之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顾忌。他指出张居正“才能虽说可以，但学术则偏颇。志向虽有所作为，但自胜心太强。”更有几句是专门切中人要害的话，比如：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还没定，先生既去，将前功尽弃。”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回家尽孝，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向皇上进谏猛批：“张居正是个不遵五伦之道的人，他父亲在世时难得照顾，死了也不回家奔丧，却还对世人虚夸自己是非常之人。由此得知，他若不是狂妄自大，就是像猪一样的禽兽，这种人难道也是非常之人吗？”。
　　 不管谁对谁错，话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则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奏折，惊恐和震怒是可想而知的，结果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而且打得比吴中行等更狠、更无章法。
　　 一个初出茅庐，在朝廷没啥人脉关系的白面书生被皇帝下旨廷杖，有谁敢冒险上疏求情呢？所以，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那厮，狂躁可恶，但考虑他为初犯，不施重惩,姑且依照艾穆例轻治，若以后再有迷顽不误者，必遵祖宗之规矩重罚不饶也。”
　　 也许是皇帝和张居正顾意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也有可能是他俩因觉得理亏，所以就不便大开杀戒。尽管放过了邹元标的死罪，但他的活罪难饶，这个愤青的人微言轻者，需比前四人的用刑更重。当时就有人暗中记载邹元标被杖的细节：把邹元标的两片屁股分开，左脚垫在右大腿下面，因此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紧靠在一起大得多。廷杖结束，半死不活的邹元标被抬出来后，狱卒用手剥了一张黑羊皮，包着药，贴在他的屁股上。因他此时毕竟年轻，且恢复力强，结果他屁股上的肉才得以重生。遭受这般折腾后,邹元标落下残疾，天阴时腿痛，走路也不利索了。而皇上的怒气未息，下令将他逐出京城，发配贵州。
　　 1582年，邹元标又被召回朝中。他又多次上疏改革吏制，医治民疾，因而触犯了皇帝，被视为“逆君犯颜”，再次遭到贬谪，遂降为南京吏部员外郎。从此他达八年之久远离朝政，只潜心研究理学，似乎过着无官一身轻的生活。
　　 1590年至1620年，邹元标整整三十年居家讲学，未涉仕途。在这期间，他刻苦钻研理学，著书立说，闭门不出。因所学成绩突出，从而有机会结识仁人志士，终与顾先成、赵南星成为“东林党三君”。
　　 1621年，邹元标受命重返京城，鉴于朝内党派纷争，大臣们心术不正之境况，遂向皇帝进谏“和衷”之议。他恳切地指出：今日之国事，皆二十年诸臣自酿所致。过去没有做到荐贤选能，未能及时让有真才实学者入朝理政,而是禁贤逐能。朝中大臣之间不是各自摒除私心杂念，精诚团结的共谋国事,而是专心分门立户,各霸一方,互不相让。现在当务之急，是群臣“和衷而已”。以前“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固执造成朝官不明事理的大有人在，最终让国家遭受祸患。”。今后评价一个人“当以稳重为主，毋轻易着笔说嫌。”评论世事“当关前顾后，不随意下结论罢了。”。如此才能做到“以天下万民之心，衡天下万世之人和事。”、“惟有官吏处事公平合理,则国家自享安定和谐之福”。由此,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邹元标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在晚年时，他还举荐重用涂京浚、李邦华等11人，受到皇帝的特别褒奖。他还提出开发荒地，积聚财源，加强军备等诸事。为原受诬蒙冤的大臣平反昭雪。对于时政，邹元标也数陈良策，认为当今朝中大臣最主要的工作是：“团结同僚，勤俭节约，广纳人才，停止纷争，养精蓄锐,为国家贮粮财，为小民除疾苦。”这些都得到皇上的认可，逐渐在朝廷树立了清直的形象。
　　 邹元标回归家乡吉水后，仍不忘国事，常上书给皇上谈论军事思想，推荐朱变等有用之才，可谓为大明朝尽心尽力。他一生清正廉洁，不顾安危，不计名利，专心治学。自然名誉颇高，确实堪称一代名臣。
　　 有人就觉得奇怪，说邹元标刚当官时爱憎分明，不畏权势，为什么老了后要做和事佬呢？认为他已没有年轻时的气节了。邹元标回笑道：大臣和说客不一样。舞弄风骚，是说客的特长。而做大臣如果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性问题，就要想方设法护持国体不动摇，怎么能再像年青时那样最爱冲动急躁呢？
　　 万历帝剥夺了张居正的官爵、谥号，到了熹宗时，大明已千疮百孔，危在旦夕。此时，人们才感觉到张居正这个非常之人的难得。正是在邹元标的强烈要求下，皇帝才下旨为张居正平反雪耻，恢复官职名义，被剥夺的官爵谥号等又归还给张家。
　　 因触怒张居正而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愤青邹元标，到了官居二品，年近古稀，将要离开人世去西天时，才完全理解当年的张首辅了。这也许是一个愤青成熟的必经之路和坎坷人生，惟可惜这份理解和成熟却晚至了四十年。
　　 邹元标的一生，除主要从事政务和讲学外，文学上的成就也很不少。他一生写作较多，主要有《愿学集》8卷、《太平山居疏稿》4卷、《日新篇》2卷、《仁丈会语》4卷、《礼记正议》6卷、《四书讲义》2卷、《工书选要》11卷、《邹南皋语义合编》4卷。
　　 诗歌是邹元标创作的主要作品，他现存的近二百首诗歌中则有不少佳作，尢其那些写景记游的作品，写得十分有趣。他刚正不阿，忠心耿直的精神和品德一直在人们中传颂，在邹元标家乡之吉水县，至今仍流传着“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的歌谣。为表对他的诚心我诗又颂：志大才高正气飘，年青进士入明朝。清官受杖无惊胆，硬汉遭凶更挺腰。棍打元标终不死，刀割韭菜又发苗。国家命运忠臣掌，百姓安危勇士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