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事需回乡一天。
　　 坐个车子回去是很方便的，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且我是喜欢打车的，因而更觉便利。所谓行程不过是熟悉的景象再次从眼前过一片，自己有意无意地接纳着、排斥着、麻木着，在思绪无规则地运动半个小时之后，大功即可告成。
　　 宽阔的柏油马路、沿路整齐的楼房，屋面上的太阳能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络绎不绝的大货车和小轿车穿梭而过。在新农村建设的框架下，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底子上，毋庸置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正快速地书写着现代化的质变，与我们逐渐的老态相比，它反倒越来越精神了。
　　 我却更惯常于寻找和我一道行将老去的人以及物件。
　　 比如我不经意间看到了某些路边屋角生长的苎麻。
　　 在我的心目中，苎麻不仅仅是一种作物，还是一个时代。
　　 并不飞速的车辆一并将我拉回了那个苎麻遍地的时代。
　　 苎麻是一种农作物，大多长在山地里，长得好的可以有两到三米的高度，笔直挺拔的样子，因为栽得比较满，密密麻麻的，加上顶上的叶子很茂盛，所以远远地看麻地黑压压的，像是个林子一般。它应该是特别乐于我们山里的土质，山里几乎到处都是，家家都有，是最贱命的东西。一年两季，依次为夏秋两季，也不需要怎么料理，到时候就得去料理，分别称为头麻和二麻。头麻比二麻生长的周期更长一点，所以长得要好许多，产量至少是一倍还要往上一点。
　　 对于苎麻，我们起先是喊冤的。一来数量大，每家每户都有大片的麻地，数量不菲。虽说平时不需要料理，可是收获的时候还是比较费事的。那毕竟是需要一匹匹地麻杆上剥下来的。那个活计我是熟稔的，首先找个长竹竿上下拍打着麻叶，然后将每根麻杆折断，将手塞进麻杆与麻皮之间，然后往后一退步，借助手的力量将麻皮撕下，放在手上，这样才算完成了一根苎麻的采集。事实上一大片麻地里面有多少根呢？一斤麻皮该有多少匹呢？工作量的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问题是剥下麻皮只是第一步，还有将手里的麻皮扎成麻头在水里浸泡半天的样子，然后在用麻刀一匹匹地刮，只能剩下里面白色的部分。再将它们一把把地暴晒，直到完全晒干为止才可以储藏起来，等待着变卖。当然，麻地里剩下的半截麻杆还得锄平，这个事情才算彻底结束。
　　 我很小就参与过这项劳动，因为地多，因为人少，因为一个劳力一天不外只能对付个三五斤的样子，因为必须得在那么十几天内完成，而且还得赶在晴天才行，所以剥麻的时候实际上在时间上是很紧张的。我是剥麻的能手，母亲总是夸我剥下来的麻握在手里很整齐，比我只大一岁的姐姐则是全面的好手，不但剥的整齐而且刮得迅速，当时被认为是村里做农活的好苗子，那时我们不过十岁左右。
　　 而且，村里人干活有个不好但却非常坚挺的习惯，就是起早。似乎越早越好，四五点算是迟的了，一两点种带着手电剥麻是司空见惯的。我和姐姐都还在睡梦中就被母亲拖起来，一个拿手电，一个拿竹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通往麻地的曲折小路上。
　　 那个时候，露水已经浸润了大地一遍，山风因为夜晚的宁静显得格外地响亮，有时还能看到发白的月光均匀地洒在山涧里的溪水里，折射出诸多放大了的影象，可能是山，可能是树，也可能就是麻地的倒影。我们赤脚从溪水里通过，浑身从上到下一个冷战，似乎能让我们迅速地清醒。不过年龄对睡眠的抗拒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便是开始剥麻的时候，我回忆当时的状态只能算是梦游。
　　 做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干活的，因为你必须要干活。
　　 做不喜欢的事情，时间就会过得很长，我们一匹匹地撕扯着苎麻，节奏均匀得就像时间的分布。我们相互没有任何言语的交流，像一个个木讷的机械反复地重复着弯腰、后退的动作，既不会抬头看天，也不会关心粮食和蔬菜，即便麻叶会不时地落在裸露的皮肤上引发瘙痒，但也不过像老水牛用尾巴扫苍蝇一样，扫过了苍蝇还在，这个动作更大的效果只是心里的慰藉。
　　 我们厌烦着这样的劳作，却也只能无奈地忍受。苎麻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填充着我们每一个夏季，也陪伴着我们痛并快乐着的童年。
　　 忽然有一天，苎麻彻底翻身了，像只土鸡变成了凤凰。原来几毛钱一斤的苎麻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某一个夏天价格连续上涨，先是两块、三块最后居然长到了七八块一斤，真是长安米贵。现在人对数字可能不太有反应，我们可以简单地换算一下，我九二年参加工作，一个月是一百三十块钱，那时大米是供应的，一斤只有永恒的一毛三分九，在村里盖一幢楼房要不到一万块钱，都是可以用苎麻的斤两对应的。
　　 只要有苎麻，有更多的苎麻，那么我们可以吃肉、可以买家电、可以建房、可以娶媳妇……什么都可以。寂静的山村热闹起来了，原本无人料理的麻地开始被锄得干干净净，有人大框小框地施肥，还有人不时地往麻地地转悠，精心呵护的程度不亚于出生的婴儿。面对金钱的指引，活泛的人可以拓宽视野了。原本的麻地太小了，要扩大，所有的蔬菜地改成了麻地，稻田也栽上了苎麻，庭前屋后也是苎麻。一时间，那是一个苎麻满满的世界，人们起得更早，收获的更多，夜气更深的时候居然能传来清脆的吆喝声，甚至是歌声——不成调的小刀戏。
　　 拖拉机轻快地穿梭于家家户户，苎麻的产量翻了好几翻，每到一户，左手是成捆的钞票，右手是成堆的苎麻。村里炊烟袅袅，酒香四溢，不经意之间，原先的茅屋轻巧地变成了平顶、楼房，家家户户都购置了电视机（我家的电视也是那时候买的，尽管我家产量算是很底的），穿着红衣服戴着珠花的外村女子不时地随着鞭炮声以新娘的身份进入村里，昨天还在愁媳妇的小青年，今天就可以昂首挺胸了，喜从天降的是，已经单身多年的中年人忽然因为苎麻而枯木逢春。那个在村里成天转悠猪粪的老头忽然一声快意地咒骂：这样下去，我们村里的狗子都能娶到媳妇了，石破天惊。
　　 我家没有为苎麻改变太多，是个倾向保守的人家，生活几乎照旧，而且我始终对苎麻喜欢不起来。我讨厌深更半夜的起床，讨厌一手乌黑的麻水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清理掉，讨厌那些昨天还是瘪三一般的人有了几个钱之后的显摆与张狂，当然，最主要的是讨厌那种机械的劳作，毫无乐趣可言。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有时腰实在直不起来了就跑到边上抽根烟，母亲和姐姐并没有多少的反应。类似的情况是我在田里挑稻的时候，一百多斤的担子头两趟还好，到了四五趟的时候，肩上的皮都开裂了，那时瘫在地上抽口烟真是解乏的极致。
　　 我抽烟很早，后期的经历也是多有忍耐少有愤怒，因为生活，我时常觉得自己是直接跨入中年的。
　　 苎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其他，成为乡村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无法继续扩张的时候，人们的贪婪没有停留过创新般的尝试。在后来的销售中，必须要暴晒的苎麻变得软软的，那是在过秤之前拼命地洒过水，还有直接往里面塞稻草的，因为颜色区分度并不大，后来索性有人往里面塞铁丝、木条，收麻的人得十二分小心才能减少折扣，原先买主和卖主之间融融的情意逐渐消褪，直至形成了所谓的劳资对立了。
　　 牛肉注水和这个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可能与质量的低劣有些关系，也可能是大气候的缘故，近乎天作孽或是人作孽的宿命，苎麻终究没有摆脱衰败的下场。忽然有一天没有麻贩子进村了，一开始都以为是偶然现象，今年不卖明年总归会有人买的，第二年依然如此，村里的人坐不住了，主动到城里打听，给了很低的价格，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而且还挑三拣四。村民们有些松动，少数人也开始低价卖出了，多数人还在进行着没有对手的拉锯战，家里的闲置屋子堆满了苎麻，最多的储存了上万斤，似乎至今还有人家有着大量的库存，一捆捆地摆放着，那也是老鼠们的乐园。
　　 原来的稻田重新种上了水稻，原来的麻地依旧是自生自灭，长势也大不如前，原来在村口转悠的老头还在转悠，不过他很少言语，人们看到的还是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和佝偻的脊背，而且，似乎佝偻得更厉害，大约接近地面了。
　　 夜晚的月亮依然冷清，我们还是在梦游的状态下去剥麻，依然充满着厌恶，依然延续着无赖，也依然不舍。年轻人再也不愿意耗在这块鸡肋上，纷纷外出，留下了年迈的老人和妇女，她们成了剥麻的主力军，一天下来也能有个十几二十块，总比没有好。而那些小伙子小姑娘连麻地都不愿进的，毕竟很脏很脏的，尤其那剥过麻的手，十几天之内漆黑一团的，怎么能见人？
　　 我家的苎麻生产延续到两千年之后，母亲在我这儿带孩子始终惦记着麻地，父亲有一天拿着一把砍刀将所有的苎麻砍完，然后乐呵呵地对母亲说，你还有的剥吗？母亲又好气又好乐。
　　 父亲不是没有分寸的人，也不是不爱惜这土地上的赐予，相反他格外迷恋村里属于我家的拐拐角角。上次，他一个人跑到外地买了很多樟树苗，把原本全部属于我家的山地当然也包括麻地全部种上了。他说你们以后肯定不认识家里的山地，我种上樟树，别人家的没有，这样只要一看到樟树，那就是我家的。
　　 我想，那也未必，即便知道是我家的又能怎样呢？不还是静静地呆在原地。
　　 土地比我们要绵延的多啊，与它的恒久相比，我们才是转瞬即逝的过客。
　　 其实，父亲也知道。
　　 父亲失败了，因为村里有人养了羊群，见到绿色的就咬，樟树全部变成了秃头。我听说过后，一点都不愤怒，绿色的山里，有一群羊在穿梭不是挺好吗？
　　 比那一片苎麻的天空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