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首2014年，我一直在坚持做一件傻事。
　　 其实，这件傻事是从2013年就开始的。2013年春节，中国作协的邓建华老师，在一次文友相聚的时候，建议我去写一本雷锋的书，写雷锋在团山湖这一段的经历，雷锋在团山湖开拖拉机是1958年，书名可以叫《雷锋在1958》。如果写本这样的书，我是最有理由写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团山湖人。
　　 我口头答应着，说这真是个好创意，其实心里没有动。因为我知道写书的艰难，更知道出书的艰难。写书，写这样的纪实文学，我从来没有写过，何况是写名人，我怎么才能写出新意？即使写好了，书的出版是比写作更难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教师，出书谈何容易，而且从心底来说，我不愿意再自费出书了。
　　 想想这样烦心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没有写作欲望。虽然其中也有朋友们的督促，但是我一直任自己慵懒着，心想：写雷锋的书那么多，也不差我这一本。
　　
　　 （二）
　　
　　 直到我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卞志红。在没有见到卞志红的时候，我听说我们学校附近有个老人曾经和雷锋是好朋友，他曾经给乌山镇黄花岭学校的学生讲雷锋故事，讲自己和雷锋打架的事情。“雷锋打架”就是这四个字一下子钻进我的耳朵，雷锋是天下第一好人，怎么会打架？这四个字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也把他请到我们学校里，请他给我们学校的孩子讲雷锋的故事，原来是雷锋和卞志红一起打耍架，一起切磋功夫呢，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原来雷锋叔叔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点小调皮，他很真实很可爱！我很奇怪，他讲的这些都是故事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在那些雷锋的书上看到过。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老人叫做卞志红，他和雷锋是同年的朋友，在团山湖的时候，卞志红是个当地的放牛娃，雷锋在县里给张兴玉做警卫员常常牵马来水草丰茂的团山湖吃草，他们一个看牛一个看马，互相认识以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因为卞志红一直没有参加治理沩水的战斗，也没有参加开垦团山湖农村的工作，不算雷锋的同事，所以很多年以来都没有被报道采访过。
　　 “也许是我这样的牛马朋友上不了台面吧。”老人憨厚地笑着，把自己称为雷锋的“牛马朋友”。接下来老人又给我讲了很多和雷锋的往事，都非常有意思也有意义，而且在老人的嘴里，我看到了一个真实可爱、有血有肉，也会犯错的雷锋。
　　 老人讲的时候，脸上一直有种沉醉的笑容，透过老人的笑容，我心里一动：这么好的原始资料，我为什么不写下来？
　　 我的心里蠢蠢欲动。
　　 还有一个人是本村的老人李湘枚，他是雷锋的同事、战友也是领导，还是爸爸有几十年交情的朋友，就是李湘枚当初千方百计把爸爸调到团山湖来看病的。不知道他怎么听说我想写书，专门跑到我家里，给我讲雷锋和他的交往，给我描绘他被邀请去弓长岭受到的热情招待的场面，讲在弓长岭学雷锋活动开展的火热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望城。他说：“在弓长岭，哪怕是小孩子的玩具里，坐的摇摇椅，唱的都是学雷锋的歌。”
　　 然后，他告诉我，在团山湖其实还有几个雷锋的老同事没有过世，不过再过五年、十年，这些人就难讲了。这些雷锋的故事，谁来讲呢？
　　 “如果你把雷锋在团山湖的这些故事写下来，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年近八十的李湘枚眼里闪着光。
　　 老人眼里那份热切的盼望好似点燃了我心里的一把火。
　　
　　 (三)
　　
　　 于是，在2013年暑假里，我开始了艰难的采访。
　　 首先，我去望城区档案馆了解团山湖的历史，了解1957——1958年的那些治沩资料，然后又到望城雷锋纪念馆查找资料和拍照等等。虽然他们听说我一个乡村教师要写雷锋的书有点不相信，但是当我掏出省作协证和望城区的人大代表证的时候，他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
　　 然后，我对村子里那些原来雷锋得老人进行了采访。我原来以为这个采访应该毫无难度可言，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
　　 常常听说了某个老人的名字，却和本人对不上号，因为很多老人的名字渐渐被某某爹代替，好不容易在某个柴垛子后面或者灶屋角落里找到了。一谈话，才发现很多老人已经是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的状态。例如八十七岁的金大爹，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家复原以后，参加治沩和围垦团山湖，两次成为雷锋的同事，可惜他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我只好大着嗓门和他们喊话，或者纸笔交谈。但是，这些眼花耳背的老人，只要听清我讲出“雷锋”两个字来，他们就脸上露出满脸亲切，一边吧嗒着烟圈儿一边和我讲述起来。在他们的讲述里，雷锋的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亲切，越来越真实。
　　 在村子里找人其实还算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到城里找人，真是难为我了。雷锋的老领导，87岁的赵阳成，雷锋最出名的那个姐姐王佩玲，这些老人都居住在城市的某一角，我这个路盲要找到他们，还真有难度。尤其是在找赵王佩玲的时候，我按照事先在雷锋纪念馆问来的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听。只好按照住址四方坪“青青家园”的方向去寻找，坐着的士饶了很多圈，又步行问了N个路人，最后才知道所谓的青青家园只是一个安置电梯房的名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一进门才发现王佩玲和儿子都丧失听力，接下来有了两次永生难忘的采访，因为我走出门以后已经泪流满面。
　　 这次采访，让我深深明白写纪实文学的不容易。要花费很多时间、体力，还有金钱，你去采访那些七老八十的老人，总不能空手而去吧？
　　
　　 （四）
　　
　　 在采访了村子里的老人以后，我试着写。
　　 开始写的时候，我有些困惑，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我采访到的雷锋故事都是些平凡的小事，我担心大家读起来会乏味。要知道，在这个纸质阅读越来越颓势的电子时代，一本书首先要让读者可以读得下去。加上很多人为的因素，一部分人对雷锋很反感，认为雷锋故事是编写出来的，是共产党有意拔高的一个典型。我写雷锋的时候，竟然有一个网友这样质疑：“世界上有雷锋这个人吗？”我心里有些生气，坚定地回答对方：“当然有，我们这里就有雷锋的见证者，雷锋的老同事，还有雷锋从来没有公开的同年的农民朋友！”
　　 说到写书，还有人这样开玩笑对我说：“人家编了那么多雷锋故事，你也准备编一本啊？”
　　 “我写的都是雷锋发生团山湖的真人真事，不是编故事。”我很严肃地回答。
　　 也许正是这些网友的质疑，提醒了我要写什么、怎么写。我不是写小说，我是讲述雷锋在团山湖真实的往事，我要寻觅雷锋在这里成长的足迹，我要还原一个十八岁的雷锋的青春形象。
　　 我要把我听到的，见到的，想到的，感叹到的写下来，我要写下我一路采访的时候对雷锋逐步深入的理解，我要写下团山湖人对雷锋的深厚情感，我要写下作为一个团山湖的“团二代”对雷锋精神的认识和感悟。
　　 也许我写的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但是，我写的就是我内心的话！我始终相信，真情胜过技巧！而且，写雷锋，本来就不要技巧！
　　 这样写着写着，日历就翻到了2014年。
　　
　　 （五）
　　
　　 大概写了八万字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了几家出版社。奇怪的是出版社的人一开始就不是和我聊作品，而是问我的身份地位，当知道我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他们的出版兴趣一下子减退了一半。他们试探着建议我，要我和某某权威人士一起出书，或者和政府某个官员一起出书，我都拒绝了。他们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你如果可以自己包销两千册书，或者自己赞助两万元钱，我们就可以合作。”我心里悄悄地想，这不是相当于自费出书吗？我委婉地拒绝了。
　　 想到出版无望，我的笔也慢了下来。
　　 这个时候，我的写作也遇到了瓶颈。我写的一些事情，可能并不是那么高大上，会不会给雷锋抹黑？我写着写着，会忍不住对书中的人和事发声，而且我发出的声音可能和某些书是不合拍的，是别人没有这样讲过的，我写了，行不行？我的心里也没底。
　　 在采访王佩玲的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选择。
　　 在很多书中，在电视电影里，都把王佩玲当初了雷锋的初恋来写，王佩玲曾经也写过一些文字，承认自己的这段感情；但是，我去采访的时候，她又否认了，说自己和雷锋只是姐弟情。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我一次次看到老人眼里闪烁的泪花，我看到了她内心那份复杂的情感，我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读懂了她的那份良苦用心，当我把我的理解说出来的时候，她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于是我抛开别人的观点，把自己内心的感受真实地写下来，当我一口气写完《那份曾经沧海的深情》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眼角挂满了泪水。
　　 擦完腮边的泪水，我想：有的情感并不会抹黑雷锋的光辉形象，反而说明他是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那些犯下的小错误，也不会减少雷锋的伟大，反而说明雷锋的精神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接下来，我抛开一切杂念，把我内心的情感放进去，把原汁原味的雷锋展现出来，这样一写，什么都释然了。
　　
　　 （六）
　　
　　 初稿写完了，我不时地修改阅读者。想起自己写这本书的付出和心酸，我还是不能放弃出版，我一直等待着。
　　 有一次，妈妈的一个表姐听说了我的情况，介绍我去找湖南大学出版社，她说这个坐落在岳麓山下、毗邻岳麓书院的出版社一直在专心做出版，不走歪门邪道，正规而正统。社长雷鸣老师为人正直，我可以去试一试。联系以后，出版社的编辑让我发些文稿过去。我听了心里一暖，终于有出版社可以看文稿而不是和我谈论赞助和包销了。文稿发过去，获得了编辑较高的评价，说这本书有很多鲜为人知的雷锋故事，有很多新鲜的内容和观点，并说整本书是越写越好，虽然前面部分写得有些拘谨稚嫩，但是后面部分他完全被感动了。
　　 不久，雷鸣社长要我过去和他谈出版的事情，一直没有说半句要我包销和赞助的事情，而且还给我版税。他说：“不管这本书会不会赔钱，我们出版社就当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何老师是给这个社会输送正能量的人，我们也为社会输送一份正能量吧！”那一次，社长请我吃饭，还喝了热热的黄酒，黄酒暖暖的，也温暖了我有些冰凉的心。
　　 在签完合同的时候，我放下手中的笔，一滴泪掉下来，我不知道我是哭了还是笑了。
　　
　　 （七)
　　
　　 2014年9月，《雷锋在1958》终于出版了。
　　 虽然出版社并没有要我推销，但是想到我作为团山湖人写下这本书，团山湖的人们都没有读到，那是多么遗憾啊。于是找了村部和当地的镇上各买了两百本书。好朋友赞赞和英英听说我的新书出来了，连忙到处为我推荐，又联系了几个单位买了几百本书。我自己也购买两百本送人。送给那些采访者，他们激动地翻阅着；作为奖品送给班上的孩子，他们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写雷锋的书籍；当然也送给了雷锋纪念馆和望城区的一些领导，还有一些文学上的朋友。
　　 送出书以后，我想我的书可能会被一些人弃置某个角落，或者转手捐出或者送了废品店。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亲眼所见，看到某个好朋友的书签送给市里某人以后被捐到我们学校来了。但是，我还是怀抱希望，希望有人能去翻翻这本书，或者有人看到其中的闪光之处，甚至还梦想某个领导看了以后能推广一下这本书，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因为只有有人读，我的写作才有意义啊！而且这本书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让孩子读，因为这本书就是为孩子而写；让年轻人读，因为十八岁的雷锋就是一个青年；让更多的共产党员读，因为十八岁的雷锋的思想已经完全有了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让普通的老百姓读，因为人人都可以从雷锋精神里吸取力量。
　　 有一次，我和一个文学朋友聊天，说出了自己这个幼稚的想法。被好朋友嘲笑了道：“你以为他们会看书啊？你以为仅仅送书就够了啊？你不去活动，没有人会支持你。活得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不成熟。”
　　 还有一次，我把这本书的出版在一个作家群里发了消息，也算打个广告。结果有人说：“你这样的政治书，难道还要考虑销量吗？难道不是政府买单吗？难道不是政府支持你才写的吗？你应该狠赚一笔啊！”
　　 我可怜巴巴地说：“我就是自己写的，没有人答应我什么。”
　　 “晕，没有政府支持你也写，那你是犯傻了！”
　　 啊，原来在很多人眼里，我冒着酷暑去采访，夜里敲字到深夜，苦苦寻觅出版社，这些都是在犯傻。
　　 原来，我用两年的时间干了一件傻事，而且把这件傻事坚持到了出书，不止是我犯傻，连出版社也犯傻了。
　　 我对着这个结果目瞪口呆。
　　
　　 （八）
　　
　　 2014，我干了一件傻事。想想我的心头就有些难过，充满了阴霾。
　　 在某个秋天的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雷锋的书那么多，确实没有一本专门写他在团山湖的青春岁月的专著；雷锋的故事那么多，可是我这里还有新的真实的雷锋故事，全中国的人们都没有听说过，就连我们家乡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些故事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雷锋精神形成的源头，让我们更加亲近雷锋更好地学习雷锋；还有，雷锋的这些真实故事的讲述者，他们都已经年迈，我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并没有错啊！写《雷锋在1958》，我也许干了一件傻事，但是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