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年来，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的年均增幅超过了20%。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5955.5亿元，增长了37.9%，其中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027.7亿元，增长了107.7%。巨额的财政支农资金犹如春天的甘霖，给广阔的农村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由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部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是，审计署日前向社会公布了10省区市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不尽如人意。审计调查发现，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普遍存在，10省区市财政和有关主管部门违规使用资金26.93亿元，其中用于建房买车5837.4万元；不规范管理资金45.75亿元；配套资金不到位65.97亿元。这一审计公告，被媒体重点拎出来的是“5837万支农款被用于建房买车”。“支农”变成了“支官”，财政资金就这样被挤占挪用。网上热议那些违规使用支农款的责任人，必须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惩处。
　　 每次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都会公布类似的信息，总是有地方敢于明知故犯、顶风作案，今年做检查，明年继续犯，成了典型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诸多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着实令人费解。而另一方面，“跑部钱进”争取资金的队伍又在北京排起了长队。造成这一现象，其原因固然较为复杂，但关键在于我们的审计执法显得过于软弱。如果我们的审计执法能够与官员的问责挂上钩，事情就会好得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支农资金被大面积违规使用，充分说明这不只是一个“少数官员”利欲熏心或者丧失良知的问题，更是一种制度监管的巨大漏洞。当然，我们还有审计署的审计监督，但这毕竟只是一种事后监督，而且揭露问题与解决问题极其不成比例。毋庸讳言，最关心支农资金的应该是农民，因为那是属于他们的钱；可是，你随便找个农民问问，谁能答得出分到他们地方的支农资金有多少钱？支农资金的划拨和使用一直是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在自上而下的机制里运转，是从文件到文件，从账户到账户，其间细节和过程是不对外公开的。正因为不公开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漏洞，这些违规资金审计还需要说明的是？让公众知道还有多少支农资金填了官员的肚子，灌了官员肠子，有多少违规资金付了官员嫖资、赌资、浴资，被官员们“洗浴”去了？
　　 今年两会，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广大中国农村无论增加多少投资也不多。可是，就目前这点非常有限的支农投资，大概也只能发挥一两成的效用。审计署对支农资金的审计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在地方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执行变异。原本用于民生和发展的专项资金被挪用，从一个侧面说明民生问题为何总是资金紧缺的问题。
　　 支农资金，说白了就是惠农资金，是国家用于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和改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这部分资金总体来说，数量还不大，金额有限。一个有良知的官员，就应该用好这部分资金，把这一分钱都用到最需要之处。但匪夷所想的是，就是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资金，我们很多地方的官员还是总要打它的主意，雁过拔毛，把惠农的资金变成惠官的资金，甚至成为贿官的资金。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官员还有没有一点良心，有没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在他们眼里，农民最好欺负，农业最好糊弄，农村最好打发，要不他们连这点钱都敢用于自己的福利呢？
　　 通过审计数据，我们知道大量的惠农资金变成了官员的房子、车子甚至票子，大量支农资金被随意滥用，变成了豆腐渣工程，变成了标志性工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很多地方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配套资金严重短缺极不到位。我们有些官员高喊重视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只是好听的口号，其实并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这几年，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着力加快民生和发展问题的解决，特别在“三农”方面的巨资投入力度是空前的，有力地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中央的惠民政策得到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可“三农”问题，目前还是制约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其中资金投入不足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央才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但由于有些资金在半路上就被地方“截流”，使政策和资金的使用效益大打折扣。
　　 对农民而言，获得政府支持恳定是好事；但拿不到支持也不好抱怨，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上级下拨的资金是多少。只以为是国家支持就这么多，哪晓得都被官员挪用去建房买车了呢？而对违规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来说，既然支农资金纯粹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运转，而且很多地方都这么干，自然因法不责众，所以挤占挪用的胆子越来越大。挤占挪用规模从2006年的6亿增加到2007年的26.93亿，挪用用途也从“用于平衡预算”，发展到“用于建房买车”，有关地方部门在支农专项资金上打主意、动歪脑筋的胃口、胆量，无疑是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恃无恐。
　　 据网友行路人透露：甘肃某镇前一天晚上镇干部和村干部突击给大家发钱，运气好的几家，一家就分到了几百块钱。原来是上级有关部门在查农村低保资金落实到位了没有，本没打算把这笔钱发下去的镇政府听到风声后马上“落实”，连夜把钱发了下去，而根本就没调查哪些是真正的低保户。如果没有上级的突击检查，也就没有镇政府的“突击落实”，这笔钱就又不知道揣谁的腰包了。按理说，支农资金最不该侵占，因为农村确实太需要政府财政支持了；可实际上呢，支农资金却成了“唐僧肉”，经常要被“雁过拔毛”，很多乡镇的支农资金被大面积违规使用。
　　 为什么专项的支农资金，总是如此容易被频繁挤占挪用？除了上述审计报告提到的一些机制体制问题，如参与支农资金管理的部门过多，支农专项项目管理和资金分配层次多链条长、管理机制不够科学，以及长期以来“审计风暴”式财政监督方式力度不够，我想，它与农民的社会地位、权利处境不够好也密切相关。站在农民本身的角度看，在“支农”过程中，农民固有的被动的角色地位、孱弱的权利能力，其实并无根本改观。这也就是说，在“空前”的支农投入中，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处境并未同样空前改观，他们依然处于一种被“支”的身份和处境，而缺乏主动参与其中、充分行使权利表达的社会环境。
　　 党中央惠民不是没有好政策，而是下面太多对策了，形成如此大胆的挪用支农款的事件，并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风气，而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垢病。现在“雁过拔毛”是某些地方普遍存在的“明规则”，甚至成了一种公开的“土政策”。对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考虑的不是如何去配套，去科学分配和管理，而是把中央的资金当作唐僧肉，设法割上一块，让自己先享受享受，5000多万用于建房买车就是一个例证。这说明巨额的支农资金倘若始终是在封闭的管道中运行，必然会增加更多被“雁过拔毛”的机会与可能。事先告诉农民他们能以怎样的方式得到多少支农资金，让农民对地方政府发放支农资金形成强力监督，这对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有必要。要不然，既是静悄悄地支农，当然今后也还会静悄悄地建房买车。
　　 我们必须要增强农民的参与性，保障农民有话语权，发扬民主，真正实现村民自治。没有一个农民不希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尤其近年来，随着去城市打工人数的增加和电视普及带来的信息量的增多，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家乡面貌和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愿望。比如在投资项目上，要因地制宜，今年全村改水改厕，明年修路，后年农田水利等等，要让农民自己定当年的项目。如果能够保障他们的话语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支农资金在新农村建设中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革政府支农投资分配与管理体制到了迫切的时候，应科学划分财政支农预算科目，把人员机构经费与建设发展支出严格分开。将人员机构经费等日常支出纳入财政统一管理，逐步将财政建设性资金纳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范畴统筹安排。按照“减少交叉、权责一致、强化协调、增强服务”的原则，调整和归并部门职能分工，切实改变目前支农投资多头管理的局面。重点是理顺投资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在政府财政性建设资金分配管理方面的职能定位，改变单个部门既管项目又管资金的格局，建立部门间合理分工、共同协商、相互制衡和有效监督的机制，从而改变支农资金投资渠道多、使用分散的状况。资金整合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财尽其用、各记其功”的原则，形成协调配合、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堵塞漏洞，促进支农资金管理使用的有序开展。
　　 如何管好、用好支农资金，充分发挥这项资金的效益和作用，关系到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否得到贯彻落实，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大局的稳定。为了支农资金不被挤占挪用，就必须建立专项资金拔付和使用的信息公开机制，要对每一笔资金的数量、使用对象、使用结果逐一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完善管理办法，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中薄弱环节的监管力度，才能建立起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支农资金管理运行机制。这样一来就是有人想动歪脑筋，估计也就比较难，也就能较好地杜绝专项资金用于买车享受了，民众对政策的公信力自然也就增强了。惠民政策的落实，关键在于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真正在执政理念上能够以民为本，那么各类政策不仅能落实到位，而且还能得到加强，许多民生和发展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