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时历近60年，经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我的家也由民国时期的累世同居到二十多年前的分散小家。这两个时代，我都不是经久之人，才几岁民国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五十多年，可是事情变化很大。
　　 据我母亲说，生下我的前一个月大妈生下我三姐，不久我三妈生下我五妹，奶奶一看全是丫头骗子，也不多顾及。母亲饮食不足，常向进屋来的小孩子讨口他们手中拿的馍馍充饥。不是家中无粮，而是奶奶以传统（生了孩子不能多吃东西，吃多了可能留下终生残疾）的方法对待她的三房儿媳妇坐月子的伙食问题。
　　 母亲说，我出生之前，我家是累世同居。家中有太爷、太太、大爷、爷爷、三爷，加上他们的家小，还有姑妈、姑姑们几十口子生活在有广大的家庭里。做饭从来不顾人，是媳妇们的事情。一口涝池大的铁锅，做满满一锅饭，一人舀一碗，眼看着锅里的饭降落下去，往往不够吃，大多数用炒面（黑豆等杂粮炒熟磨成面粉，吃时用开水或粥拌起来即食）补充。每日蒸出来的馍馍只供老人和小孩，媳妇不能随便吃。
　　 现在就只说我父亲亲兄弟三人吧：大爹是一位读过私塾、特别聪明的人。他四季在外经商，可以赚回家中油盐头脚的花费，加上爷爷是一位名厨，家中置买了十顷土地；父亲从小受爷爷奶奶偏爱（他人有奇表，风度飘逸，是我们那一带唯一洋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家中因有他蓬荜生辉）；三爹因二位兄长在外做事，只好在家中掌管事务了，他神态自信，风度毅然，言辞爽利简约，办事有方。后面任村干部直到去世，受到全村人的敬重。
　　 我们那个大家其他的长辈都是不太管事的成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在这里不再一一表述。
　　 父亲三兄弟加上妻子儿女也十多口。大爹的大女儿丑女和我母亲的年龄相差不过一两岁，姑姑大概和母亲同岁。家中的总负责是我的祖母，祖母是大户人家的姑娘，聪明能干不让须眉。祖父只管挣钱或下地干活，不问家中积蓄和消费，家中置买土地等大事由大爹掌管。父亲从不过问家中大小事情，只管教书和读书，间或写点东西。
　　 大妈是庆阳八富之家之首李姓的姑娘，生性孤高倔强，自到家不喜欢小心翼翼服侍长辈，但也不越妇道，耿介磊落。生了两个儿子，长得健壮活泼。据我父亲说他们俩一天到黑能吃一瓦缸馍馍。瓦缸到底有多大，父亲生前我忘记问了，不过再小的瓦缸也是瓦缸吧。一个说明当时副食差，娃娃们吃主粮就吃的多一些，何况他们正在生长发育阶段当然吃的多。可是，有一天两个男孩子突然暴病，不过几天他两一起夭折，这对家中老小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祖父祖母，大爹和大妈。可没过几年，大妈前后又生了两个儿子，补救了他们的心缺。这两个哥哥身体壮实，活泼聪明，调皮得不得了，祖父母给他们起的名字也奇怪，分别叫作牛娃和广牛，致使他们的后代直到现在的小孙男孙女都不好把牛叫牛，而叫“牟（牛的叫声）”。他两出生后，我的母亲和三妈还生不出一个儿子来，可是，不幸又悄然而至，他俩正在读书，国民党又开始抓壮丁。大爹一边经商，一边把他俩由甘肃庆阳老家带到陕西长武躲兵，一边又在长武置买了十几亩土地，供他俩在那里上学。大妈后边还生了两个女儿，大妈在三十八岁上因肺病去世。留下二男三女，我母亲那时候还只是我一个女孩子，三妈一个女子，三房加起来七个女子，还有大爷、三爷的孙儿孙女十多个孩子，没有人好好照顾。那时候家中日子虽然过得可以，家人却不懂什么是营养学，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碗，捞一筷子面条，一伙子坐在当院里，用手抓着吃，掉在地上了，抓起里再喂进嘴里，连泥带土吃下去。我母亲说这还算是好的，我们庄里另外一个大家庭里有几十个孩子，大人用一根长椽挖出许多小坑，吃饭时每个坑里倒进去一勺饭，孩子们爬过去用手抓着吃，像喂猪儿狗儿一样。后来，我们兄弟姐妹说起来都笑了：“我们还算好，算是每人有一个碗了。”
　　 尽管生活条件是那样，我们还是渐渐地长大了。家中的日子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没有饿过肚子，也没有吃过好东西。
　　 解放以后，我也几岁了，记得一些事情（土改浑然不知），毛泽东提倡的“互助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农业组织形式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说得上来。
　　 我小的时候，家中地多人多，是兴传统家风的家道，晚辈对长辈特别孝敬。大爹兄弟三人只要在家中，晚上都要陪父母坐几个钟头，清油铜灯，烟味缭绕，长话细叙。晚辈们心中没有私藏的什么事情，做过的、见到的，都要告诉父母，父母有时候教育他们几句，或对什么事亲谈谈自己的体会……
　　 接下来，是祖母给家中的伙计分配第二日的活计。比如说：“某某人明儿锄东七亩地里的草”、“某某人明儿耕葫芦把子地”、“某某人去街上卖韭菜”等等等等。儿子孙男孙女站一大地，也一一领事退去，只有要给老人送夜壶（尿盆）的媳妇，不能提早退去，在门外帘子的缝隙里悄悄地往里瞧，等人门散尽了，老人睡了，才送进去，给老人吹灯、关门，方可回自己屋里歇息。有时候，老人兴趣高，和儿子、孙子谈上火了，大半夜不睡，这儿媳妇就“惨”了。最难的是早上起床的事情：奶奶（管家）要求家人都得在鸡叫（五时左右）起床，儿媳妇要进去为她伺候洗脸梳头、缠脚、倒尿盆、扫地、擦桌子，儿媳妇的头该转晕了，接下来就得做饭，必要时，上地。媳妇们的针线活儿太多了，全家的鞋袜都由她们做出来，黑夜不停地赶活。大妈大概十七岁上结婚，母亲十五岁就被娶过了门，多么繁重的事情。那时候，母亲应该还是个幼女，可已经成了传统家庭里的媳妇，都得赶上去，对她幼小的心灵打击太大，据说一度得了猫鬼神病（其实是精神倒置），能看到神奇怪状的东西。
　　 祖母请来了巫神马脚为她治病：将屋子里的窗户上了荆棘，关紧门户，把母亲的小拇指头用两根筷子狠命地夹住，母亲才清醒过来，“支哇”一声叫了起来，巫神说猫鬼神从窗户上逃走了。从此后，母亲的右手拇指弯成了90度。“猫鬼神”病患了好几年，母亲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无力支撑家中做饭的事情，祖母不相信母亲有那么疲倦，常常说她装病。母亲的年龄渐渐大了，成了祖母得力的助手，最孝顺的儿媳妇。
　　 事过许久，那个多人口的家庭才开始渐渐“分裂”，大爷、三爷两大家都分开立了门户；大爹带他的子女另置田地另开了门户；因为我父亲在外工作，祖父只有跟三爹一起过了（那时候祖母已经去世）。
　　 祖父在和三爹另过日子以前，为他的三个儿子分给了他主管的土地和房舍和家具。
　　 大爹劳苦功高，大妈又去世，七大八小才把大嫂娶（十七岁）过门，分地自然多点，也好一点；三爹一手务农，又要养祖父，当然要抓好地；祖父说我父亲有工作，儿女不多，分点薄地（大约有个十来亩），其中有一块地叫“碑子坟阕”，那块土地倒也平坦，可是不怎么好好长庄稼，有一大坟阕里面立一高大的石碑，记述亡者的身世（现在记不清上面记述的什么内容），从此，母亲就在那里劳作。一次，母亲在干活中突然晕倒，大家把她抬回来放在我家的土炕上抢救：在她脸上泼冷水、掐人中穴，她才渐渐清醒过来。以后，人们说那块地里有鬼，一个女人家支不住。母亲把那块地暂时送给大爹他们家耕种。母亲从此再不下地，因为我要在父亲工作之地上学了。从那时候起，我们那个好几十口人的大家就不复存在了。
　　 我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享年85岁），那是1965年的夏天，父亲对我说你爷一辈子受没有闲过，只是嘴大多时间闲着。这我知道，祖父一生不苟言笑。祖母人才双全，是祖父的骄傲，但是，祖母去世以后，祖父很少提起，只是每到十月一日，我们一同去给祖母坟上烧纸钱时，他就照旧地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针线活好，又一次天都麻麻亮了，她说要给我缝棉裤，我睡了一觉，缝好的棉裤就给我搭到身上了。”他每年这一日都说这样一句话，可见对他治家能干的妻子的深深地怀念。祖父怀念祖母是自然的事情，我们兄弟姐妹到一起也是不断地叙述祖母的“不一般”。
　　 那时候我们那个家因为祖父祖母的（不一般），因为一大家人的努力，在方圆是很有名声，所以，当地有点（面子）的人家都想和我家攀亲。
　　 姑姑婆家也是累世同聚之家，家中房楼屋舍，金银财帛随地窖。一般地主多土地，而姑姑家不一样，他们是当地世代权势之家，庆阳所有的重要部门差不多都是她家人主权。她家在外读书的人很多，书香传世，可到了解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各单位的权势人物都被情理出来，规规矩矩做起来公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后来连做公民的权利也被剥夺，地主分子的帽子一顶顶扣在他们的头上，斗地主斗的他们全家四零五散。姑父是一介书生，解放后以教书为生，1959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书也教不成了，逃亡在外，家中留下姑姑和他们的几个孩子，受苦受难地煎熬。后来，反右派的风松了点儿，姑父回到家中，不久病逝。地主家的甜头姑姑倒没有怎么尝到，可是后面的苦吃得九死一生。她和孩子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三天斗，两天批，把她十几岁的儿子，吊在树上拷打，说是不服改造。父亲和大爹、三爹经常偷偷地帮凑她们母子一点，也是杯水车薪，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过了几年，大表弟到了成家的年龄，有一家山里人不嫌她们家是地主，想把女儿嫁给表弟。相亲那一天，姑姑向一位贫农家借了一条毛毡，要铺在光溜溜的土炕上，谁知毛毡还没有拿进屋，相亲的人们已经到了大门外，无法了将毛毡从崖背上（她们当时住在土窑里）吊下去。姑姑心跳胆颤，上气不接下气地招呼他们上炕就坐。这一家人和他们的女儿看表弟老实，看姑姑厚道，竟然把事情定下来了，不久就娶过了门。
　　 大姐的家庭更加糟糕，文革时说他们家土改的时候搞得不彻底，便有大批的红卫兵等将他们的房前屋后挖地三尺，穿墙破壁，倒没有弄出多少金银财宝。他们马上都要收兵回营了，几个人却在她家小小的鸡窝里挖出来一些东西，这一下不得了啦，大姐的公公被绑起来批斗，拷打游街。从此，他的儿女与他不能往来，将他隔在门外，老人倒在狗棚里，过着孤苦惊恐的日子。姐夫和他的几个兄弟当然也在被批斗中，没有任何自由。这对大爹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打击，加上二姐因为肺结核去世，真是雪上加霜。大姐受地主家的多子多福的传统影响，生有四男四女，这些孩子虽然以后都各自成家过日子，但是随大姐夫妻遭受过巨大的生活苦难和阶级压迫。她的孩子天性都很高，但读完中学都得回家，大学拒他们门外，直到我最小的一个外甥幸遇成分论被消除，走进了大学门。总的来说，姑姑和大姐的子女都因为政治上没有出路，一个个学习了泥瓦工，开放改革以后，都成了工头，现在可以说一个个成了暴发户，应该是新型的地主了。真是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
　　 我们这个小家更加糟糕，父亲戴有旧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员（认定的）两顶帽子，大会斗小会批。因为这一原因，我和弟弟（唯一）妹妹（唯一）受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上学早，还算可以，他们两个都被拒在大学门外，后来（曲线救国）才算走到真正的道路上来。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在单位上，一个个“乖的”和小猫一样，只有老老实实工作，不能随便说话行动。我们没有任何奢想。生活中保持一个信条：吃饱些，穿烂些，少说话，走慢些，习惯了再夹缝里生活。我们觉得自己如同那些不会说话，只会干活的牛马。吃惯了主人分给的草料，挨惯了皮鞭的拷打，现在给了自由，反倒觉得不习惯。
　　 …………（后来的种种省略）
　　 大年三十说我家，其实也没有说完整，因为我自身经历的辛酸太多，率然不可细提。只是想说很早之前的那个大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记忆，加上神秘和向往、联想成为一方美丽却怪异的天地。说是美丽，是怀念那时候的人们对老人的敬重和孝顺，对家庭的责任心，对家庭的亲和性和伟大的团聚性，如蚁巢一样的令人起敬和怀念。说是怪异，是那时候的许多不合理不如人意的事情（前面都说过了）。
　　
　　 2004年1月21日
　　 古历大年三十日晚于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