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午后，漫步在青岛名人文化一条街。阳光很好，两旁红色的建筑屋顶闪着金色的光芒。空中，时不时地有从树枝上脱离的叶子，打一个旋后慢慢飞落在地。游客极少，两三个，安安静静地行走拍照，即使问路，都轻言细语。也许，在这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我们只能用极轻极轻的声音叩响一扇扇门，悄悄地走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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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小鱼山福山路一带，有现代诗人闻一多、小说家王统照、海洋学家毛汉礼、教育家华岗、著名作家梁实秋、戏剧家洪深、生物学家童第周、物理学家束星北、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现代小说家杨振声、当代作家萧红等名人的故居组成。但因为大部分故居现在仍属民居，不能随便进入。现在对外开放好像只有两处：康有为故居和老舍故居。
　　 坐落在小鱼山东麓、福山支路5号的是“戊戌变法”主要领导者康有为的故居。馆内有介绍康有为生平及戊戌变法的历史照片、文献和实物，还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研究康有为的专著和文章。此外，故居陈列的3个展室里，还分别展出康有为的遗物和随葬品，以及康有为在青岛的生活、逝世和安葬与迁葬情况，还有康有为生前收藏的中外文物珍品、书法作品等。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维新变法失败后便流亡海外，到辛亥革命后又回到祖国。1923年康有为来青岛后便买下此楼居住，并对此院十分满意，说“青岛此屋之佳，吾生所未有”，“此屋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由于溥仪曾赠给康有为一个堂，名叫“天游堂”，所以康有为将这里取名“天游园”。康有为1917年、1922年、1927年三度到青岛，一次比一次住得长，最后也在青岛仙逝，墓就修在崂山。他将逊帝溥仪赐题的“天游堂”的御匾悬于宅内，并把宅院题为“天游园”。
　　 二楼的展示厅里，我久久地站在他的书法前，仿佛看见当年的康有为手拿长锋羊毫挥笔疾书的身影。他的书法很有特点，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关键之处，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有一种见气势开张、圆浑苍厚、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可见他腕下功夫精深。
　　 一个人的书法可以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有人评论康有为思想过于大胆和偏激，因为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他那样把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中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碑学方面，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像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他的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不管别人怎样评论康有为的是非功过，但他已经去了，任凭后来之人指指点点。肤浅的我，仰望他伟岸、庄严的雕像，只能沉默不语。
　　
　　 位于黄县路12号的一栋两层小楼是老舍的故居。其实，老舍的故居除青岛之外还有三处，分别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四合小院，创作了《茶馆》等代表作；重庆天生新村63号，老舍完成了《火葬》、《惶惑》和《饥荒》等长篇小说；位于位于英国伦敦市圣詹姆斯花园31号，老舍写完了长篇《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1934年至1937年老舍居住在青岛，一共630天。目前老舍故居已经改造成老舍纪念馆。以文学作品命名，应该说在国内还是首创，既独具匠心，又充满艺术气息。
　　 进了大门，有个600平方米的庭院，矗立着老舍头像和祥子拉车雕像。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银杏和一株美丽的山茶花。博物馆有三层，建筑面积只有400平方米。据说，老舍生前只租用底层，而楼上是房东居住。在这里，他完成了不朽名篇“骆驼祥子”。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孤苦农民祥子，来到的北京谋生。人地两疏，只求糊口也谈何容易，只有去拉黄包车。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凑够钱买一部属于自己的车子也遥遥无期……幸运之神终于对他微笑，车行老板把嫁不出的女儿下嫁给他。他妻子因难产致死，他自暴自弃、酗酒，最终死在北京充满积雪的街头。在这篇小说中，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准确地描画出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这个如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汉子，是那么淳朴、善良、宽厚；而他的堕落，又是那么令人深思。虎妞外貌老又丑，个性泼辣、厉害、粗鲁，从里到外，都被作者描画得活灵活现。另外，通过虎妞畸形的、变态的心理和行为，也巧妙地反衬出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里地痞恶棍的生活。
　　 “骆驼祥子”的问世。使他一跃成了中国文坛的骄子。与和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成了中国超越时代的三大巨著。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等。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老舍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御北京口语的能力。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和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一群小学生坐在小园中，听老师讲解老舍从前的生平事迹。而我，靠在祥子的身上，目光注视着老舍先生的雕像，心潮起伏。这位一生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的人，1966年，却由于受到文革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忍受不了如此屈辱，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我不知道，老舍在沉下的那一瞬间，他的内心是怎样地绝望与悲凉。或许，投湖是他本身灵魂的一种升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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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来文化名人一条街还想看看另外两处名人的故居：沈从文、萧红和萧军。
　　 曾经读过沈从文给鲁海先生的信中进行如此诗意的描绘：“我到时，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到处是瓦砾，只在人行甬道两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型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这样的“清韵风光”给了他如泉的才思，他的创作从叙述自身经历转向关心社会和人生，题材的开拓有了新的进展。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他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月下小景》，其他许多短篇也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后来在北京写成的小说《八骏图》，就是以福山路住宅为背景，对福山路3号的庭院，汇泉湾的景色、海水浴场的沙滩都有精彩的描写。
　　 沈从文在青岛期间，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收，还结交了一大批情意相投的学者教授朋友，如杨振声、闻一多、赵太侔、陈翔鹤、宋春肪、臧克家等。爱情生活上也放出异样的光彩。就是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沈从文用华美而频繁的情书，成就了他和张兆和的柔美爱情。在无数个呼吸着海风的寂静夜晚，他这样对着爱人倾吐心声：“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该为自己庆幸……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可以说，这座美丽的岛城，不仅是沈从文的精神高地，也是培育他爱情之花的沃土。
　　 只可惜，除了看见外墙上“沈从文故居”五个字外，我们只能透过大门铁栏仰望上面的小洋楼，发挥我们充分的想象力，再无其他。
　　
　　 萧红、萧军的故居也是大门紧锁，多想登上他们的小楼，感受萧军曾在诗中所写：“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徘徊在外面的街头。那个时候，萧军与萧红也曾屡屡在这一条条老街上漫步吧？萧军在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则总穿着花短褂黑裙子，跟在后面。那个时候，他们本就是避难而来，颠沛流离间能寻得一处美丽所在，即使日子依旧拮据困顿，也少不了快乐。何况，他们还有爱情。他们客居青岛的日子却被后人形容为“精神蜜月”。当年，萧军和萧红住在楼上，萧红负责家务，萧军则在某报馆编副刊，住在他们楼下的是约他们前来青岛的作家舒群夫妇。
　　 他们还会逛那间著名的荒岛书店——那曾是青岛文化人的乐园，文人学者荟萃，也有许多怀着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苦读。那是一个风流人物莫问年纪与出身的时代，理想主义是无数年轻人的支柱，萧军曾回忆，自己在那段时间里“每至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然后便奋笔疾书。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便在此时诞生，而萧红也在此间写成《生死场》，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两部作品。此后的萧军江郎才尽，惊才绝艳的萧红则在悲凄困苦中于香港写下《呼兰河传》，那时的她已近生命尽头，用尽了最后的才情与精力。
　　 那半年时光是他们最甜蜜的日子，离开青岛后，他们彼此猜忌，矛盾频生，终告分手，萧红更是在31岁时便客死异乡。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那是他们在青岛时的爱情见证。
　　 多年后，当年迈的萧军重返青岛寻访故迹时，伊人早已逝去，空留怅惘。
　　 爱似一场烟火。
　　 如今，他们的故居仍保持原貌，只是外墙重新粉刷过，小院里有几棵松树，高大挺拔，仿佛在向后人默默地讲述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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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青岛，一座新兴的城市，何以吸引上世纪30年代诸多知名文化学者来此？又是什么激发他们在短短数年之内完成了创作和研究生涯中的重量级作品？对此，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孙保峰分析，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政治地位较高、工商业发达、宜于文化发展。青岛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市，是与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并列的中国5大直辖市之一。政局相对稳定，尽管青岛屡遭列强觊觎侵占，但其地缘优势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偶有波及，其遭受的破坏和影响比起许多战略要冲城市也都小得多。这一点可以在蔡元培先生关于在青岛而不是在济南设立国立大学的理由来证明，“济南为华北通衢，兵家必争；青岛远离战乱，自然条件优越”。
　　 另外，青岛作为沿海城市，经济相对比较发达。除此之外，青岛优越的人居环境成了文化名人纷至沓来的主要原因这一，青岛有大海，还有崂山，道路四通八达，正所谓“不寒不暑，可舟可车”。文化名人的旧居，全都在海滨风景区里，环境清静幽雅。文人墨客静思考，富构思，好郊游，这里正合他们创作之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1930年青岛大学成立，这是一座拥有文理兼备、师资不凡的综合性大学，意义非凡，堪称30年代青岛精英文化和城市文学崛起的基石。一批中国当代知名作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家应聘到这里任教，八大关成了他们生活、工作、创作的地方，因此遗留下一批文化名人的故居。蔡元培、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苏雪林等文人学者都表达过对青岛的喜爱，也正是因为青岛的城市之美，才吸引他们或游览度假，或长期寓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由此间接促成了30年代青岛现代文学的繁荣。
　　
　　 而今，名人故居，只能作为城市文化记忆的载体，让后来之人仿佛还能嗅到80年前那股浓浓的文化气息。推开门，一桌一椅间恍然还能看到他们挑灯夜读或奋笔疾书的身影；漫步其中，冥想着那曾是一段怎样朴素、平实又愉快的岁月……
　　 只是，我来了，而他们，却早已不在。
　　 怅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