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停息下来，我们已成了十四、五岁半大不小的“小青年”。
　　 虽然那时，城墙被扒开了几道宽宽的豁子，可街道还是原来的老样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蓝蓝的天上悬着红红的大太阳，悠悠地飘游着几朵白云，图画似的，这正映衬了人们对新生活新时代的憧憬，喜悦之情扬溢。我们这帮“小青年”更是被这样热烈的气氛感染着。
　　 那时，县委书记已是刘波，他和我们“小青年”关系甚好。当时的县委、政府人员不多，党务、政务也很少，即使县上召开全县干部群众大会，书记要讲话也是他本人在纸烟盒上写个提纲，拿着上台就讲开了，根据提纲，联系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很生动。刘波没有一点官气和架子，他一有空闲，就蹲在中街一家商铺门洞下的棋摊上和人下棋，有时一蹲就是一上午。可下午，一般他都要到球场。
　　 球场就是篮球场，在城北的山崖下，大家清理出的一块平摊地面，南北各用两根粗杆子，钉了木板，板子正中钉上铁环，栽起来就是篮球架子。我们这帮“小青年”个个都是球迷，常常家里活不干，还忘记了吃饭，整天都在球场里撒野般地狂奔，家里人唠叨、骂，我们也从不理会。机关单位也有不少球迷，他们一到下午也是急匆匆地赶到操场来打球。刘波书记来了后，就把干部分成一队，“小青年”分成一队，有时候他当裁判，有时候就参加到我们这一队里，两队上场，激烈拼搏。他当裁判时总是处处偏向和呵护着我们，因为干部年龄都大，像刘峰、杨林、高发新、侯还兆，都是机关单位领导或骨干，我们还是未成年人。他参加到我们队里时，就成了我们的骨干队员和教练。由于他的培养和呵护，我们对篮球的爱好和兴趣越来越浓，技术提高很快，和“干部队”有时就旗鼓相当，不分胜负。1951年，我考上了隰县师范，在班里是篮球队的队长，还被选进了校队，经常参加校内校外的篮球比赛，成了有名的6号篮球队员。
　　 那些年代，干部的作风过硬。县委书记下乡都背着铺盖卷，在村里吃派饭，和贫下中农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群众找领导办事或反映情况，找见了，就地蹲下就谈，说定了，站起来走人。1954年，我从隰县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在北桑峨完小担任教师。第二年，我被评为地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到临汾参加表彰会，那时山区县还不通班车，全程步行。我们一起到临汾开会的还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高明秀，他还背着铺盖卷，我是受表彰的模范，不背铺盖。那正是暑假期间，天气炎热，我们走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淋漓。走到蒲县薛关的时候，正巧碰着一辆下临汾的胶轮马车，高部长说：“咱们搭这辆马车一起走吧？回去按规定报销。”于是，和赶马车的搞定了价钱，坐到了马车上，赶天黑到了黑龙关，在一家小旅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路悠哉游哉地到了临汾。高部长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坐上这辆马车，脚底没有打泡，咱们一路可是享了大福啊！”
　　 “文革”初期的一个冬天，我到临汾开会。返回时，车站发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心里直觉着倒霉。因为按车站规定隔一天发一次轿子车，这天本应是发轿子车的，却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大卡车也得坐呀，我扳着车帮趴上去，依车沿坐了下来，这时我发现坐在我前边的是县委书记丁必恭。车开了，在土路上奔驰，扬起一股一股的黄尘，车一停，黄尘就像猛兽般地直向着人们扑来。上山时，天阴得重了，也刮起了风，冷得让人发抖。这时，丁必恭书记从他的包裹里拉出一条围巾围在脖子上，接着又拿出一条白毛巾递给我，要我勒在头上。可我偏有那么一股子倔强劲头，那时正在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精神。心想：我也要当好同志，不怕苦，不怕死，还怕这冷？我没有要丁书记的毛巾，一路挺着胸脯，迎着扑面的冷风，心里还默念着《钢铁是自样炼成的》里的保尔。现在想想，当时还就是有那么一种精神，正是有着这么一种精神，几十年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经历过了，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觉着苦中有乐，温馨浪漫。
　　 改革开放的前夕，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当时县委书记是杨家洪，工作认真，有着焦裕录式的工作精神。有一次，我随他到太古乡调研。午饭是在乡政府食堂吃的，一人一碗面条。饭后，我按规定去事务室交粮票和钱，可太古乡党委书记王宝山坚决不收。他曾是我当年的学生，又是县委书记第一次来太古下乡，这粮票和钱怎能收呢？返程，到了路上，杨书记问：吃了饭给粮票和钱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如实对他说明情况，可他仍带有指责性地对我说：“人情是人情，可人情不能代替原则，这是我们共产党员时时处处应该遵守的准则！”他的话让我感到内疚，也让我觉得温馨。
　　 那些年代远了，那些事却没有淡忘。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经济富裕了，可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守的传统和精神却也改变了。这是我们的失误或错误。如果我们能一如既往地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激流大浪中勇往直前，我们的事业必将越来越兴旺，美好的“中国梦”就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