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滇东高原与黔西高原相接处，乌蒙山系的主峰地段，坐落着我的家乡会泽。它像一个大阶梯，西高东低，南起北伏。最高峰大海梁子牯牛寨，海拔4017米，这里常放牧着一群群山羊，满脸皱纹的牧羊人披着羊毛毡扬鞭高歌；最低处为小江与金沙江交汇处，海拔695米，很多人还用最原始的溜索横跨湍急的河流。在这片58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山区占总面积的95.7%，13个乡的95万会泽人。县城在钟屏镇，离省会昆明273公里。它在秦汉时是古夜郎地，西汉建元年间就置县称“堂琅”，它现在的名字——“会泽”是清雍正年间的一个东川知府所取的。会泽曾以铜矿开采冶炼铸币而闻名，故称“钱王之乡”。盐水石榴、会泽裘皮、黄果、辣椒干、迤车挂面、稀豆粉、饵块、华泥沙锅这些土特产、风味小吃都小有名气。
　　 我的祖辈就安居在这个偏远、贫困的小城里，世代清苦，保持着淳朴、忠厚的门风。我的爷爷和奶奶生下九子，父亲排行老四，心灵手巧，忠厚耿直，是修理汽车的好手。听他说年轻时写得一手刚健的毛笔字，还练过什么黑沙掌，在那个十年动乱的年代里对保护家人还派上过用场。母亲务农，是迤车镇人氏，由于早年陪外婆来县城某医院治病，和当时在厂房工作不慎被钢水烫伤的父亲相遇在同一间病房，因缘和合成了家。
　　 1979年7月的一个雨夜，我出生了。听说我刚生下时耳朵像花瓣，十分奇异——我成了父母最大的希望。
　　 听父亲说我幼时特别闹，要到凌晨1、2点才打第一个呵欠，一直等到4点左右打第三个呵欠后才会睡觉，父母亲轮流照顾我，十分折腾人。还听父亲说我幼时对电影很感兴趣，只要银幕上一出现画面，我就立即安静下来，张大圆滴滴的黑眼睛紧紧盯着画面。
　　 那个年代电影院是人们娱乐的最主要的场所。我的家刚好就在电影院旁，这多少是个幸福。电影院非常宽敞，有上下二层，墙壁上尽是尖凸的黄水泥，那时的我老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在我的眼中，电影院就像一个神秘的宫殿，那巨大的白里透灰的银幕就是通往另一个神奇世界的大门。我最爱坐在二楼的最前排，俯瞰着银幕和下面无数的脑袋。灯熄了，黑暗降临那一刻，我和许多小孩似乎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似乎在等待魔法师骑着扫帚从银幕中飞出来。这时，四束蓝光从放映窗里投射到荧幕上，那个神秘的世界魔法般地出现了。那一排排纵横交错的木座位留下许多淘气小孩的尿骚味，我们四处钻窜在大人中像一只只顽皮、快活的小老鼠——黑暗给予我们无穷的想象，那块有声有色的荧幕给予我们莫名的兴奋。很小的时候父亲抱着我去看《大闹天宫》，记得银幕里那个如来佛浑身涂着金粉，像山那么高，孙悟空被他一巴掌就压在五行山下。《画皮》里放到那个女鬼撕下人皮吐出长舌将书生房前的宝剑打落，冲进房里就去掏书生的心那一幕时，很多人尖叫起来，父亲总是用他宽厚的大手掌捂住我的小眼睛，我总是不耐烦地左挣右脱要去看这一幕很恐怖的镜头。《少林寺》不知看过多少遍，看到清兵逼老方丈交出小和尚，老方丈为救全寺舍身走进柴火里时，我的心情总是难过极了。美国科幻片《超人》最记得那四个坏超人妄图统治世界，将狮身人面像相打毁，与美国军队开战。一个士兵向一个坏超人发来一枚火箭筒，被他顺手抓来掰做两段，他们一张口就将许多人和车吹上天空。
　　 影院外有一个足有上千平米宽的大广场。靠街之处有一个很大的主席台，台上还有许多石阶，主席台的大墙上嵌有一个“八·一”字样的大五角星。这个主席台作政府开会用，有时还用来放露天电影，但最多的是用来审判罪犯。我常常看见，许多背上插着一块木板，上面的名字被画着红叉的犯人齐排排站在台上，面对着观众，将头压得低低的。这时，后面的高桌上，法官通过拴在大墙两角上的两个高音喇叭郑重宣布或判刑或枪决，此时人群涌动，数名白衣制服的公安押着犯人走下主席台，上了几辆解放车，人们簇拥着车子，一时满街人头窜动。很多人对枪决犯人的场面很感兴趣，有好多年轻人骑着单车一直跟着车子而去。死亡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觉得这些人被枪毙实在无法想象，而且我也不知道“枪毙”是不是像电影中的那样好玩。主席台下面是个防空洞，有扇铁门关着。后来铁门不见了，里面住满丐帮弟子。我很小的时候拿着父亲做给我的铁钹去主席台玩，常遇到一个浑身穿着碎片衣服的黑脸汉子，他常给我们讲故事，边讲故事边喝酒，还帮我们扒蚂蚁洞，晚上就睡在台下的黑洞了。有一天，他将我的铁钹拿过去玩，玩着玩着他就跑了，气的我直哭，回来挨了父亲一顿跳脚米线，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那个乞丐了。
　　 后来广场两侧盖起了录像厅，每天都在放香港的武打、枪战片，许多人纷纷去看。很多次，我跟着姑妈家的大表哥方在售票口趁人多混了进去，那里烟气弥漫，成了许多年轻人逃学的乐园。大哥总是挨姑爹骂，不准去看录像，但是越不准，我们看录像的瘾就越大，只要大哥没去上学，姑妈总是能从录像厅将大哥揪出来，毫无难度。大哥上初中的时候常偷烟吃，有次我去厕所给他送纸见他正在抽烟，我立即去告发，他被罚站了几个小时，我又偷偷将家里炸的洋芋片给他吃，惹得他哭笑不得。有次父亲正在接开关的电，他非要逞能上去接，结果被电打了一下就从凳子上摔下来晕在地上。他还常带我看电影，最记得看过《父子开店》，还有一场日本片不记得名字了，讲的是一个人为报仇在火车厢上用一个很有韧性的硬塑料圈和坏人打，一个坏人举枪要打他，他跳起来一个漂亮的白鹤亮翅甩出圈子把坏人打下火车，那个圈子一直晃动在我脑海中，让我想起哪吒手中的乾坤圈。
　　 老街上那个国营饭店门口总是站着一个蓬头乱草、胡子拉碴的邋遢高个子。这家伙常常拿着一根很大的烟筒在哪里吧嗒吧嗒地抽着，眼神高傲，走路迈着京剧里的那种步子。离得老远，父亲就小声告诉我：“看，‘霉饱糠’！”这个家伙原名叫“梅宝康”，据说是民国时期的老师，早年熟读四书五经，去过日本留学，文化很高，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算是旧社会县城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了。十年文革中，他备受凌辱，打击成一个半疯的人。他耿直孤高，住在一间茅草房中，无儿无女，终日闲游浪荡，卖文为生。他文笔很好，县城许多人都去国营饭店那里请他写诉讼写信，据说只要他写的诉讼都能打赢官司。他不要酬金，只要送他三包春城烟，请他在国营饭店里吃喝一顿。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不见了，他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古董一直存在我脑海里。
　　 我5、6岁的时候身体很弱，常生病。一次，家人正在煮面，我从锅旁走过，脚一闪，身子倾向热锅，锅翻汤泼，我被烫伤，着实急坏父母。一次，随母亲去田地劳动，我蹦蹦跳跳一脚踩空一个仰翻子砸进田里，瞬间变成了个泥人。还有一次随母亲从田地里回来，见路旁有一个筛子，筛子上堆着一蓬秧草，草上放着顶绿军帽，我就拿起来戴上，慌的母亲叫快丢了。回来后就高烧不退，常做恶梦，有几回夜里眼睛发直，痴痴呆呆盯着房顶，大气不出，急得母亲用水才把我灌过神来，后来请了个师傅说是我中邪了，便在家中做了场法事，我才渐渐好起来。7岁的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个叔叔，他见我在本子上乱画，就对说我教你画辆拖拉机吧！他画得真像，我照着他的画，心里模模糊糊地喜欢上了美术。另外有一次跟着父母去他朋友家玩，我看见桌上摆着一个骑摩托的胶皮人，那个胶皮人戴着白色的头盔太好看了，我突然心生歹念就将一只看不见的手伸了出去，临行时慢慢磨蹭到那个小人前，趁大人们不注意一把将它揽进袖口里，脸上一本正经，跟着大人们“且战且退”，心中紧张极了，生怕被当场拿下。出门后，我一个劲的往前冲，砰砰心跳，原来做贼是这样紧张、兴奋啊。读小学时，每当老师说要做个“五讲四美的接班人”时，这个“偷”字一直让那个孩子不安。
　　 收谷子的时候到了，我们家和别家一样，把收割来的谷子争先恐后地挑进这个大广场里囤积晾打。我和很多认识、不认识的小伙伴在草堆上翻滚打闹，别提多好玩了。晚上，我戴上海军帽，手拿小木枪，和外婆一起守在草堆砌成的碉堡里，看守着谷子，我常常将自己幻想成电影中那些威武的哨兵。一次，来了好几个来胡闹的小孩，他们在我家的稻谷堆上翻滚打闹，我生气极了，冲上去和他们打起来，一个小孩力气大将我压在地上，宽厚、善良的老外婆跑过来拉扯不开，急得手忙脚乱，只得喊起来：“冇打了，冇打了！”。我妈赶来的时候，才将这伙“乱臣贼子”驱逐出境。
　　 “看守”谷子的时候，我还认识一个小女孩，她的脾气很好，我和她闹从来不生气。晚上，我叫来比我还小三岁的小伙伴小松和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我当爸爸，小女孩当妈妈，小松当儿子，我们“三口之家”“买菜、煮饭、散步、看电影”玩得开心极了。在稻草上扮演睡觉的时候，小松睡在中间，我们睡在两边，心中模模糊糊地升起一种温馨的感觉。很晚了，那个小女孩要回家了，我忽然有点舍不得她走，就挽留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走了几步忽然回头用小眼睛看了看我就钻过草堆走了，我突然觉得心中空空的，莫名地难过了好几天——那双纯真、可爱的小眼睛一直留在我记忆里。
　　 渐渐地，我成了小伙伴中的领头。他们都叫我“大兵”，我常常扮演成军长，率领“正义之师”和另一帮“坏蛋”在电影院广场、大街小巷展开“激战”。有时，我们跑到细沙堆上盖房子，筑碉堡，有时我带着几个小伙伴满街捡冰棍子，从早到晚捡得满满的一大把拿去冷饮店卖钱，一角二角，我们拿着苦来的钱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去买牛奶冰棍、包谷棒、洋芋粑粑、腌萝卜。哦，电影院对面百货公司旁边有家“国营饭店”的小馆子煮的小锅米线好吃极了，我们常徘徊在那个戴白帽的瘦师傅锅灶前贪婪地望着小锅里的米线，闻着那一缕缕香味，直咽口水。忍不住就死活缠着母亲要吃米线，等到那一碗香喷喷、冒着热气的小锅米线顿在桌前，我总是舍不得吃，吹着热气，闻着香味，再拈起一根细细品尝，觉得世上最好吃的莫过如此了。还有，西豆粉加油条吃一嘴香脆浓热，烧饵块包洋芋粑粑咬一口香辣油润，一直是我们可口的早餐。
　　 8岁的某天，我正在电影院后面和一群孩子打闹，妈妈急急忙忙地走来将我拉回家，一个叔叔坐在家里正和爸爸聊天。叔叔问我：“想不想上学了？”好啊，学校一定是个好玩的地方，那些小孩背着书包的样子还真让人羡慕。就这样，父亲送我上学了。学校名叫盈仓小学，坐落在县城西郊，毗邻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田野，后面青山围绕，侧边流着一条名叫“义通河”的小河。我一进校门，就看见无数和我一样大的小孩，心中充满了兴奋。
　　 上一、二年级时，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木瓜，反应迟钝，性格懦弱，常挨老师批，同学欺负，让每天送我上学的父亲伤透脑筋。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年轻、微胖的周老师教我们算术，我对减法就是弄不懂，一次我的作业做得一塌糊涂，才上课就被老师叫起来站着。周老师又叫我到黑板前做题。只见她大手一挥，就写出个“50”的数字，接着空一格写了个“5”，在“5”后面画上等号，她对我笑了笑，就要在两个数字间画上加或减号，我一阵欣喜，以为她准会画上个加号，那我就一定能算出来，谁知她画了个减号，我顿时头空了，不知道如何借位相减，拿着粉笔在等号后面涂阿涂的，磨蹭了半天，那个5后面的0渐渐变成了一个发光的大圆圈，似要套在脖子上；背脊上长满了眼睛，隐隐听到几个同学的嘲笑声，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为做这道算术题，我这个头号笨蛋耽误了十几分钟，周老师百般开导我还是呆若木鸡，对我敲头拧耳朵都不能将我的半点智慧逼出来。她不经气得七窍生烟，即刻叫一个同学去我家找父母，十多分钟后我母亲赶来，见我木雕雕地傻站在讲台上，不经骂道：“小死娃娃呀，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听老师的话……”唉，我怎么不好好学习了？我在学校里从来不欺负同学，见了老师乖得如只绵羊一样！我心里嘀咕着，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委屈的人。二年级时有次背乘法口诀背不出来，又被周老师罚在教室里背不准回家吃饭，我看着文具盒上的那些数字纷纷变成了一个个小蝌蚪，在我眼前游来晃去，忽然一本书敲在头上：“你又在出神了！”我抬头看是我妈端着一口缸饭来救我。
　　 班上有个姓罗的同学经常欺负我，一次下课他把我扳倒在地骑在我的身上当马骑，恰好父亲来看我见状大怒，轻轻拎起罗同学的耳朵，吼道：“把你爹叫来，你怎么这样欺负我儿子！”就带着他和我去校长办公室。原来父亲和徐校长早年是同学。徐校长了解后严厉地把罗同学批评了一顿，又安慰我好好学习。
　　 3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来了一个名叫崔黎明的愣头小子。这家伙长得短小精悍，还常怀侠义心肠，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一个叫张兴云的同学跟他特别玩得来。一下课，他就神秘兮兮地向我们展示他的铁拳——只见他蹲开马步，气沉丹田，大口呼吸着，将两手缓缓从小腹处提起，接着化掌为拳捏得青筋暴绽，脸红脖子粗，然后站起来叫我们捏拳去碰他的铁锭子——嘿，好家伙，铁如石头，碰得我俩叫疼。这下我们就“拜”在这位铁锭子的门下，早晚“受教”，成了三侠客。